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工党员的人生境界

一个农工党员的人生境界——缅怀郭莽西烈士

前　　言

郭莽西同志是在冲破黎明前黑暗的最后时刻牺牲的一名农工民主党党员，年仅39岁。

曙光即将照耀大上海的5月20日，他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杀害在上海的宋公园，即现今的闸北公园内。郭莽西遗体经由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托人，与一起遭屠杀的人士被装入薄板棺材，置于联义山庄一处墓地里。解放后从600多具遗体逐个开棺检验，发现他的时候，已面目全非。夫人叶迦予是从他身着的一件由她编织的羊毛背心和脚上穿的一双皮鞋指认出来的。然而，人们却清晰地发现，郭莽西手指和脚趾都穿插着锋利的竹签，口腔的牙齿几乎全被钝器砸碎脱落，惨不忍睹。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杀戮革命文化人士的血腥铁证。

郭莽西原名郭安善，字种桑，书名忠襄。生于1910年，浙江东阳人。他193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文学系，获学士学位。先后在浙江天台中学、处州中学、上海君毅中学、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上海大夏大学任教员、讲师、副教授。1946年6月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1950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瞻仰郭莽西墓的同时，人们还可以从陵园长廊的碑刻上，读到郭莽西早年留下的诗句：

目击苍生驱不还，
迴胸虹结气如山；
火烧地狱知何日？
裂眥彷徨墟墓间！

热血甘洒黎明前

1949年5月初，势如破竹、排山倒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步步挺进，形成了铁桶般包围态势。国民党反动派兵败如山倒，狗急跳墙，对上海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和一切爱国革命志士大肆抓捕，采取疯狂的绝杀镇压，即便对普通百姓也是宁错杀一千，不漏一个。民间曾流传，有位市民外出乘坐有轨电车，因兵荒马乱，交通混乱，候车时间过长，在站点当众自叹：“‘8路’怎么还不来！”恰巧被身旁暗探窃听，当即被作为共党疑犯扭送警察局，指控他煽动惑众，扰乱社会，盼望“八路”，反对当局。不容他申辩，迅疾押入中心市区，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就地正法，成了白色恐怖下的无辜牺牲品。

面对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郭莽西一面在大夏大学任教，一面遵照农工党的指示，抓紧一切有利时机进行策反工作，迎接解放大军进城。然而，防不胜防的阴谋魔爪悄然向他伸来。

1949年5月10日下午4时许，一辆黑色轿车戛然停在北火车站附近民德路同林里弄口。有个在警察局当差叫蒋志向的人，携一个同样便装的陌生人从车内出来，径直叩响了郭莽西的大门。郭太太开门，见是常来常往的朋友，便让了进去。蒋志向彬彬有礼，与郭莽西一番寒暄，随即含笑向郭莽西发出邀请说：“今晚我请这两位朋友到寒舍吃便饭，请郭先生赏光作陪。”郭莽西对这个时时流露不满当局言论的东阳老乡的上门之邀，略加思索，感到难以推辞，只好应允。他嘱客人稍候，立刻登楼更衣换装，穿上皮鞋后，随着蒋志向出门登车。

郭太太对陪同蒋志向来的陌生人有些疑虑，嘱大女儿郭天玲追出弄口，叮咛爸爸早去早回。蒋志向挡住她说：“放心，告诉你妈妈，吃完饭就回家。”郭天玲话未说完，车门被关上，急驰而去。

然而，殊不知这是敌人设下的诱捕圈套。披着警官制服的蒋志向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他道貌岸然，一副正人君子面孔，在郭莽西面前高谈阔论，抨击时政，经常流露出对社会的不满。他摸透郭莽西热情厚道的性格，所以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以同乡身份靠近郭莽西，并成了朋友。郭莽西则把他视作可信对象，可团结的力量。郭莽西曾对有所担忧的夫人叶迦予解释说：“这个人在国民党里表现是比较好的，可以争取的。”郭莽西万没料到，他此番应邀而去，竟然上了不归之路。因为蒋志向是国民党喽啰中一条嗅觉灵敏的走狗，他曾经因盯梢过周恩来而得到上司赏识。现在他又想从郭莽西身上渔利，不惜出卖自己的同乡和“朋友”。

