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世纪老人风范永驻

世纪老人　风范永驻——周谷城同志传略

前　　言

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名誉主席，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家周谷城同志，因病于1996年11月10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

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周谷城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上海考察工作期间，曾前往华东医院探望住院的周谷城同志。在周谷城病危和逝世后，江泽民委托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前往医院看望，并慰问他的亲属。

周谷城同志逝世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农工民主党中央、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等，也以不同形式对周谷城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在他患病期间和逝世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老同志，也曾到医院看望或打电话、发唁电向周谷城同志亲属表示慰问。

11月20日，周谷城同志遗体在沪火化。大厅里没有花圈，没有挽联。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的周谷城同志遗体上覆盖着素洁的白绸。为他送行的，只有与他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夫人李冰伯女士和亲属。这一切，都是遵照周谷城同志嘱咐和遗愿安排的。

早在1990年11月和1992年3月，进入桑榆之年的他，曾分别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给全国人大的信中他写道：“谷城去世后，不要告别仪式，不要骨灰。一切书籍、文物交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在给上海市人大领导的信，他的态度更坚定：“谷城万一不幸，与世长辞，请不要开追悼会，不要告别仪式，不要骨灰，只须通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行了。”在他病重住院期间，多次语重心长地对夫人和儿子说：“我是唯物主义者，我死了以后，什么都不要搞。比如遗体告别、追悼会等等，也不要设灵堂，不要戴黑纱。火化后，骨灰也不要保留，你们一定要照办。”在最后的弥留时刻，稍有清醒，他便再三恳切地嘱咐：“我过去讲的都记住了吗？……”直到夫人肯定地点点头，他才满意地合上眼睛。

一位一生追求真理和光明，一生为国家科学民主、繁荣富强奋斗大半个世纪；一生与人民、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一生以学识渊博治学育人；一生自塑高尚完美的人格；一生浩然正气、高风亮节的周谷老，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走完最后的历程时，面对死亡如此坦然、轻松和潇洒，莫不令世人叹服和敬仰！

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

周谷城1898年生于湖南益阳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他曾说，他自小儿入学后，就是“站在贫农一边反抗富豪的”。早年，他就是一位激进的热血青年。

1905年，年幼的周谷城，由族人送到周氏“族学”读书，接触中国古典经学，饱读《论语》、《尔雅》、《春秋》等十经。那时“族学”已开始渐入土洋结合时代。他还读了一些其他史书和集子。这些中国的文化遗产，为他奠定了“写文章到了一个较清白的程度”。

经过“族学”的八年培养，周谷城到了“求学的黄金时代”。15岁的他，离开家乡到省城长沙，考取了一所中学。开始学代数、算术、英文、三角几何、物理、动植物以及生理卫生和音乐图画等洋课程。他说他天性喜欢新东西，对门门科学都感兴趣，如饥似渴地学。除国文外，尤其对英文抓得很紧，学得“蛮好”，甚至还模仿外国人演讲，并组织了一个英语学会，自任会长。他把学到的汉文学知识融入作文，一位老师阅卷一看，不由吃惊地说：“啊呀，周谷城的古文不错。”他的文章总被老师批在95分以上，甚至100分。

1917年中学毕业了。周谷城原想报考北京大学，准备学政治。鉴于家庭贫困，无力支持学杂费和生活费。于是，他只能选择公费供吃住、条件优越的北京高等师范。令他未想到的是，北师在湖南只招收六名学生，而湖南报考的学生竟达150人之多。湖南就地考试发榜时，周谷城竟没入围，幸好排在备取生前列。于是，他“拼命挤到北京”等待候补进校。命运之神向他走来，恰巧有三名录取生因种种原因放弃入学，周谷城终于如愿被北大英语部候补录取。英语部上课用英语，学教育史、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

此时，恰逢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各校学生天天罢课。周谷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起“火烧赵家楼”，遭到北洋军政府的驱赶和追捕。在学潮的推动下，学生们又趁势把一个没有学问来华混饭的美国教员赶走。而周谷城则利用学运空闲机会，读了许多课外书籍。

在“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感召下，学生思想大解放，各种思潮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周谷城除阅读了一些宣传共产主义的著作、文章，同时还读了些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著作、胡适等人提倡民主思想的文章，以及杜威、柏格森、罗素、詹姆士等人的哲学著作。周谷城后来回忆说：“我有一个怪脾气，什么都不易影响我……但，说我没有倾向性则不见得，我还是有倾向性的。”他说，当时“读书破万卷”，“共产主义的我爱看”。然而“我年轻狂妄，什么都看不起，只赞成自家的”。为了显示个人观点和才能，他组织了三位同学与清华大学三个人开了一个辩论会。周谷城出题是：“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表现了他“倾向阶级斗争”的观点。

1921年，毕业走出北京高等师范，周谷城回到湖南，在长沙省立第一师范教学。毛泽东在小学部教书，周谷城则任师范部教员，两人成了一校同事，并建立了友谊。周谷城在毛泽东的思想影响下，开始研究《资本论》。两年后，经过对社会农村调查，周谷城写了一篇题为《论租谷》和一篇名为《农村社会新论》的论文，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农村中的阶级剥削现状，从而引起社会不同反响，自此，周谷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实际行动投入了革命洪流，参加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一系列活动和斗争。

