小说的回忆

小说的回忆

每一个爱小说的人都有他自己看小说的有趣的经历。上了年纪的小说爱好者或许更是这样。因为小说对于他就如同良朋旧友一样，时时要勾起他的怀思。当我们读小说时那一度引起的激情消失之后，余下的也同样是更多的回味和忆念。这种回想比起初读时的感受，可能意味更加深长。

我第一次碰上的外国小说就是英国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这或许和许多人童年的经历都相同，因为《鲁滨逊飘流记》在英语文学作品中是一部家弦户诵的小说。但我第一次接触它却不是自己读，而是听大人讲。至今不能忘的是画着满脸胡子背着枪的鲁滨逊的插图。其次是鲁滨逊的仆人礼拜五，这也是听故事时最觉得津津有味的一个人物。有人说鲁滨逊对待礼拜五就像一个天生的主人公，这一点似乎反映了作者的殖民主义思想。但我以为鲁滨逊和礼拜五的相处还是不错的，在一个荒岛上出现了礼拜五这个人物，故事情节就容易展开了。如果说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们也应当钦佩作者那种冷静的有层次的叙事才能。他描写一个独处无人荒岛的人能够这样从容应变和重建生活，正是这一点才使鲁滨逊这个形象赢得了无数青年读者对他的喜爱。在今天一个人如果住在荒岛上，他所能掌握的应付自然的能力远远不是鲁滨逊所能梦想得到的。可是鲁滨逊的坚毅、冷静和勇敢却使他永远成为小说中的一个成功的典型。我国早在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一九○五年，这部小说就有林琴南的译本，今天沿用的《鲁滨逊飘流记》就是根据他的翻译。不过鲁滨逊的故事究竟不适合于用文言文传译，所以它在林译中就不很出色。

有一个时期英国狄更斯两部小说《双城记》和《大卫•科波菲尔》曾经作为学校学习的课本。虽然《双城记》这部小说很有名，情节也热闹，但是正因为这一点使我觉得它的感情不是很深沉，而倒有点像“闹剧”的味道。至于《大卫•科波菲尔》，我以为这是一部我们最应该在年轻时读的小说。狄更斯的作品，当你进入晚年以后，你可能不会再想去读。可是你如果年轻时读过，它将在你一生中留下难以遗忘的印象。《大卫•科波菲尔》最吸引人的不是它的主人公大卫，而是围绕着大卫出现的那许多人物。谁能忘记那个好心肠永远乐观的米考贝先生？无怪乎米考贝这个名字也上了英语字典，成为专门的词汇了。还有那个小爱弥丽，她的轻盈、天真、活泼也真讨人欢喜。可惜小说偏偏让她的结局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悲剧。这样我们在为她感到惋惜、同情的时候，又总是记起她那最初出场时的天真的形象。我这样说是要说明狄更斯正因为出于对下层人物的爱，和对他们生活中快乐和不幸的深刻的了解，所以在我们心中激起的总是温暖的感觉。《大卫•科波菲尔》最早有林琴南名为《块肉余生》的译本。它和林译的头一部外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是同样有名，为老一辈读者所熟悉的。师承桐城义法的旧文家林琴南，在那个还不相信西洋也有文学艺术的时代，他自己通过别人的口译开阔了眼界，而当时许多中国的读书人也由于他的介绍而增长了见识。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桐城派的古文家，颇有点不伦不类地把狄更斯比之于写《史记》的伟大史家司马迁。不过林琴南有些见识在当时还是难能可贵的。他在狄更斯另一部小说《孝女耐儿传》的译序上说：“余尝静处一室，可经月，户外家人足音颇能辨之了了，而余固未之接也。今我同志数君子，偶举西士之文字示余，余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亦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这说的还有点道理。可是他历举文章的各种手法之后，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独未若狄更斯文字之奇特。”这种对于狄更斯的评价显然不是很恰当，不过我们不能苛求林琴南，因为他的见解自然是受了他所处的时代的限制，而他和他的合作者介绍外国小说到中国的功绩却是不可抹煞的。