上海解放在即，敌我斗争完全白热化。郭太太对丈夫在此危紧关头去友人家吃饭虽有想法，但不便当面阻拦。晚上7点敲过，天幕已落，左等右等不见郭莽西回家。正在焦急之时，蒋志向差人送来一纸亲笔便笺。叶迦予展开一看，但见大意是：郭先生今晚有事，暂时留在警察局，请把他用的被褥和生活用品一起送来……

叶迦予阅后，心里掠过阴影，顿觉出事了。她向送信人提出一定要带她同车去警察局，亲自面见蒋志向，问个水落石出，并要求把人接回家。到了警局找到蒋志向，此时他正在与人谈话，对叶迦予的突然出现异常惊诧。他却故作镇静，狡猾地问叶迦予：“郭太太，这么晚了，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叶迦予对蒋志向的态度非常气愤，毫不客气戳穿他的伪善，严词责问为什么扣人。蒋志向撒谎说：“今天，毛森毛局长亲自找我，说我与郭先生是相识，是朋友，并说郭先生有危害社会的东西藏在我这里。严令我必须迅速把郭先生交出来。上方措词蛮厉害的，没办法啊！我也是出于无奈……”

蒋志向百般狡辩，双方争辩了许久。最后，他答应向上头“说情”，争取放人。为敷衍起见，他厚着脸皮装好人，亲自驾车送叶迦予回到家中。

翌日，叶迦予又去警局打探郭莽西下落。蒋志向依然如故，编造谎言应付说：“郭先生不在警察局了，可能关押在警备司令部。他案情重大，蒋某我爱莫能助哟。”他狡猾而神秘地接着说：“郭先生搞了一本危害当局的小簿子。听说被当局抓走的东阳人郭明哲已经把它上交了。上头对这本小簿子极为看重。郭先生是被郭明哲出卖了。”叶迦予再次被他的推诿挡回。

叶迦予抱着出生才三个月的小儿子，想尽办法，四处奔波打听，或遇敷衍，或被拒绝，或遭呵斥，始终不知道郭莽西羁押何处。叶迦予已感到事态的发展凶多吉少。为防再生不测，她趁夜阑人静，匆匆清理并焚烧郭莽西大部分在她看来重要的来往信件和手稿。

果然不出所料，就在郭莽西被捕后第四天夜里，一批特务如狼似虎闯进家来。一进门，一个像是头儿的家伙，不由分说，照着叶迦予的脸猛扇了一巴掌，然后又抬脚狠踢。见母亲突遭殴打，几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两个小特务带枪对着叶迦予威胁恫吓。其中有人开口说：“郭莽西案情重大，有枪毙的罪。不过也不要紧，只要你帮他把人来人往的情况、上上下下的关系讲清楚，他就有救了。”

叶迦予一听，便思忖，面对这批恶棍，绝不可轻易开口，更不能随便回答。那人又说：“你不配合，态度不好，要吃亏的。老实告诉你，郭莽西在里面态度很不好，吃亏不少。你不要受他的影响，还是放聪明一点！”叶迦予听得很明白，特务从郭莽西嘴里根本没得到任何口供，所以才到家属面前施威。于是叶迦予大声嚷道：“不知道！不知道！你们干脆把我也抓走，让我们一道死！”

几个特务软硬兼施，始终无效。另外两个小特务则把年仅11岁的郭天玲拉进卧室，一面用枪顶住她的胸口恫吓，强迫她说出家里有什么人来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面翻箱倒柜，乱作一团。逼了半天也无结果，只好灰心丧气地撤走。

临走，特务们抱走了一大包书信文札和郭莽西使用的一支金笔。家中仅有的六块银元，也被他们搜进腰包。

叶迦予仍抱着一线希望，在朋友范志锦相助下，冒着随时发生的危险，到处打听郭莽西的下落，但依然无影无踪。只听说他被裹挟押送去台湾了；又听说他被装进大麻袋，抛到吴淞口外大海里去了。

