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语言文字学永不生锈

他的语言文字学永不生锈——吴文祺生平

开篇的话

任教于复旦大学30多年的吴文祺教授，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文史学家。曾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委常委、农工党上海市第七届名誉主委、政协上海市第六届副主席。年居90高龄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国探亲期间，于1991年3月12日病逝。吴文祺在祖国治学历尽千辛万苦，坎坎坷坷奋斗一生，竟归天于异国他乡，令所有熟知他的人始料未及；连他自己似乎也没有预感。

不过，在去世前一年，正值世人争当万元户年代，他却向组织和子女留言，将省吃俭用仅有的2万元存款，悉数捐给复旦大学，作为奖学金使用，其爱心令人钦佩。他为国家、后人留下的200多万字著作，在我国传统语言学、近代文学、汉语规范教学与研究、大型辞书建设诸方面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早在1986年10月，由周谷城、李国豪、罗竹风、陈虞孙、王西彦、吕叔湘、叶籁士、周有光、顾廷龙等40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假南京西路联谊俱乐部为他举行的“吴文祺教授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顾问倪海曙，新民晚报社社长赵超构（林放），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林克，华东师范大学名誉校长刘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兼市政协副主席毛经权等，在会上先后致词，一致赞扬肯定吴文祺为新文化运动、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古籍整理、文学评论多有贡献，卓有成就。上海文化教育学术界诸多领军人物，为吴文祺专门举办高规格庆祝会，目的之一是为了促进我国语言学科、语言文字的规范发展。

协助父亲编纂出版《辞通》

吴文祺，生于1901年，浙江省海宁县人。他本姓朱，字问奇，曾用笔名有朱凤起、吴敬铭等。因出嗣外祖家，故后随母姓而改姓吴。吴文祺1916年即民国五年，毕业于浙江师范讲习所，1917年肄业于金陵大学后，在浙江硖石担任小学教员。此时，父亲朱起凤编纂《辞通》已进入后期修订，他参与协助工作，受到熏陶，从而为他后来研究音韵训诂学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知识。

大型工具书《辞通》，在“文革”结束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与《辞海》、《辞源》并称“三辞”。《辞通》的再版，为新时期我国辞书学科系列，填补了一项空白。但在不少读者中，对收录词类40000多条、300余万字的《辞通》，所知者不多。

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朱起凤求学期间，有一天在用现代语解释古文字时，遭老师的奚落和同学的讥笑，他深感自己训诂学业不足，知识欠缺，于是发愤，一定要立志加以钻研探究，认真考订辨析，彻底弄通古双音词的准确运用，从而引发了把它编写成书的意愿。朱起凤想，这将予世大有裨益。然而，在当年这却是一项难以设想的艰巨浩繁的工程。朱起凤在没有助手相助的条件下，凭自己的力量，顽强的毅力，博及万卷，花费了30个寒暑，于1924年独立完成全部书稿。这在我国近代辞书编纂史上是极其罕见的，甚至没第二人可查。

《辞通》原名叫《蠡测编》，后积同越多，便更名《读书通》，正式出版时定名《辞通》。文稿停笔前后，吴文祺帮父亲誊抄清稿，以谋求出版，油印了若干份，分别请人联系出版事宜，为出版确实经历了一番漫长的曲折过程。父子俩听说上海犹太巨商哈同热衷于社会出版事业，便找到他的助手洽谈，不料此人欲盗名窃誉，提出可以出资，但必须以他们冠名著作，被吴文祺父子断然拒绝。吴文祺加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又为其父多方奔走，寻找出版渠道。虽经王云五等出版大家的撮合，但商务印书馆又因经费、铸字制版困难等原因，再次搁置。最后是在郑振铎、叶圣陶、林语堂、刘大白、周予同、王伯祥等文化名人和开明书店主持编辑事宜的同仁夏丏尊竭力推荐下，被开明书店负责人章锡琛接受出版，决定以千字两元稿酬购买版权，于1934年始出版问世。《辞通》分上下两卷，由同乡校编宋云彬厘定，分别由章太炎、胡适作序。当时多数人认为此书太专门，销路不被看好，为恐会亏本所顾虑，冒险首印5000部。但未料到，书一上市，广受欢迎，不足一个月便被售罄，随即多次加印，达数万部，仍供不应求。