他与毛泽东经常促膝交流思想，在毛泽东引领下，周谷城走向农民、走向工人、走向劳苦大众。他当过省农民协会顾问、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秘书，当过省农民讲习所讲师，当过自修大学性质的船山学社教师。深入最基层，了解并掌握了大量实际状况，鼓吹农民起来反抗斗争，从而引起地方势力的仇视。1927年春他被返去汉口，又遇汉口当局针对人民群众的反抗采取所谓“清手”镇压。周谷城毫不畏惧，在毛泽东鼓励下，把在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写的讲稿，用题为《农村社会之新观察》改写的长篇论文，发表在《中央日报》上，连载了一个星期。揭露农村黑暗的剥削和压迫，用剩余价值理论深入分析，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唤起民众。文章发表后，毛泽东赞誉是花了功夫的好文章，邓演达看了也很感兴趣，极为赞赏。后来邓演达要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到河南前线去做地下工作时，拟邀请周谷城出任河南农民地下组织的秘书，周谷城因病未去。不久谣传四起，传说反动派要捉拿汉口写文章的那个共产党。殊不知，此时周谷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早已逃离汉口到达了上海。

大革命失败，邓演达准备另组新党，到一些国家考察回国后，通过章伯钧联系，曾相约周谷城也为发起人，重振旗鼓。周谷城便为临时行动委员会出版的刊物《革命行动》撰文支持。

周谷城来到大都市的上海，译一些苏联著作或为报刊自由撰稿谋生。不久，他着手创办一份周刊《正理报》，并为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刊物撰稿。开始著文批判买办哲学，并埋头撰写《中国社会之演变》、《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现状》，三本著作相继问世。他还与许德珩等人士组成社会科学研究会，借此向社会推出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翻译书籍。

在他参与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活动期间，周谷城积极向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而周边形势则给他很大压迫，他硬是顶着，在这种形势下，周谷城结识了中山大学一位教授、系主任。此人，想去从政当官，便邀请周谷城去中山大学顶其职务。周谷城也就应诺去当了社会系主任。他利用学校规定的、系主任可以自行聘用教授的权力，邀请了几位志同道合教师，在他的领导下，对学生全部采用进步课程施教。周谷城亲自讲授《共产党宣言》，轰动了全校师生，声势浩大，影响深远，越出了校园，引来受淞沪战争影响的100多位上海学生到中山借读听课，竟被广州当局诬为引进共产党，破坏学校。周谷城说，此时的中山大学变成了“赤色大学”，然而，周谷城的教学方针和内容惹来麻烦，不断收到恐吓信，甚至直面手枪的威胁。

在又陷入危难之际，暨南大学的朋友邀请他到该校任教。1933年，周谷城再次被迫移地从教。在暨南，他教过《比较逻辑学》，教过《世界史》、《世界史学史》等课程。因为他始终不谕坚持爱国民主理念，同样遭到校内外一些持反动立场教授的诬蔑攻击。说他是拿着苏俄卢布写《中国通史》，说他的《中国社会史论》里有马克思主义毒素。在暨南大学他更不言怯退，与反动势力斗争坚持了近10年之久。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国难当头年代，周谷城在重重危围之中，积极向沦陷区青年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一直被敌伪势力所监视。在潜赴大后方时，不幸遭日伪逮捕，在杭州被拘禁了37天，在友人营救下保释。

1942年，周谷城经陈望道和张志让的介绍，走进了教学生涯最后一站——复旦校园。校方原安排周谷城教《中国政治史》，因为他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救国受到一个反动的系主任竭力反对和阻挠，便转到新闻系教《英文报纸分析》，仍然受到诽谤和干扰。周谷城毫不畏惧，勇敢地采取各种方式，为民主救国而战。他还分别帮助陶行知、翦伯赞、侯外庐、邓初民等开办夜大学。被聘为“民主政团同盟”当顾问，参与民主党派工作。帮助陶行知研究草拟了拥护成立联合政府组织宣言，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在流离颠沛的30年代，他还完成了《中国通史》一书。在他职业从教和参加民主救国斗争遭到威胁迫害的严重关头，中共地下组织和复旦不少学生给予他热情的道义支持。对他说：“周先生只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不教书一样有影响！”

1946年抗战胜利，周谷城从重庆随校回到上海，主讲《世界通史》。他原计划写四卷本的《世界通史》，由于抗战和环境的动荡，问世三卷后便再也无法续笔下去。新中国成立后，也因种种原因，直到他去世，也未能写出第四卷。

随着解放战争打响，解放区的不断壮大，在人民革命节节胜利大好形势鼓舞下，周谷城越来越看清蒋家王朝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的反动性和疯狂性。周谷城鼓足勇气和信心，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宣言，给国民党反动派沉重打击。他还参与沈体兰、张志让等人组织的、由上海各高校进步教授组成的地下组织“教授联谊会”，统一行动反蒋。

1947年元旦，周谷城和洪深、周予同等37位教授，联合发表《正告美国政府意见书》，严正指出，中国学生的抗暴行动，“按之正义与政治上之需要，均甚正确，应予声援”，大声疾呼支持学生。5月26日，上海“国权路血案”发生以后，复旦学生罢课，教授罢教。上海市当局出动军警封闭了报道复旦学潮的《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并进行全市大逮捕，逮捕了11名复旦学生。周谷城、陈望道、陈子展等90余位教授联合发表罢教宣言，以示抗议。反动当局对学校施压，校长章益只能迫劝周谷城和陈望道，分别卸去史地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职务。