据解放后逮捕的特务交待，郭莽西遭诱捕，是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特务头子毛森亲自主持策划并批准的。他被秘密关押在黄浦警察局。从被捕到牺牲的短短十天中，郭莽西遭六次提审，少则四小时，多则十小时。每次提审，特务们都使用各种令人发指的刑具，对他的肉体和精神进行惨无人道地摧残和折磨，企图迫其就范，以从他口里得到线索，抓捕更多的革命志士，扩大镇压面。而郭莽西面对敌人的心狠手辣，面对敌人得不到丝毫口供的暴跳如雷，面对随之而来变本加厉的酷刑，他嫉恶如仇，从容应对。他以无畏气势，更加痛快淋漓地揭露黑暗，痛斥反动，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大义凛然气概。在敌人酷刑下，郭莽西抱定主意，依然想办法保护此前已经被捕的原农工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曾伟等同志。他宁可像特务所说的“吃亏”到底，视死如归被杀头，也绝不屈服。

就在解放炮声隆隆传来的前夕，毛森一伙急于逃命，慌忙下令特务采取秘密行动，将郭莽西押赴宋公园内枪杀。郭莽西这位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在党内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的农工党“普通一兵”，在敌人屠刀下倒在了黎明之前。

郭莽西和许许多多的烈士壮烈牺牲之日，正是宣告国民党反动派，连同大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的覆灭之时。

解放后，沾满郭莽西鲜血的国民党特务蒋志向，企图巧妙伪装潜伏下来。一日，他竟狗胆包天，偷偷窜到郭莽西家中，向叶迦予表白，洗刷自己的罪行。然而，恶有恶报，他终未逃脱人民法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军事管制委员会经多方调查，很快查明事实真相，将其绳之以法，判以极刑，为烈士讨还了血债。

追求人生“三境界”

郭莽西把教书育人，视作毕生追求的事业。他一贯教导自己的学生不仅要学会作文章，更要学会做人，“做有骨气、有灵魂、重真理的人”。这与他秉性耿直，自幼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息息相关。他从青少年时代走出闭塞的农村，很快融入进步青年学生之中，接受进步的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思想和学说。他尤其敬仰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走在时代前沿的人，认真阅读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从中得到极其深刻的启蒙和影响。

郭莽西热爱文学，并以此表达心声。1933年在厦门大学就读时，他在课余写的《轮回道上底一幕》一文中，用浪漫的笔风，以虚无的死亡梦境比拟，描述了他于某年初冬，因一次大咯血，而导致短暂的休克，“宛然是死的”。因“死”而在冥冥之境中，迷离恍惚，不料走进了“说是生疏，却又像曾见过的；说是熟识，却又想不起的”一个去处，但见有一所许多人拥挤忙碌的大门面店铺——“头脑发行所”。走进店内，只见排列着许多玻璃柜，里面陈列着“二十世纪风行之头脑”，分上中下三个等级。其中上等头脑表目，标明是“鬼头鬼脑、凶头凶脑、狠头狠脑……”，中等头脑表目标明是“探头探脑、尖头尖脑、撞头撞脑……”，下等头脑表目标明则是“昏头搭脑、蠢头蠢脑、木头木脑……”，当他看完上等陈列的头脑时，他颤抖起来；看完中等头脑时，他愤然斥之：“走狗我是不愿意当的！”而看完下等头脑后，“我全身都寒慄了，筋肉也起了痉挛”。“头脑发行所”店伙冷冷地告诉他：“凡是二十世纪有的这里都有了。”问他：“你喜欢做哪一种人？”他回答说：“我要革命！”然而，却引来店家鄙夷的冷笑声。店伙又指点他，那你“选落头落脑吧！”于是，他立刻拔脚“疯狂地飞驰着奔去……忽然从渺渺的空中被掷下来”。他复活了，父母、姐姐则终止了哭声，对他说：“真已死过去了。”

郭莽西以巧妙的比拟假借，用犀利辛辣的笔，形象地勾勒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汉奸卖国贼和社会渣滓的丑陋面貌。揭露了在充斥面目狰狞、凶相毕露的牛鬼蛇神统治下的中国，鱼肉百姓，尔虞我诈，无恶不作的众生相。在这疮痍遍布、内外沦丧的压迫窒息下，郭莽西通过梦幻境界道出追求革命的心声，去探索真理，追求理想，唤醒民众。表达了他拳拳赤诚的爱国之心，真实地向人们呐喊：“我要革命！”