在朱起凤编著和出版过程中，儿子吴文祺起了不少作用。在编著中，吴文祺也贡献过一些意见。朱起凤在《辞通·释义》中给予肯定。他写道：“儿子文祺颇究心音韵训诂之学，有所陈述，间亦采录。”反之，吴文祺则从中受益颇深，为他后来在语言文学研究领域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有史料显示，年轻的吴文祺，与章太炎弟子、文字音韵训诂根底颇深的钱玄同关系甚密，在北平期间，吴文祺曾应钱玄同要求，替他代过课。在人们看来，吴文祺初出茅庐，学问有限，代课必败，会遭学生不齿。然而，吴文祺居然凭自己拥有的功底，出乎意料，结果把课代得很好，深得学生们好评，同时得到一些前辈语言学家的器重。

1922年到1933年，吴文祺协助父亲编纂和奔走出版了《辞通》。在其父成果基础上，后来他编纂了《辞通补正》并主编了《辞通续编》，对我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到了晚年，吴文祺花了整整六年时间，总结他几十年来对《辞通》的研究心得，制作几千张卡片，填补了《辞通》在校勘和收罗佛经译音词等方面的不足，使再版的《辞通》更加完美丰满。

革命经历与民族气节

年轻时的吴文祺确实有一段光荣的革命经历。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他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他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国共合作时的1924年，由中共党员宣中华、华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吴文祺同时还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参加中共后，在杭州负责浙江地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经济和宣传工作。1926年，他到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当国文函授部编辑，中共党内担任党小组长。他还和沈雁冰（茅盾）一起做中共中央的交通员工作，负责向党中央转交各地党组织的刊物邮件，并为各地来沪的党员与中央负责人的介绍联系工作。1923年由郑振铎介绍，他还加入了文学研究会。

因从他手中传递的邮件较多，来馆找他的人也多，从而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和议论。没做多久，1926年秋，吴文祺便被商务印书馆解聘，党务工作也受到影响。

当年北伐军叶挺部队消灭了军阀吴佩孚部，占领了重镇武汉。在国共合作形势推动下，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先后迁至武汉，武汉成了革命中心。中共党员包惠僧受命负责筹备在武昌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该校校长由蒋介石挂名，邓演达是党代表兼教育长，周佛海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

政治总教官恽代英从武汉赶到上海，准备从上海知识分子中，为军校招募一批政治教官，便找到沈雁冰负责推荐介绍，于是沈雁冰把刚刚被商务印书馆辞退的吴文祺和夫人陈云裳，推荐给了恽代英，吴文祺夫妇和陈学昭、樊仲云等，当即乘船前往武汉就职。

在军校20多位政治教官中，除陈云裳另作安排之外，吴文祺负责执教社会发展史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两门课程。吴文祺热忱传授马克思主义，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教学闲暇，沈雁冰发动吴文祺与郭绍虞、陶希圣、陈石孚、孙伏园等，还组织了一个“上游社”，开展文学创作活动。作为《中央日报》副刊，出版文学周刊《上游》。军校的学习、生活搞得很活跃。

1927年，蒋介石背弃国共合作，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工人和共产党人，公开反共。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员会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罢免了他的北伐军总司令职务。汉宁正式决裂，战争一触即发。武汉政府决定临时将军校3000余名学员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由叶挺率领，开赴前线讨蒋。

吴文祺被编入政治部卫队，并被任命为组织科长。然而，和吴文祺一起的政治教官，大都是从城市招募来的从未拿过枪杆的知识分子。这些书生既不能行军又不会打仗，反而成了军队的累赘。于是，军校通知他们在校等待组织安排。恽代英便召开了政治教官会议，宣布每人发一个月薪水，先回上海，听候召唤。