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学生和教职人员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斗争越来越白热化。周谷城虽被免去主任一职，但他依然不顾有关方面警告，“我行我素”。为学生作报告，积极鼓动以学生为主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建立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由于周谷城的不屈不挠、冲锋在前，他成了当年上海著名的民主教授之一。中共地下党组织指定他和陈望道、潘震亚三人为接收复旦大学的代表，迎接上海的解放。

1949年4月26日，危在旦夕的国民党上海当局，面对汹涌的学生斗争，又采取了一次空前的疯狂大逮捕。复旦是上海高校学生和教师被捕为数最多的校园，是遭受反动势力镇压的重灾区，一个早晨便抓走了83名学生。

当时，周谷城一家住在复旦教师宿舍。这天清晨，他听到外面有枪声，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向外张望，只见许多军警如狼似虎，端着枪瞄准一幢幢学生和教师宿舍。周谷城旋即转身，沉着镇定地安慰夫人李冰伯。说：“这是蒋介石放的起身炮，他们要逃到台湾去！”他不慌不忙洗漱干净，打好领带，穿上西装，准备迎战。果然，一会儿军警咚咚地擂门。周谷城从容挺身，昂然登上一辆挤满学生的红颜色囚车，被押送到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

为营救被关押的学生教师，复旦大学和上海一些高校发动空前的罢教罢课。校长章益闻讯赶到，四处奔走，千方百计与国民党当局斡旋。迫于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上海市民强烈的反对态势以及广泛的社会舆论，内外交困的国民党反动派，不得不作出退让。由学校出面，周谷城被保释回校“严加看管”，听候随时传讯。这是周谷城30年代在杭州遭日伪逮捕那次保释后的又一次所谓“保释”。

周谷城回忆说：“一直到5月26日上海解放，一个月的时间度日如年，每日忧虑传讯到来。”而他内心则更渴望黎明的早日到来。

在为他执教70周年的一次纪念活动上，他把自己毕生所从事的事业和对理想的追求，精辟概括了八个字：“教学、科研、反帝、爱国。”

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1949年5月26日早晨，在零零星星枪声中，周谷城走出家门，亲眼目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足穿布鞋，军装也不是美式，手榴弹挎在身上。”

解放没几天，陈毅同志便召集各界代表人士数百人，到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开座谈会。吴有训和陈望道率先发言，第三位就轮到周谷城，他觉得异常荣幸，由衷地说：“如果5月26日解放军不来，我硬会害神经病，天天以为是传讯的。好了，5月26日上海解放了。”陈毅立即插话：“不是解放，是会师。你们知识分子从里头打出来，我们背枪的从外面打进来。”陈毅形象的比喻，对上海知识分子给予很高的评价，引起与会者一阵会心的笑声，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时过不久，接着召开上海教育工作者协会开会，陈毅指名由周谷城担任会议主席，陈毅和粟裕又以军管会名义颁布命令，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周谷城为校务委员兼教务长。对共产党给予的信任，人民政府的委托，周谷城教书办公认真，越干越起劲。他动员学生南下参军，支援解放全中国，学生们热情很高，积极报名，一次动员就去了700多名。别的老师不愿意教的课他教，他还以教务长身份着手制订“考试舞弊，成绩作废”等制度，树立新校风。在政府调整院系工作中，周谷城积极配合协助，解决遇到的许多问题。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界代表走进中南海会聚一堂，共商建国大计。周谷城应邀参加。他与郭沫若、马寅初、李达、王稼祥、张奚若、洪深、欧阳予倩等编在一组。从此，为他奠定了与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牢固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亲密合作的战斗友谊。

最为光彩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是他和湖南同乡毛泽东的交往与友谊。

1921年，他与毛泽东同在长沙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两人交往颇深，相互之间多有共同的志愿和共同的语言。受毛泽东的感染和启发，周谷城特地托人从日本购来一套英文版和一套德文版的《资本论》偷偷阅读。学校里也只有毛泽东一人知道周谷城在研读《资本论》。有一次两人交谈时，毛泽东敏感地提醒周谷城，怕不怕出麻烦。周谷城回答说：“我不相信有麻烦。”毛泽东关切周谷城，周谷城信任毛泽东，两位唯物主义者不时碰撞出友谊的火花。

为了探索中国的未来，解救中国人民的苦难，他们先后离开长沙，离开湖南老家，各奔一方，再也难以会面，但未中断关系，只是从时局和形势的发展中传递着各人的现状和战斗友谊。抗战前夕，毛泽东曾写信给周谷城，号召团结抗日。当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后，周谷城通过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表示，坚决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愿为此而效力。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周谷城也在重庆，分别了18年的老朋友得以相会。在孙科举行的一次欢迎毛泽东的茶话会入口处，人群中毛泽东认出了周谷城，两人作了简短而仓促的交谈。他问毛泽东过去的病好了没有，毛泽东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毛泽东知道他在上海复旦执教时，高兴地点头说：“复旦可是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据点啊，是大后方著名的民主堡垒呢！”隔了几天，周谷城又与徐冰、侯外庐、翦伯赞等，到张治中住宅同毛泽东见面交谈。他们再次匆匆告别，直到新中国成立，又是四年多时光。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每当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开会，或者周谷城因公务赴京，常常接到毛泽东的约谈电话，有时一聊数小时。周谷城回忆说，叙谈没有主题，也无拘束，想谈什么就谈什么。毛泽东常常留他吃饭，两人共桌，边吃边谈。1958年冬，一天已经半夜，周谷城突然接到电话，要他立即去东湖宾馆。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黄赤波负责接待对他说，毛主席约你，还约新民晚报社社长赵超构（林放）和民盟上海市委主委谈家桢去杭州。三人到齐后，随即到机场，登上毛泽东专机飞往杭州。一见面，毛泽东像以往每次见面一样，对周谷城开口第一句话：“又碰到了。”一句朴实的话语，浸润着老朋友的亲密之情。毛泽东与他们无拘无束、天南地北聊了一个通宵，次日又设宴共餐。