郭莽西把1933年后发表的文章和演讲稿，于1948年自选整理出版了《人生过程上的三个境界》一书，用《轮回道上底一幕》一文作序。他在扉页中引用清末民初浙江海宁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所写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郭莽西进一步告诫年轻人，“彷徨”与“犹豫”会误尽一生，葬送前程，要追求光明的康庄大道。因此，第一境界是确定“信仰”！第二境界便是“必须去求得你的信仰与理想的实现”！他鼓励青年人：“当你抓住了自己的信仰，确立了自己的理想，认清了自己要走的路以后，你务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即使因此而憔悴了，瘦了，以至于牺牲了，你也要在所不惜！”“有这样的真诚，有这样的坚贞，有这样不屈不挠的精神，何事不可成！”

于是，郭莽西认为，王国维大力倡导的“三个境界”，“可以拈来解释一个人成就大事的过程！”确定人生理想——为理想实现而奋斗的憔悴——最终达到理想，从而“为人类大众、为国家民族谋福利”。他特别强调，“达到第三境界，是必须经过第一境界与第二境界的！”

纵观郭莽西短短的一生，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探索、彷徨，最终选择了革命道路，他用自身的努力和拼搏从第一境界到第二境界直至第三境界。以生动具体的自身形象，为我们作出了模范演示。直到最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在《读者·作文·做人》一文中，教育年轻一代说：“一个人，骨骼也生成了，血肉也具有了，生命也赋予了，但是他，还没有灵魂……这种人只能称为行尸走肉。”他举例说：“汪精卫便是标准的一个，因为他已没有意志，他已被日本人放在戏台上当作傀儡演出了！”

为此，他指出：“人格之最高表现，就是，勇敢不屈地站在时代的前面，例如，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他以崇敬的感情还举例说鲁迅先生，“他的死却举世震悼，不知流了多少青年人的泪；工农们前往哀吊祭奠……就是因为他领导了中华民族前进，领导了青年们的思想向前迈进！”郭莽西并在文中赞扬郭沫若是一位叛逆的革命诗人，是“时代的喇叭”，“他的诗便是时代的号声”。

郭莽西在《光明·快乐和自由的追求》一文中，表达了他对理想与未来的自信和执著。他写道，“在最黑最黑的‘夜光里’，我望见了黎明！”

他以一只母鸡率领一群小鸡突遭侵害，与敌对一方的抗争故事，来启迪人们。他在文章中说，它们在安乐无事寻吃时，突遭一只狗的袭击，母鸡对此并未惊飞得失去魂魄。而是在当鸡雏被侵犯的顷刻，却完全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保护小鸡，与狗抗争。最终战胜了狗，狗落荒而逃。对这种圣洁、不怕牺牲的爱，郭莽西赞叹不已说，他“看到了一条彻底改造人心的路”。

他由此而深刻阐述了鲁迅先生为之呐喊、批判的“一个人吃人的世界”，必将被由抗争而灭亡。在抗争中，老母鸡挺身而出的精神，将成为大众的脊梁，成为对人吃人世界的主要抗争力量。

郭莽西怀着对理想的憧憬，以锐利的目光，充满信心地预言：若干年后，“人类额下张着的不会再是一双双贪婪的眼，鼻下挂着的不会再是一张张血腥的口，胸膛里塞着的也不会再是一颗已经腐蚀了的心！我十分肯定的相信，一个光明、快乐、平等、自由的人类社会将冉冉从大地的底里升起来。”

如今我们看到，郭莽西梦寐以求、苦苦追寻的理想和预言，已在他热血喷洒的祖国终于变成了现实。尽管这条道路充满着荆棘和磨难，但是历史的车轮永远向前。

愤世嫉俗斥黑暗

郭莽西出生在一个富有家庭。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人视其家是开明地主，解放后土改时，划定的成份为富农。

郭莽西自幼秉性耿直、豪放不羁，他天生善良，却敢于离经叛道。由于他言行举止特别，且喜出人头地，特别能引起周围人们的注目。为此，博得来自不同视角赋予的诸多“雅号”。花岗石思想顽固的长辈管叫他“败子”；而俗流随世的乡邻则呼他“癫侬”，有人称他“倒镬破”（镬：念huo，方言中的锅）；在学校里，同学们却指他是“风潮头”。

