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后二三事
□ 胡中柱
一部《高考1977》上映后，搅动了积淀了三十余年的尘封往事。一时，有人自豪于当年的一飞冲天；有人抱怨自己当年的领导比电影中的老迟更顽固而无人性；有人庆幸于当年“额角头碰着天花板”……其实，就当年而言，1977、1978两级的考生集中了自“文革”开始而丧失了高考权利的人，共有十余届之多，而录取名额只有区区二十余万，大概比现在的研究生还要少罢？当时的大学生也确实可以用“天之骄子”来形容。1980年的暑假，在黄山景区，连邓公的保卫人员对于前来要求合影签名的佩戴着校徽的大学生都不怎么阻挡了，何况其他。考上的人都有一段过五关、斩六将的事迹可以说道说道。“好汉不提当年勇”，就笔者而言，倒是有两桩考后的事情，一直铭记于心。
一件是在公交车上。当时从蜗居到学校要先在市宫搭18路到虹口公园（现称鲁迅公园），然后换乘9路到复旦校园。两程均不算短，花费时间不少。就读时期，诸科目均无大碍，唯独英语，因为未曾学过（中学学的是俄语），显得有些吃力（1977级高考时没有英语科目，1978级虽有但不计入总分）。故在公交车上，经常掏出单词卡默默地记诵。一次在9路车上车不久，又习惯性地装模作样地背单词了，这时身后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道：“大学生，我要下车了，你坐我的位子读书吧。”回头见是位中年师傅，谢过他的好意后便坐了，待到站要下车了，抬头一看，这位师傅仍站在我身后，见我显出窘态，他连连说：“我就到了，我就到了。”其实，再过去就是终点站五角场了。从那时开始，我就相信，“胸中升起一股暖流”是真的会发生的。
另一次是在大街上。一个周日，从图书馆出来，碰到一位面容清癯的老者，见我戴着校徽，便道：“你是复旦学生呀，能否帮忙到我家去一下，不远。”当然可以了。步行约四五分钟，到其家后，老者拿出一个包裹说：“我孙子是复旦××系的，包裹上有宿舍地址，请你帮忙送一下好吗？东西不算重，省得我老头子跑一趟了。”除了表示感谢之外，老人家没有问一下我是什么系的，连让他孙子收到东西打个电话之类的话都没说。东西确实不重，对于我这个曾在农场挑过300斤稻谷进仓的人来说，根本不是负担，可是这份信任却是如此的沉甸甸。是的，是他要我帮忙办事。可在“不要与陌生人说话”的现实中，一想起此事，却使我由衷地感激这位信任人的可敬老人。快30年了，愿好人长寿。
文化水准与文化道德不可相提并论，可是在大众心目中，却往往是一回事，所以知识分子如果堕落，就让人加倍地鄙视。现在高校扩大招生，就以上海而论，从1977、1978级的百分之几一下到了百分之七八十。人说大学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大学生的素质已经严重地下降了。也许这是事实，但是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想对所有的在校生说，不要忘了知识分子的天职，不要让素质下降出现在你的身上。
（2009年6月20日3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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