1956年一天，在北京与毛泽东聊完天，毛泽东问他能不能一起去游泳。周谷城说：“少年时在小河、池塘里可以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能不能浮得起来。”毛泽东喜欢游泳。毛泽东招手叫他游过去，周谷城回应说：“我这个人很笨，既不能深入浅出，又不能由浅入深。”说罢，两人相对哈哈大笑。周谷城回忆道：“想不到后来批斗我时，竟有人引用这句话，说我反对毛泽东思想！”

一次毛泽东到上海，陈毅在锦江饭店设便宴，饭毕，又到小礼堂观看讲述李自成的一部历史剧。毛泽东不坐事先为他准备的大沙发，随意拉着周谷城一起坐到中间一排小椅子上。毛泽东笑着对周谷城说：“我们就甘居中游吧。”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周谷城等一批知名人士。周谷城感慨之余，诗兴大发，填词一首《献忠心——五一节晋见毛主席》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毛泽东看了，当即请周谷城单独叙谈，他们从下午3点一直聊到晚上，由诗词转而谈政治，洋洋洒洒，天马行空。两人以严密的逻辑推理，纵论历史人文知识，不觉时过三个小时，言犹不尽，两人又在一张小桌上边吃边谈。当周谷城偶然说起邓演达往事时，毛泽东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五十年代一次国务会议上，周谷城说了一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话，毛泽东连忙说：“这句话说得很好啊！”之后，先在1957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中首次被采用，第二次便索性以周谷城这句话作为社论标题使用。周谷城说：“这是主席在鼓励人哪！”是年5月，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制定的总路线也把这两句话写入标题之中。

他俩无话不谈，无事不讲。有一次见面，周谷城提到当年在北京求学时，举办的那次与清华学生的辩论会，讲了几分钟还没讲完，毛泽东打断周谷城的话，说：“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呀！”言下之意是，周谷城也研究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站在贫苦人一边，立场没有搞错。谈到工作与休息，周谷城对毛泽东说，他历来主张要劳逸结合，有张有弛。毛泽东回应表示：“我是一张一弛的。”周谷城接着说：“做工作，作书画，动脑筋，都是劳，都是张；一旦工作取得成功，就转为逸，转为弛。由于我坚持劳逸结合，因此，心情总是愉快的。”

见面时毛泽东多次询问周谷城需要什么帮助。周谷城回答说：“我是一个教书匠，别的事情我做不了，教书就挺好，不需要什么帮助。”他接着向毛泽东解释：“受人之惠则欠人情。人是要有满足感，否则欲壑难填啊！”毛泽东予以默许，点点头表示理解。

周谷城、毛泽东两人的频繁坦诚交往，达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他回忆说：主席和我曾经是同事，有过一段故情。“和他在一起，像和老同事在一起一样，一点儿感不到有什么特别，一点儿感不到有什么拘束。我们一块儿谈笑，一块儿抽烟，一块儿吃饭”。主席谈话总是谈笑风生，很谦逊，没有架子。

1965年在上海太原别墅9号楼里，他们畅谈哲学，畅谈旧体诗。聊天中，周谷城用湖南乡音吟诵李商隐七律《马嵬》，兴许过于激动，诵完前六句，竟然语塞，一时记不起后面两句。毛泽东随口而出，接着为他作了补诵，周谷城紧随其后复吟。他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毛泽东微微一笑了之。然而，这次水融交合、天马行空的聊天，竟成他俩“又碰到了”的最后的一次。

毛泽东逝世时，周谷城赋七律一首《哀悼毛主席逝世》：

阴沉一霎朔风号，领袖惊传别我曹。
抢地吁天呼不应，伤心惨目泪如潮。
五洲魑魅焰仍在，百国工农志不挠。
且化悲哀为力量，继承遗志夺高标。

诗，寄托了周谷城对毛泽东的深情厚谊，抒发了他忧国忧民的悲愤之情，痛斥那些野心家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

周谷城很尊重周恩来，同声相应，情有独钟，结下深厚的友谊。周恩来也非常尊重、佩服周谷城的为人，高度赞扬周谷城作为民主战士的斗争精神，更崇敬他的学术成就。

粉碎“四人帮”后，78岁的周谷城“甘居决不在中游”。他在农工党中央党刊《前进》上发表文章，回顾中国现代历史经验时指出：各民主党派“要想有所成就，非争取共产党领导不可”。“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几乎一事无成。反之，有了共产党的领导，都能做得好”。他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他对学生们说：“邓小平同志说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也是学术上的指针。”他敬仰邓小平的智慧，响应邓小平“一切向前看”的号召，捐弃前嫌，言传身教，竭力维护共产党的领导。