郭莽西少年时代，到罗青甲的南屏初级小学入读，念完初小，进了东阳县立第五高等学校。小学毕业后离开本乡本土，就读于金华七中，远走高飞，自此便开始进入驰骋向往的天地了。成年后，当了老师的郭莽西，个头不高，白晳的脸庞上常年架着一副黑边眼镜，身着中山装或西服，彬彬斯文，俨然一派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模样。样子看上去，似乎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得老成。他与朋友小聚或在家相会，最投机的话题，总离不开文学、教育、人生、时局和理想。

中学毕业的第二年，父亲托人为他谋取一职，到天台县法院当一名书记员，算是一份仕途开端的美差。然而，年轻的郭莽西眼里容不进一粒砂子。他目睹国民党政府官吏对平民百姓，尤其是农民施以淫威、滥捕滥抓，许多“嫌疑犯”无辜遭严刑拷打和敲诈勒索。而法院这个衙门，穷人是“有理无钱莫进来”，偶尔被法院受理，种种不公正的判决，仍让老百姓一筹莫展，败诉告终。

面对这种现状，他勉强干了六个月，便愤然提出辞呈。回到家，被父亲一顿训斥。而他心底却迸发出“好人难做官，一代做官三代绝”的愤世之言，痛恨并揭露了反动政权残忍的凶恶本质。从此，他下决心要登上教育圣坛，走教育救国之路。

他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惨状感到困惑和忧虑。于是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百元钞票没人要》的讽刺文章，揭露了当局的腐败和无能，引起了社会上上下下的共鸣。

由于他年轻，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时不时在公众场合流露出对国民党政府不满的言论，终于一次被借故抓走。他平生第一次进了班房，尝试了铁窗的滋味。

后来，幸得一位诸暨籍地下工作者营救，被监禁了一些时日之后，重见天日。然而，对反动政府的这次迫害，郭莽西非但没有丝毫畏惧和退缩，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萌发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抗争到底的思想。他一方面用天生的口才，唇枪舌剑口诛；另一方面用他天生的聪慧，毫端笔伐。他擅长以辛辣笔调冷嘲热讽、呵斥龌龊世态，刺其迂腐害事。在后来的斗争岁月里不断成长，形成其个人的战斗风格。

1932年，郭莽西赴厦门大学中文系深造，致力于研究文艺。求学期间，他就开始文学创作，尤其喜爱小说一类的体裁形式，并初露才华。由于在同学中出类拔萃，被推举为厦大以师生为主组成的现代文艺社负责人。他还与著名女记者、女作家，后侨居美国的谢冰莹，以及教育家、学者谢文炳，诗人方玮德、游介眉，五人一起创办《灯塔》月刊。郭莽西兴致极高，积极为之奔走、撰稿，他的小说处女作《秋妹》，就是在《灯塔》创刊号上发表的。

为了办好刊物，他们每个人不光动脑、游笔、出力，从写稿、组稿到编辑、校对，跑印刷厂，而且还要出钱垫付费用。而其中最忙碌的是郭莽西。《灯塔》月刊虽然只出了两期，由于种种原因很快夭折，然而，在沪、浙、闽地区却产生了不小影响。由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主编、新世纪刚刚出版的《厦门党史画册》，就将《灯塔》杂志列为20世纪30年代进步文艺刊物之一，对这本生命短暂的刊物，作了充分的历史肯定。至今复旦大学等图书馆仍藏有此刊。

由于郭莽西口才出众、思维敏捷、思想活跃，1935年他被选为厦门大学的代表，参加了在福州举办的“中国目前应采取何种政治制度”大型辩论会。他慷慨激昂，积极宣传民主，反对独裁政治的主张，赢得与会者的共鸣。他以真挚的爱国情怀，唤起民众，并鼓舞大众争取民族自强的信念。1941年在东阳石洞书院的一次时事课上，当他讲到厦门沦陷时，禁不住潸然泪下，他爱国爱校的情感，深深感动了听课学子。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青年学生得到启蒙，毅然投入抗日和革命的洪流，为国奋斗，有的甚至捐躯沙场。