鲁迅先生离开仙台再回东京后参加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虽稍后于林译但也列入晚清时期的翻译作品中。我自然没有赶上这时代，直到三十年代我才读到，此外还有用白话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后者是商务出版的，那时还容易得到。《域外小说集》有上海群益书社民国九年的重版本，三十年代也有出售，不过若保存到今天也就很珍贵的了。《域外小说集》中，鲁迅先生只有三篇译文。我所喜爱的王尔德的童话小说《快乐王子》却不在这三篇之内。可是《现代日本小说集》中，我喜欢的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和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这两篇，却都是鲁迅先生翻译的。这两篇中的前者，我相信爱读和受感动的决不止我一个人。大约后来还选入语文课本里。有岛武郎用着像遗书的形式，对他幼小的儿子说他们亡故母亲的事情，这真是一篇文情并至感人至深的文章。我不能忘记作者写他的小儿子怎样每天早上走进书斋，对着他们母亲的遗像天真快活地说：“亲娘，早上好！”谁读到这里不被感动得想掉下眼泪？可是作者带给他的幼小者的并不只是悲伤，他给他们爱和希望，这就是表现在文章最后那一句话：“去罢，奋然的幼小者呵。”我们中国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千载以下传诵人口，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名篇，后来袁枚的《祭妹文》虽然并非无真情，但却使人感到，是在做文章。日本文学中缺少这样的传统，所以像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所表达的就是真情，它的感人的地方也全在于真情。《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这个短篇我初读时对它的历史背景是不理解的。可是这个古怪的武士形象，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个本来应当以身殉职的武士，不顾四周的辱骂和耻笑只是顽固地要活下去，手砍了，脚也砍了，一次一次问他，还是回答“要活”。作者本来是抱着悲观思想看待人类，可是他却借着三浦右卫门这个奇特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人对于生的坚强执着。这是小说写得最成功的地方，所以这个历史产生的怪物却也有它的典型意义。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鲁迅先生还翻译有夏目漱石的两个短篇。其中《克莱喀先生》是我以后才注意去读的。克莱喀（W.J.Craig）是英国著名的莎士比亚学者，本世纪初主编亚覃版莎士比亚（Arden Shakespeare）极负盛名。克氏死后亚覃版继续修订出版，在新版上还保留着作为创始者的克氏的名字。夏目留学英国期间曾经是克莱喀的私人学生，在这篇小文里，他用他独有的清新幽默的笔调，给这个可爱而又有点古怪的老学者勾勒出一幅神态逼真的肖像。文章的格调就像作者的长篇名作《我是猫》。当鲁迅先生在东京的时候，《我是猫》正在报上连载发表。不过我们没有看到鲁迅先生再提起夏目漱石，看来他不是很喜欢他的作品。

早期用白话翻译的外国小说中，伍光建译的《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是一部有着独特译文风格的译本，在当时和以后都很有名。伍光建好像还是严复的学生，他翻译这部小说用的是君朔这个名字。后来沈雁冰先生为商务印书馆给译本加上注。三十年代沈先生又在鲁迅先生主编的《译文》月刊上撰文评介。沈先生对照英译本，指出伍译有删节，不过据说所省略大半是修饰辞句。伍译的最大特色是文字简洁利落，他又善于继承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语言风格，用这样的文字翻译三个火枪手的故事自然最合适也最能传神。我曾两次读过，现在一些情节是记不起了，可是小说中有一些场景却至今历历如在眼前。譬如月夜寻访比东刽子手那一节写得阴森怕人，几十年后回想还有点毛骨悚然。现在这部小说有全译本了，可是我想念的还是我读过的《侠隐记》。实在说，像这样有特色的译本是不怕重复，还是有重印重读的价值。