1986年底，针对社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周谷城旗帜鲜明地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是一朵花。”他深刻阐述道：“如果否定我国人民现在享受到的，经过前人英勇奋斗才得到的民主权利，而去效法西方人自己都未必完全满意的东西，那只会使我们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利重新丧失。”表明了他坚持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邓小平著文说：“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邓小平在另一次谈话时再次肯定：“民主党派是好的，周谷城始终是好的。”周谷城听了，感慨地说：“小平同志‘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者。我是一个普通的爱国民主人士，得到小平同志的容纳，我有说话的勇气了。”

有一次周谷城赴京开会，上海某高校委托他转请邓小平题写校名。坐在邓小平后排的周谷城，发现身旁一位与会者比他和邓小平更熟识，他便请这位同志代讲。邓小平回过头来微笑着问，是哪一位要题字？听说是周谷城，邓小平立即拿起笔题好校名给了周谷城。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93岁的周谷城听了，感到无限欣慰。

1985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前往周谷城寓所拜访。一见面，江泽民就握着周谷城的双手，真挚地说：“周谷老，你是同毛主席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共事的，我非常敬仰您！”落座后江泽民接着说：“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读过您的书。现在真想再花一点时间复习一下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周谷城对江泽民说：“我是个教书匠，吃了一辈子的粉笔灰，写的主要是历史书，得到了毛主席的鼓励。”周谷城听江泽民要重温历史著作，想起有一本英文版的世界史教科书，进书房没找到。江泽民见书架上有许多外文书籍，一一念出书名，周谷城很高兴地对江泽民说：“你英文、俄文、德文都很好啊！”江泽民与周谷城谈政治、谈经济、谈哲学，由时事谈到市政，由民俗谈到诗词。海阔天空，纵横驰骋，无话不谈。后来周谷城找到那本英文版世界史教科书，为成人之美，请人去送给江泽民，令江泽民备加珍爱。

过了一段时间，周谷城偕夫人前往江泽民家回访。下午5点许，江泽民赶回家，刚下车，见周氏夫妇已在他家门口等候，江泽民急忙小跑迎上去，扶着周谷城高兴地说：“谷老，您是前辈，来看我，真是不敢当。”说着，把周谷城扶进门。从此，但凡由周谷城主持举行学术会议，或民主党派座谈会，只要周谷城出面邀请，江泽民几乎是有求必应。周谷城称赞江泽民平易近人，重感情，尊重老同志。他说：“这不是偶然的，他自己就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

1994年5月5日，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来沪到华东医院看望周谷城等几位老同志，年已97高龄坐在轮椅上的周谷城便早早迎候。江泽民对周谷城亲切地说：“您比我想象的还要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希望你安心休养，健康长寿。”这次，江泽民在周谷城病房逗留的时间特别长，两人有说不完的话。看完其他老同志后，江泽民重返回来，又向周谷城全家致以问候。

周谷城早年就结识邓演达，在邓演达的影响下，加入了农工民主党前身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周谷城在革命洪流里，在工作与战斗中，在教学、学术生涯里，结识许许多多的革命家、著名人士，与中共三代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94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到华东医院看望周谷城，一进门便鞠躬行礼。因为李岚清毕业于复旦，周谷城是复旦当年的教务长，李岚清是以学生的身份向老师请安而行此大礼的，令周谷城非常感动。

学界泰斗“教书匠”，农工党卓越领导人

周谷城同志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解放后，从1954年8月到1987年1月，任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长达32年之久。他历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周谷城为农工民主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满腔热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尽心尽职，积极进取。

他和农工民主党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呕心沥血，努力工作。

在上海市人大工作期间，他提议制订上海市文物保护法规，主张加强上海市的基础教育，为推进全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法和监督提出许多意见，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在担任全国人大领导职务期间，他不顾年事已高，为推进国家的法制建设，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领域的立法和执法检查工作，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积极向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他还为推进我国与各国议会间的交往做了大量工作。在会见外宾中，实事求是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国家法制建设情况，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

周谷城是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从他21岁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求学时写作的《生活系统》，到他92岁参加“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研讨会”，最后一次提笔撰写学术论文《礼乐新解》，从事历史教学研究70多年，著作等身。在20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世界通史》中，他首先提出了“平等世界之创造”，冲破史学上以欧洲为中心的旧框框，树立起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和主张，开创了以正确史观书写世界历史的先河。他治学严谨、知识渊博、纵论古今、评说中外，从历史学到政治学，从哲学到社会学，从美学到教育学，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勇于创新，尤善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为我国乃至海外历史学界、学术界所尊敬。他被中国史学会选为首任主席团主席，成为中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

就是这样一位爱国民主战士、学术泰斗，依然没有逃脱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摧残的厄运。遭受“四人帮”长期迫害。

在“文革”来临前的1965年，甚至更早，周谷城便是被批判的所谓反动权威之一。姚文元挥舞棍棒，首先带头向他的“无差别境界”、“时代精神汇合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等论点进行无端的猛烈开火。周谷城则以大无畏的精神，毫不示弱地在《文汇报》等纸媒上写反批评文章予以驳斥。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有理有据，寸步不让，坚守阵地，得到不少坚持为真理而争鸣的支持。