吴文祺他们便潜回上海，发现上海时局发生巨变。那时，党组织在“左倾”路线统治下，实行关门主义，又转入地下斗争，他无法找组织联系。恽代英曾安排吴文祺回老家浙江海宁组织发动农民暴动，也没接上头。1931年4月，恽代英遭蒋介石杀害，壮烈牺牲。地下党又遭空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从此，他再也没与组织接上关系。

申城文化界左翼力量雄厚，好在他上海熟人多，凭老关系谋得临时的商务印书馆馆外编辑工作，并在一些中学和大学“游击”上课，维持生计，他又投入了文字语言和训诂学的研究和论著。

在残酷的白色恐怖笼罩下，吴文祺被列入逮捕名单。因为找不到党组织，吴文祺为避不测和生计起见，便潜去厦门、温州等地从事教学。1933年又跑到北平，先后在集美中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大学任讲师。同时参加北平师生组织的一些爱国运动，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进行中国文学研究学术活动。1935年吴文祺返回上海，在暨南大学任中文系教授，终于站住了脚。

1941年12月，日军悍然进入上海租界，结束了日本侵华以来上海租界历时四年被称为“孤岛”的时期。吴文祺坚持民族气节，拒不出任日寇统治下的奴化教育教职。他开了一家小型书店，以买卖旧书赚取微薄差价，维持一家生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上海各高校复校，吴文祺才重返暨南大学，仍任中文系教授。

跟着社会“节拍”前行

在国民党统治区，物价日复一日飞涨，仅靠学校发的工资，吴文祺日子过得依然相当艰难。他设法兼任了两家报纸的副刊主编，既增加家庭收入，也占据了一方言论阵地。他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活动，投入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后来，实在忙不过来，他便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栏目的编务、划版、审样等，转托给了朋友朱悦。

上海解放后，吴文祺出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校务委员会委员。此后不久，暨南大学并入复旦大学，吴文祺除担任教研室主任外，他拒不接受再担任中文系主任这一行政职务。原因何在，很难分析证实。据说，有人认为这与他的家风有关，他习惯淡泊名利；另种说法是出于对政治考量。吴文祺曾早期从事革命工作，与他富有的政治经验有关。有追记他的文章则披露，吴文祺善于自我把握。在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的形势下，他主要是在政治上紧跟；业务方面既不示弱，也不冒尖显眼。他讲课有见解，观点锐利，但他少写甚至不写专著，免得向人们提供批判的靶子，或落人话柄。为何少出或不出专著，说法也不一。一说，他写作一向谨慎，凡学术见解不成熟，不肯轻易发表；一说，他疏懒，有时连门下的研究学术论文也不肯过目，何况动笔写作；有人则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怕犯错误，怕批判，可能各种因素都有。这也许是他内心世界处世谋略的流露。设想，1950年代，稿酬支付标准丰厚，写一篇长文章可添置一套大家具，出一本书可购买一间房子。那时，确有些靠写作致富的人。而经济并不宽裕的吴文祺，何以竟然不为所动呢？

尽管吴文祺竭力设法自身保护，50年代初，他也无法逃脱思想改造运动，一度被整得痛不欲生。此后历次运动，吴文祺都是以积极分子的面孔出现。“文革”中，竟也能踏着“革命”的节拍，从而未受太强烈的冲击，但有时也难免乱了阵脚。他对别人缺乏实事求是的批判，从而招致伤害，后为一些人所诟病。在那个时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变幻莫测的历史大环境逼迫所致！

“文革”结束后，人们从各种不同角度，进行沉痛反思，对人生观、世界观拨乱反正。吴文祺在为人处事上，主张应该实事求是地待人，极力反对用“哈哈镜”照人而去任意夸大别人缺点，主张多学习他人之长，少计较他人之短，从而求得自身进步。