郭莽西在思想上敢于离经叛道，对个人婚姻家庭问题，也是一个走在反封建、反旧礼教前面的人。他的婚姻嬗变与鲁迅先生十分相似。

原先，在他成年之后，按照乡俗媒妁之约，由父母包办，为他娶了一房“门当户对”的东阳姑娘，郭莽西很不满意。婚后，他们虽然生育了两个孩子，但夫妻终无共同语言。他奔波在外，妻子长年居住乡下，夫妇几乎是处于分居状态。郭莽西被这种痛苦的情感所折磨。

叶迦予原名叶家玉，是郭莽西30年代初任教天台中学时的一名学生。叶迦予对郭莽西的才华人品甚是崇敬，从心底暗恋这位老师。郭莽西受聘调到另一所学校后，他们各在一方。而郭莽西也难忘这位娴淑的女学生。叶家玉主动以书信方式，向老师表达自己的思念和爱慕之情。于是，双方一来二往，情书绵延不断，感情逐渐笃厚。郭莽西最终勇敢而坚决地埋葬了封建婚姻的苦果，与叶家玉缱绻人生。叶迦予这个名字，是婚后由郭莽西用同音字而改成的，意思是天赐良缘。他们共生育了四个子女，郭天玲是他们的长女。

郭莽西忠厚老实、乐善仗义、待人诚恳。有一年，东阳几位同乡到上海找上门来，诉说除种地务农，承受苛捐杂税、地主盘剥之苦，在天灾人祸下苟延残喘外，还要遭国民党军队抽壮丁之害。他们为逃避抓丁，被迫离乡背井。郭莽西听了，一声叹息，把他们请进室内，留吃留宿。郭莽西慷慨解囊，有的资助他们自谋出路，有的则托友说情安置职业。乡亲们用方言称道：“郭先生书工通、思想通，看得起穷人，是大好人啊！”

1938年，他曾在故乡创办两个班级的战时文化补习学校，自任时事课教师。为办好学校，他毅然变卖家业良田，改善教学条件。把东阳石洞书院中的紫阳讲堂修缮一新，并增添桌椅，供学生上课使用。同样，为了办抗日刊物，他废寝忘食，甚至把夫妇俩的部分薪金垫作办刊经费。

抗战初期，东阳适逢灾荒，街上粮价暴涨，许多百姓面临缺粮断炊之危，无不叫苦连天。郭莽西了解情况后，回到家中，带头封仓，家中存粮不转卖给米店老板，把所囤粮食悉数按平价直接卖给村里穷困人家。遇有孤寡和断粮特困人家，他便分文不取给予接济。他还劝说本家亲属把祖业农田，多分些给无地可种的人家耕种，免收或不要过多收取租粮。乞丐上门，岳母给讨饭人舀一碗粥，郭莽西看到，便换成一碗干饭。对此，穷困乡亲固然感激不尽，却招惹一些自扫门前雪的亲戚辱骂他“败子”、“倒镬破”。对此，郭莽西淡然一笑，不以为然。

1940年，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忙于内战反共，消极抗日，日本侵华不断扩张逼进。浙江杭嘉湖地区被日寇蚕食占领，迫使这一地区的一些著名学校，迁移到浙东丽水的碧湖镇。为方便教学，经各方协商，合并成立了浙江省临时联合中学。临中师生荟萃，郭莽西也随之来临中就职。

郭莽西主讲语文兼历史、地理课。他上课与众不同，每每开课，必结合时事政治和目前形势，借以充实授课内容。生动而真实地启发学生的爱国情愫，循循善诱，读书勿忘救国。课堂上，他历数自1840年“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以来，清政府腐败无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令国人痛心的事实，直至讲到前不久发生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共”的倒行逆施，痛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大片国土，实施野蛮的烧杀抢“三光政策”罪恶行径。他打心底里赞扬中国共产党拯救民族危亡，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浴血奋战的壮举。

一些至今健在的学生回忆说，郭老师气度非凡、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论断明确有力，思维清晰有序，语言浅释简练，宣讲激荡人心，学生深感受益匪浅，使他们终生难忘，故受大家的崇敬和爱戴。