1966年秋，一批红卫兵“革命”小将，用“喷气式飞机”把他揪到台上，逼问他“汇合论”是怎么汇合的。周谷城巧妙地回答说：“我们现在就是汇合。你们都是革命派，我是反革命的，你们要我回答问题，我回答你们问题，这不就是一种汇合吗？”小将们一听，周谷城不但不认罪，还把他们扯了进去，百般狡辩。小将们驳不过他，批斗无法进行下去，于是只能振臂高呼口号，同时以拳脚发泄他们的愤怒。

有一次，周谷城、苏步青和谈家桢等一小撮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造反派押到台上。一个头头拿着话筒向周谷城发问：“姚文元同志批判你的文章，你看过没有？服不服罪？”周谷城对他的提问不屑一顾，采取沉默加以对抗，而会场却一片寂静，等待周谷城低头认罪作出回答。周谷城硬是不开口，造反派便从肉体上对他施压。于是周谷城缓缓地抬起头来，对全场大声说：“我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有八个字的要点，姚文元只谈了四个，还有四个字他还没理解呢！”周谷城一语惊人，掷地有声。顿时全场哗然，乱作一团，一个头头只能扯开喉咙高呼口号压阵。周谷城接着用愤怒的声音高声抗议：“百家争鸣，只能以理服人，不能压服；要文斗，不要武斗！”周谷城不免又遭到一顿皮肉之苦，几个打手拳打脚踢，把他摁在地上罚跪。“几乎要被整死，”他后来说。

被打入“牛棚”的周谷城，不是天天被批斗，就是要他捧着语录和最新指示学习、“认罪”，而他却以闭目养神来应对。有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地发问：“王杰，你们讲的王杰是何人？”造反派一听，勃然大怒，凶神恶煞似地指着他的鼻子吼道：“连王杰这样的英雄你都不知道，你还算不算中国人！”周谷城猛地站起来，也点着对方鼻子针锋相对地反问：“你是不是中国人？”那人顿时语塞，呆了一会方始醒悟：“我怎么不是中国人？”周谷城毫不示弱，幽默地嘲笑对方：“我周谷城在国内外也小有名气。凡中国人都知道我周谷城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而你现在却问我是不是中国人。那么请问，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要周谷城听毛泽东一次讲话录音。其中毛泽东说道：“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还是要他写下去的。”造反派问他有什么感想，周谷城干净利落地回答：“很好！很感动人。”正因为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周谷城才得以解脱，结束了“牛棚”生涯。

在宣布对周谷城“落实政策”会上，“四人帮”一个爪牙仍不甘心，组织人再次对他的“时代精神论”和“无差别境界论”，作了一通批判。周谷城闭目养神静听。当这个爪牙假惺惺要他表态感恩时，周谷城毅然毫不退却，针锋相对地讽刺说：“刚才各位发表了许多高论。不过，我只有两个字奉劝大家：多余！”一炮打哑了对方。

在残酷的迫害下，周谷城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每当有人在批斗会上向他发问，他总是引用浅近的比喻申述自己的观点，从而使对方难以应对，哑口无言，讨个没趣。周谷城说：“他们急得没办法时，只好喊口号壮威，用拳脚是问，真是难为他们了。”周谷城接着解释说：“其实，哲学这个东西也并不是深奥到不能懂，生活中常常有哲理。他们说的时代精神就是革命精神，那根本不对嘛。革命精神包含在时代精神之中，而时代精神则并不等于是革命精神。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不这样搞我，也过不了关。”

周谷城遭到围攻批判期间被关押了18个月之久，也是他一生三次被拘押最长的一次。

每当有人提起“文革”辛酸往事，周谷城总是心态平静地回答：“我都忘了。对个人有些事，不要老放在心里，老放在心里，就变得耿耿于怀了。这既不利于健康，也会影响情绪。我们现在一切都向前看。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没有不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所以能有今天，就在于他不但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而且能够改正错误。这是其他任何政党都办不到的。”

60年代初，周谷城的社会活动就很频繁，会议多，教学又繁重，他依然关心农工民主党的基层活动和工作。每当复旦各民主党派开展组织活动时，他总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不顾路远，从市区赶到复旦参加支部的会议。有时他直接传达中共中央和农工党中央一些重要会议精神，传达市里的布置或打算；畅谈当前政治形势，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相互交流，从而使每位同志感觉上了一堂难得的政治课。他敦促大家清醒地保持头脑，正确认识形势、跟上形势，使与会者得益匪浅。

周谷城十分强调农工党员要加强学习，加强自身修养，提高政治素质。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中共保持一致，发挥民主党派的应有作用。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共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坦诚的胸怀做共产党的诤友，建言献策。

周谷城认真负责地抓农工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善于抓对象抓发展时机，在发展成员中尤为注重质量。经过“文革”，农工党成员和组织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为了恢复党派活动和生机，需要进行组织发展。他便与时任农工党市委副主委、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王聿先，邀请了市级一些医院无党派的主任、副主任医师，召开座谈会。会上，周谷城生动耐心、深入浅出地向他们宣讲农工民主党党史，讲党的性质和任务，宣传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在他的鼓励和领导下，经过考核，发展了“文革”后第一批成员，为农工党上海地方的组织建设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