据有心人统计，新中国成立30年间，包括“文革”结束后两三年，吴文祺总共发表了七篇文章。其中一篇是1955年发表的批判胡适派考据方法的文章和1978年发表的三篇批判刘大杰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文章，很有质量，影响较大。为此，他一时几乎成了批判专家。而改革开放伊始，学术真正呈现百家争鸣，年已望八的吴文祺，却产生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冲动，排除眼疾干扰，短短几年工夫，就连续发表了十多篇质量上乘之作，并整理出70万字的《辞通续编》。他还参与了新《辞海》和《汉语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他为自己主编的、约40万字的《中华文史论丛——语言文字专刊（上辑）》写前言。他和陈望道相识于20年代，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目标，使他们走到一起。在以后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两人建立了莫逆之交，在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友情更深，达到顶峰。他充满深情地为《陈望道文集》写跋。他还为《宋文彬文集》写序。他对朋友说：“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文债欠了不少。岁月有限，只能多多抓紧了。”这时他的心情随着社会民主进程，有了新的节拍。

学术造诣集“三学”一身

1919年，不满20岁的吴文祺，在“五四”运动新思想影响下，写作并发表了一些论文和新诗，还鼓吹发展白话文语言的主张。1923年经郑振铎介绍，吴文祺加入文学研究会，又应邀任文学报刊的特约撰稿人，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吴文祺结识过许多左翼文化人士，也与非左翼文化人联系交往。每每与人谈起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黄侃等人，他能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典故。

因为吴文祺与鲁迅有接触，在鲁迅着手为瞿秋白编辑《海上述林》时，吴文祺予以支持，曾赞助过出版费用。鲁迅逝世后，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组织力量出版20卷本的《鲁迅全集》，吴文祺也参加了其中工作，负责点校《嵇康集》、《会嵇郡故书杂集》两书。

吴文祺虽然写过为数不多有关文学方面的文章，却很有质量，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安先生》、《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新文学概要》等。

作为集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文史学家于一身的他，显示出较深的造诣，出版或发表了一些重要著作和论文，引起社会广泛注意。1922年，发表了《整理国故问题》，1923年著《“联绵字”在文学上的价值》，1932年著《资治通鉴选注》，1934年发表《论文字繁简》，1946年发表《关于校勘》、《关于传统语言文字学的问题》。1977年以后，整理选注了《春秋左传集解》、《侯方域文选注》、《曾巩文选注》等，1983年写了《王国维学术思想评价》。晚年，吴文祺受命担当《辞海》和《汉语大词典》两部大型辞书的副主编，兼任《辞海》语词分册主编，为我国语言文字学、训诂学作贡献。

有人著文回忆，吴文祺在语言文字学和训诂学的研究上非常执著。耄耋之年，在白内障日趋严重的折磨下，他手持放大镜，伏案埋头查阅资料，审阅稿件，勤奋笔书。即便夏日热浪滚滚，生怕纸张吹乱，他连电风扇也难得使用，在写字台上放一把蒲扇、一条毛巾，左手不时轻摇一会，或用毛巾抹拭一把汗渍。他对探视他的朋友说：“粉碎‘四人帮’后，形势大好，人心舒畅。尽管我老了，年纪大了，想写的东西太多，我要把有限的余年，多为文化服务。一天要作两天用啊！”他经常说：“岁月催人老，余年已有限。文学的未来赖于青年啊。”

吴文祺满腹经纶，自然高傲，对一般文字学家、语言学家颇有非议。他善于独立思考，学术争鸣开门见山，极具批判精神，不肯轻易让步。有时上课，他拍拍肚子，公开对学生宣称：“我，又要批判那个王力了。”据说，他开的《语言学引论》、《汉语史》课，就是针对王力的著作而设。在学术争论上，非争个水落石出、分个高低不可。

虽然也有人说他疏懒，绝大多数人却认为，吴文祺在教学育人上，治学态度表现严谨，工作精神勤奋，特别具有开拓性。他在复旦中文系首创汉语研究室和一般语言研究室，开出了《语言学引论》和《汉语史》系列新课程，努力做到语言学理论中国化，传统语言学现代化。作为一位语言学家，对培养学生和青年教师，不厌其烦，一丝不苟。对求教者热忱相待。上课有时一口气可讲数小时，哪怕讲得嗓门沙哑，在所不辞，令人动容。有人说，他对学生论文审阅仔细，逐字逐句加以修改润色。据说，有一名研究生写一篇音韵学论文，他认真指出文章的欠妥之处，还传授研究心得，写的批语竟长达千余字。