在那时只要是读小说，几个英国女小说家的作品总是要读到的。这些作品中有：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查洛特•布朗蒂的《简•爱》和爱弥丽•布朗蒂的《呼啸山庄》。我一度曾是奥斯丁小说的热爱者。她的精湛的小说艺术和技巧，我觉得竟可以媲美于莎士比亚的喜剧。她的小说也是最经得起重读的，你读一次有一次新的发现。我总觉我好像欠了什么，因为我没有对这位可以称为永恒的艺术家说些什么。查洛特•布朗蒂的《简•爱》从气质上说跟奥斯丁又大不相同了。这部小说三十年代由李霁野译出，连载于郑振铎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库》上。现在电影《简•爱》还是沿用李先生的旧译。著名的《天演论》译者严复曾说：“一名之立岁月蹉跎。”这说的是翻译家的甘苦。像简•爱这个译名正因为译得好，所以就能长久流传。对于认真的译者“岁月蹉跎”不是没有收获的。在这部小说里，简•爱的困苦的幼年和她那永不屈服的性格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同情。布朗蒂姊妹的离群索居、忍受孤寂和不幸的生活对她们塑造的典型有很大的关系。但在查洛特则塑造了一个桀骜不驯的简•爱，而在爱弥丽却又迸发出像卡塞琳和希思克利夫那种几乎难以理喻的感情。在这一点上，爱弥丽•布朗蒂在这些女性小说家中也许更具有诗人的气质。因为她不是以超特的小说艺术吸引你，她使你赞叹的是像风暴一般的激情。因此她更像是一个诗人的小说家。

古人说名誉生于朋友，这是句有意思的名言，但是我在这里却要借它打一个比喻。我想说：好书也是靠朋友的传播。这种传播不必是长篇大论，它往往只是在咳唾片语之间使你默然受了感示。这比起从文学史上按图索骥一本一本地读要有意思得多。当然文学史也有它的用处，也是不能少的。我特别要说的一次经历就是我怎样开始读现代英国作家阿•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小说。有一个时期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可读的了。正在清华研究院读书的魏君说：“可以读一读阿•赫胥黎的《旋律和对位》（Point Counter point）。阿•赫胥黎就是严译《天演论》著者托玛斯•赫胥黎的孙子。他是一个诗人、小说家、批评家，跟生物学家的兄弟玖•赫胥黎同负盛名。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在英国的上流社会中，特别是在伦敦的上流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彷徨空虚的思想。人们对生活感到厌倦，有些人则沉溺于感官刺激。他们想借此逃避现实，可是得到的往往是更大的痛苦。科学和现代文明没有给人带来幸福，近代的心理分析学说教人们学会了反省自己，但是这也没有使他解脱，而是像恶性循环一样使烦恼日益加深。在《旋律和对位》中，作者精心描摹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甚至也自我嘲讽地会想到大英帝国的富强繁盛是建筑在对殖民地印度的残酷压迫和掠夺上。但是这种内心的反省并没有使他们怀疑到制度本身——资本主义的贪婪本质。这样，这些伦敦上流社会中有着高度文化教养和精致艺术趣味的人物，在一刹那的自我嘲讽之后，依然心安理得地躺在从海外掠夺回来的财富上面，过他们的寄生生活。生活对他们厌烦到即使音乐厅里正精彩演出的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也未能使他们的灵魂感受震荡。作者以他锋利的笔调和时时出现的妙趣横生的篇章，使小说如此之引人入胜。可惜的是他所呈现的却是一幅连他自己也无法解答的日趋没落的文明社会的图景。

赫胥黎在小说艺术上也有创新，但无论是小说主题或是小说技巧较之今天西方盛行的各种流派都大不相同。今天人们通过意识流这样的艺术手法，从对自我的探索中所反映出来的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是更加深化了。在这个意义上，三十年代的赫胥黎就显得温和得多，而且几乎有点近于“古典”的了。这样，我们可以说我们阅读小说的历程同样地也反映出由于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趣味和对小说的认识理解跟时代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七十年代末青年读者中，有三部外国小说是广泛流行的。这三部小说是：《红与黑》、《基度山伯爵》和美国小说《飘》。对于这一倾向，一些老年人感到困惑，因为他们觉得这跟他们自己阅读小说的历程是这样的不相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以为这主要是“四人帮”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造成的后果。青年人迫切地要求读书，但是由于多年来的知识荒，他们的视界受到了限制，他们也缺乏准确的鉴赏和辨别的能力。这三部作品中，《红与黑》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也决不只是追欢逐爱之作。《基度山伯爵》我则同意一些人的分析，只是一部通俗小说，至多不过二流吧。至于《飘》在美国文学中将占怎样的地位，还有待于时间的证明。如果我们的青年不仅能看司汤达、大仲马，同时也读托尔斯泰、塞万提斯，以至笛福、狄更斯、巴尔扎克，那么他们的视野就会扩大了，他们在小说这一门艺术中所得到的享受就会更加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