曾任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政协上海市副主席的陈灏珠，在回忆周谷老对他的培养时说，1987年秋，年近90高龄的周谷城，亲自到他家里做入党动员。是年12月初，陈灏珠在出席了世界卫生组织会议后，从瑞士日内瓦返回北京作短期停留，接着参加全国中青年医学论文评审会议。身为农工党中央主席的周谷城，抓住时机和几位副主席，专程到陈灏珠下榻的炮兵总部招待所，再次做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国这位著名的心内科专家，成了农工民主党的一名优秀的骨干党员，不久便进入农工党中央领导核心。在周谷城的带动下，农工党的发展工作始终处于优势，发展的层次高，从而提高了整体参政议政的水平，成为我国多党合作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周谷城常说农工党是个小党，有那么多人参加进来，很了不起。他对党的市委机关工作非常重视，要求上下一起维护农工党的形象和声誉。他要求市委会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指出：“要使市委会成为一个受人称赞、受成员喜欢的单位。天下事无论如何都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要丢掉实际。同志们要认真学习党的政策方针，组织生活要经常举行，要把全体同志团结得更加好。”他还说：“老同志还有个任务，就是要把新同志带出来。统战工作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还是一门艺术。它并没有教科书，全靠老同志言传身教。例如各位领导同志的秉性脾气怎么样？他们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如何？怎么才能开好一个会议？怎么同广大成员交朋友？书本上是没有的，需要每个同志用心去学。要完全运用自如还真不容易哩！”字字朴实，句句在理。

有一年上海市政协举行的一次纪念会上，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周谷城出席会议并发言。谈到被纪念人的人品时，他引用章太炎在《谈文》中关于“仁”字的解释，仁是人字旁加两横，即两个人。仁就是要人人互相尊重，人人相爱为仁，人与人要互有尊严为仁，尊重对方权利为仁。他说：“太炎先生讲授的学问是古旧的，但与历代酸儒不一样。”周谷城很注重人际之间的和谐关系。

周谷城德高望重，人称他谷老，是发自内心对他的尊称。周谷城给大家的印象是他从不自命清高，尊重老同志，爱护新党员。每当开会之前或会后，他对出席会议的同志一一亲切握手，问寒问暖，甚至关心询问家庭情况和身体状况。人们喜欢听他在会上发言或报告。他报告讲话重实证、重理念、重实事求是，言必有据，旁征博引，思维睿智，既有严密性又有逻辑性。

1982年，在农工党市委举办的迎春座谈会上，年已84岁的周谷城不用讲稿，凭他惊人的记忆，畅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取得的成就，如数家珍，一口气列举出国民经济总产值、工农业总值、粮食钢铁产量等一系列增长数据，从而为听众所折服。他发言总会围绕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展开，字字句句讲得透彻明了，易使与会者产生共鸣。人们记得，早在1962年，他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一次春节团拜会上发言，由团拜的历史，讲到团拜的哲学，讲到社会的兴起，讲他所提倡的新礼乐的美学思想。滔滔不绝，舒展有度。他讲得生动有趣，听的人津津有味，让许多人增长了不少知识。

周谷城性格温良，但处事却很严肃认真。在任副委员长时，往往需要以他的名义发表文稿，经他本人审核。他对拟稿的同志总是以商榷的口吻提出修改意见，并自己动手修正。同志们回忆说，他既认真负责，又尊重他人的劳动；他既不马虎从事，又很好说话。有一次，为纪念彭泽民诞生110周年，起草同志在文中写到解放前彭泽民逃亡香港期间，对找到他的革命同志“皆留餐留宿，临行还给足盘缠”。“盘缠”二字是北方方言，周谷城疑是“盘川”或“盘占”，一时吃不准。他就花时间下功夫查证。此举着实令工作人员所感动，敬仰周谷城不以大儒自居，佩服他虚心好学的严谨风格。章太炎后人出版一本《章太炎篆书千字文》，年已九旬的周谷城阅后，发现其中有十多个字与章太炎原来的不同。孰对孰错，成了他数夜废寝的事，不断起床查阅典籍，终于确认章太炎本人写的对。章氏后人这才发现他们一直错写误传。有一回，他看儿子的一篇译著稿，在肯定的同时，又指导说：“翻译稿通不通，首先看稿子读来通顺否？不疙瘩，那就基本上通了。”

他虽然出版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部历史巨著，而且讲课、说话口若悬河，能言善辩，讲历史出口成章。但在给学生上历史课时，他仍要写好讲稿备用，写板书提纲挈领，上完课后向学生的课代表征求教学意见。有一次，课代表说：“同学听你讲课，轻松愉快，你讲得深入浅出，逻辑严密。只是湖南口音重，个别词句与普通话有点不同。”周谷城听了，为难地笑了：“乡音难改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只能用板书来解决啰。”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80高龄的周谷城精神矍铄，毅然走上讲坛坚持授课。有时，他站在讲台上，一堂课能讲两个半小时，坚持不落坐，还不时在黑板上写提纲、写标题，“吃”粉笔灰。全身心为国家培养“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

周谷城很乐意也很谦虚地与读过他通史的朋友或学生交流探讨。他指点说：“研究中国历史，不仅要古今贯通，还要中西贯通。”他经常教导学生，学历史更要学做人。他说：“人类历史，优胜劣汰，曲曲折折前进。只要坚持真理，努力奋斗，总有一天会取得成功。好像接力赛跑，最后能到达终点。做人要讲节气，士可杀而不可侮，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当然，周谷城也像所有的作者一样，总是希望自己的著作都能得以发表。但他一生始终坚持一项原则，对人说：“我只写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决不写别人愿意出版的东西。”他始终坚持个人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不屈服于任何压力，不做御用文人，忠于实事求是，忠于历史，不为政治而著作。他这种“志不可夺”的鲜明态度，得到国内外很多学者的钦佩。