传奇婚变，交友自嘲“和稀泥”

吴文祺前后有两次婚姻。谈不上浪漫却有点传奇。他与前妻陈云裳志同道合，感情甚笃，生育四个女儿。陈云裳也是一名早期中共党员。1926年沈雁冰引见他们夫妇同去武汉中央军校，蒋介石叛变后，两人又一同潜回上海。几经周折找不到组织，吴文祺最后落脚暨南大学。吴文祺喜欢跳舞，夫妻双双经常出入舞厅消遣。1938年陈云裳决意只身投奔延安，吴文祺因抛不下老父和孩子，就留了下来。

据说后妻是他们在舞厅认识的。女方丈夫从事文学，也独自去了延安。临行，托付吴文祺照料其妻。战乱期间，延安与上海信息阻塞，邮件几乎中断，男方杳无音信。在那国难当头非常时期环境下，留在上海的一男一女处于相依为命状态。日子一长，难免感情滋生，最后形成了特殊的结合，组成家庭，生儿育女。吴文祺不屈于敌，开小书店度日，生活自然艰辛。新中国成立，前妻已身居要职。一切安定下来之后，便千里寻夫，由京来沪，希望恢复共同生活。于是吴文祺陷入两难境地，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中，最终还是决定与战乱患难与共的后妻共同生活。

前面提到，尽管50年代大学教授工薪不菲，但吴文祺因前后生育子女十个，家庭生活一直处于穷困之中，他又不轻易以写作获取额外补贴。据说。经常要向他人借钱来打发日子。前妻生的孩子先后走上工作岗位后，生活才逐渐改善。

1950年代初，农工民主党复旦大学支部成立，周谷城担任支部主委。吴文祺于1953年由周谷城介绍加入了农工党，成了复旦支部一名骨干成员，从此又开始踏上参政从政的革命之路。在新中国将近40年的政治生涯和教学生涯中，吴文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努力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积极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现代化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由于他在教育界，在传统语言、汉语规范和近代文学研究论述颇有影响，造诣深厚，他也愿意做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又有早年革命经历，交友面广，受到不少人拥戴。故历任农工党上海市委第二、三届常委，第四、五、六届副主委，曾一度主持农工党上海市委工作。年迈让贤以后，被选为上海市第七届名誉主委；他当选过农工党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第七届常委，第二届咨监委常委。

他以农工党人士身份参政议政，曾任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上海市政协第一至第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委、副主席。他还分别担任过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上海语言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协理事、上海市文联常委和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他的论文《王国维学术思想评价》，获得上海市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论文奖。195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吴文祺与茅盾有着深厚的友谊。茅盾逝世的消息传来，他伤感地说：“我的老友越来越少了！”为了怀念老友，他把1979年茅盾书赠的立轴“眼前非复归吴郎，岁月艰难两鬓霜。尚忆两湖风月否？人间无奈是沧桑”挂在会客室，不时鞭策激励自己。

吴文祺交友广泛，对学术颇丰的老同仁友谊诚挚。“文革”时，复旦著名教授苏步青和谈家桢被当作“反动权威”遭批斗，受尽折磨。吴文祺不顾风险，常去探望这两位“落难”者，给他们送去友情和温暖。系里同事因学术矛盾，党内干部因工作发生分歧，吴文祺参与调解，都能巧妙地予以化解，求得团结。他自嘲说：“我善于和稀泥啊。”

吴文祺病逝在美国后，时任上海市政协主席的谢希德主持了由市政协、农工党上海市委和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追思悼念会。150多人出席，缅怀这位上海市政协之友社副理事长，再一次肯定了吴文祺为党的工作、为新文化运动、为教育事业和中国语言文字事业作出的突出成就和贡献。

（此文受农工市委文史委命题而写，文史委干部李庆海提供资料。）

200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