爱国师生和热血青年在郭莽西等爱国老师们的鼓动影响下，1941年学期终了时，学校掀起了一场“拥护团结，抗日救亡”的学潮。在反动当局高压下，其中四名学生被校方以“思想赤化、行为不检”为由，开除学籍。郭莽西在朋友们的规劝掩护下，及时脱身，避免了一次迫害。

除了教课演讲、宣传抗日救国，郭莽西还编辑过多本书籍。在《抗日救国》一书中，他旗帜鲜明地选用进步报刊上发表的，当时颇有影响的《纪念七七事变》、《为阵亡将士哀悼》等文章。1939年他还忙里抽空连续编选、出版了《抗战戏曲集》第一、二辑，其中有田汉剧作《最后的时刻》、老舍剧作《烈妇殉国》、胡绍轩剧作《第七号人头》等。为演艺界的爱国人士提供在戏剧舞台上打击日寇的“炮弹”，以唤起民众救国，激励抗日斗志。

此外，1939年，郭莽西在碧湖正中书局主编过《战时中学生》杂志，邀请一些教育界名人为该刊撰稿。杂志所刊的文章内容生动活泼，爱国主义思想强烈，知识性丰富。当年在社会上读者面广，发行量很大，一些远在江西的中学生或家长，也节省下钱向浙江购买《战时中学生》。刊物在当时影响了相当一批青年学生，引导他们走上抗日救国和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历程。其中在浙东游击队第二次攻打天台战斗中牺牲的烈士汤圣贤，就是在郭莽西的启迪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出版杂志的同时，郭莽西还组织编辑部经常举办讲座，直接向青年读者传授知识。在主编《战时中学生》基础上，郭莽西又连续主编了一套《献给投考初中者》和投考大学的指导丛书，颇受广大青少年学生和家长青睐。

不屈不挠斗顽敌

1943年的夏天，郭莽西第二次被捕，关在特务临时设立的一座监牢里。

这是在他应聘到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的前三天。因他组织“青年读书生活社”，积极鼓动学生抗日运动，而遭浙江天台国民党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葛琪潭暗中亲自盯梢、秘密绑架的。同时被捕的还有他之前任教天台中学的八名学生和一名“青年读书生活社”的工作人员。

人们知道郭莽西爱生如同子女。教学上面授耳提之外，还从经济和物质上资助有志却家境贫困的学生。为办好“青年读书生活社”，他宁可过窘迫拮据的生活，委屈自身，把有限的薪水抽出部分办社。由于他爱国敬业，积极热情，在人们心里留有公而忘私的印象。所以当他被捕后，他的朋友、同仁、学生纷纷设法参与营救。

在狱中，他强烈抗议特务的行径。为保护被捕学生不致遭到殴打迫害，挺身而出，揽承责任。他说：“他们都是学生，还是些孩子，年纪轻，把他们放了，我一个负责！”特务对此置之不理，反而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受共产党的指使。郭莽西不是中共党员，却具有共产党人的气节，他不可能、更不会在敌人威逼下卑躬屈膝，叛变出卖同志。相反，为了维护共产党在他心中的崇高形象，他不惜个人生命之安危，反而在特务面前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反动当局当然不会接受他释放学生的要求，更不能容忍他对特务迫害学生的谴责。于是郭莽西断然绝食三天，以示抗议。特务便变本加厉对他施以淫威，给他坐“老虎凳”，扎住两个拇指吊起倒悬，上所谓“飞鹅吊”的酷刑，迫其就范。最终，令这位坚强体弱的学者健康遭受极大摧残。在他出狱不久，被医生检查出他染上了肺结核。

郭莽西没有丝毫退缩屈服于敌人。就在他被监禁半个月后，岳母前去探监，但见郭莽西头发又长又乱，心头酸楚异常，平静了好一会，老人家才告诉他，他和叶迦予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在这危难当头，个人生死攸关之时，一个小生命的降临，无疑给身处黑暗牢狱的郭莽西，带来莫大的欣慰和鼓舞，他似乎望见了缕缕曙光，看到了他所憧憬的未来和冀望的“大同世界”。