周谷城还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关心弘扬中华文化。他在高龄与百忙之中，领导筹建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出任会长，还担任中华诗词协会会长。

他对孔子思想也有深入的研究并颇有真知灼见。1984年，由邓颖超提议，建立中国孔子基金会，周谷城是创始人之一，谷牧任名誉主席。周谷城认为，孔子学说千百年来对统一中华民族、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大作用，孔子的教育理论和道德学说对后世有积极的影响。1987年8月，在中国孔子基金会与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在曲阜举行的研讨会上，周谷城介绍了儒家经典在国际上有大量各种文字译本后，提出在国内更要抓好文字整理工作，加强考证训诂，深入研究好孔子和儒学的影响等建议。

到了晚年，作为学者，他特别关注环太平洋地区的研究和文化史研究。提出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将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的论点，并主持创立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亲任会长。

在副委员长任上，他不顾年迈，经常到农村去视察，看到农业复苏，茁壮成长的庄稼，农村面貌开始欣欣向荣，心中欣喜异常。他对农村工作、对农民的生活了解得很细致，对一些不足之处，提出不少诚恳的意见和建议，并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

早在1933年，周谷城在上海，见有的住家已开始使用抽水马桶，卫生方便，他便以此作引子，为胡愈之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征文撰稿，展望60年后的理想：“我梦想60年后的中国，人人有机会坐在马桶上大便；如此，我就可以不再梦想什么了。”整整60年过去了，周谷城又应《文汇报》的邀请，对当年所做的梦想作一回顾。他说：“这不仅仅是卫生问题，更是社会文明总体进步程度的标志。可喜的是，我当初的梦想，今天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已基本实现。”他乐观地指出：“如今国家安泰，百业振兴，照此发展，我的理想必然会在整个中国实现。”周谷城的视野是如此深邃而广阔。

年老的周谷城，为保护视力，经常戴一副墨镜。冬令季节人们常看到他穿着呢中山装，外套一件黑呢厚大衣；夏季开会时，穿着一件中式白色纺绸衫，下穿一条灰色绸裤。他生活不求奢侈，不图享受，粗茶淡饭，保持平常人心态。他嗓音宏亮，精神焕发，亲切和蔼，平易近人。开会专注听取他人发言。他惜时如金，遵守约定时间，就如同他治学那样严谨。

他身居高位，不滥用特权。有一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彭冲，知道他祖孙三代挤住在一所老房子内，便亲自上门要为他调换新居。周谷城对彭冲说，比我困难的多得是。以此为由，婉拒市领导对他的一番美意，只答应修缮一下损坏的地板。有一年春节，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团拜会，邀他和夫人一同出席，他却不许夫人同坐公家用车，要夫人改乘公共汽车。其子周骏羽任农工党上海市委秘书长期间，他也告诫儿子不许坐公车而骑自行车上下班，理由是有利锻炼身体。周谷城对孙儿爱在心里却严格要求，教育他要养成独立完整的人格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决不可依靠家庭背景和关系，要他“只比学问，不比享受”。

而对外界，周谷城则一贯乐于“成君子、成人之美”。在他看来，为别人所做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毋须交换，没有索取。他经常收到很多来信，总会亲自一一回复。连素不相识的人前来求助，他都会尽可能给予满足。有一个少先队员，为了组织同学学习，寻找一本《我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小册子。他听说书的作者是大名鼎鼎周爷爷的亲戚，便找上门来。周谷城听完小客人求助的原由后，费了好长时间，从大量书籍中，才找出亲戚送给他的那本业已泛黄的书，签上周谷城名字，送给了那个孩子。1996年夏，在他病情恶化的头几天，还应一位公安干警索求，支着病躯挥毫，写下笔力雄建苍劲的题词，鼓励道：“居世恭，执事敬，与人忠。”不料，这竟成了百岁老人留给世人最后的一件墨宝，留给活着的人最后的一番诤言，留给社会的最后一笔精神财富！

后　　语

周谷城把自己的奋斗一生，归纳成两个部分。他说，从1898年到1949年的前50时间里，经历的是国运衰败，中国处于挨打的半个世纪；而在此后的半生经历，是中国逐渐复兴，国势渐强的半个世纪。他说：“自己很幸运，孩时的理想大都已经实现，遂无所求于其他。”

他曾多次对前去看望他的领导同志讲：“作为一个人的人生，我已经很满足了。作为一个学者，我的所有学术成果，都得到了出版。党和国家的三代领导核心都很关心我，我与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情谊。人生百年不容易，我已经活到99岁。该得到的都得到了，该留下的都留下了。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正如他的孙儿周洛华追思其祖父一文中写到的，周谷城“经历了人生沧桑和世故，目睹了国家的衰亡和兴盛。他亲身参与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说他本人的经历就是一部历史”。

注：笔者曾在1998年周谷城同志百年诞辰时，写过一篇《世纪老人风范永驻》的纪念文章和一首同名长诗，分别发表在同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主办的《浦江同舟》杂志和农工党上海市委主办的《农工沪汛》纪念周谷城百年诞辰专辑上。2008年，接受农工上海市委分配的任务和要求，本文在原文基础上，延用原标题，又参考了文史委李庆海同志提供的部分资料重新写就。

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