此时，他忘却了一身的伤痛，兴奋地对岳母说：“是个男孩，就取名叫大同吧。郭大同，对。世界大同，多好的名字啊！”他为孩子起这样一个名字，目的是表达他追求人类共同幸福，反对人剥削人，反对人压迫人，走向世界大同的坚定信念。他冀望孩子长大后，世界将不再有欺诈和抢掠，社会上的一切丑恶现象将被真善美所替代。正如他写到的，到那时“人间充满了融和气象，阳光和月色、琴声和歌声……”

岳母听说郭莽西有“朋友”写信给他，倘若他同意到某地去任县长秘书一职，可以马上保他出狱，且既往不咎。如此“好意”被其拒绝后便问他：“为什么有官不做，你倒喜欢蹲牢监？”然而，郭莽西早已识破这是敌人以封官许愿作诱饵的阴谋。他冷笑一声，坦诚地对岳母说：“他们根本没有也不是菩萨心肠，是要我放弃信仰。跟我来这一套，休想！我绝不会与这些人为伍。”岳母抹着眼泪点头，回应说：“你放心，家里有我照顾。”岳母理解女婿的骨气，用赞许的目光看着郭莽西，频频点头。

特务当局把他关押了三个月，一无所获。经当地开明绅士、新任天台中学校长曹天风等人的呼吁斡旋，以及儿子在临中求学的浙江省省长黄绍竑，作为家长，迫于舆论压力，也亲自出面干预。郭莽西终于获得释放，结束了他的第二次监禁生活。

出狱不久，适逢“皖南事变”发生，革命处于低潮。郭莽西来到江西上饶的石溪镇从事地下工作。石溪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临时所在地。郭莽西在这里开了爿小杂货铺作掩护，成了地下工作的交通站。“皖南事变”被俘囚禁于此地的新四军文艺领导赖少奇等一批共产党领导干部，就是由于郭莽西等与中共地下党的掩护和救援，借集中营组织在押人员文艺演出的机会，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眼皮底下，巧妙逃离虎穴的。

为求解放敢牺牲

1948年，郭莽西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开讲的是大一的必修基础课程《基本国文》。起初，听课学生不多。因为《基本国文》开课大多安排在下午3点，讲到4点半结束。这个时段离晚餐时间很近，加之学生一天课程下来，本已备感疲劳，所以很多人懒得再去听。然而，郭莽西开课后不几天，学生们却惊喜地发觉郭老师不同凡响，讲课有滋有味，很好听，别具一格。于是，授课效果像长了翅膀，在学生中很快传播开来。不长时间，该上课的都来了，还挤进一批旁听生，课堂里座无虚席。

郭莽西站在讲台上，操着浓浓浙江乡音的“官话”，抑扬顿挫，激动时，还不断用手势比划渲染感情，时不时用食指推一下鼻梁上将要滑落的眼镜。听课的学生则屏息静气地聆听，几十双渴望的眼睛，随着他的身姿和手势转动，人们的思绪也随着他的思路和情感，起伏奔腾。

郭莽西对唐诗宋词颇有研究，功底深厚，因而讲授引人入胜。他讲解不仅仅就字解字简单说一下某词某句的意思，或就字解字单纯诠释一番。而是从历史背景，作者所处身世、环境、心态、感情、寓意、寄托、抱负入手，然后画龙点睛地指出作者为什么，又是怎样遣词用句抒发情怀表达心声的。他特别向学生强调，学习写诗填词，必须抓住意境。他每每举例，会讲出许多深奥的意韵和独特的见解。

郭莽西在讲台上总是联系实际，对国民党风雨如磐的反动统治，横眉冷对，情不自禁地怒斥政治黑暗和贪官污吏；他毫不留情地抨击物价一日数涨，给平民百姓带来的苦难和绝望。

郭莽西对发生伤害革命力量的事件，敢于直抒胸臆，有根有据，有情有理，表达群众的意愿。著名爱国人士、诗人闻一多教授遭国民党特务暗害。5月的一个夜晚，在大夏大学的花溪桥畔，许多学生自发聚集举行悼念，抗议特务暴行。反动当局闻风调集一批警察前来冲击，许多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郭莽西知道后，不顾特务对他的注意带来的安危，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强烈抗议反动当局又一次欠下的血债。他满腔热血，浩然正气，使进步师生十分动情，深受鼓舞。

1946年春，国共重庆谈判期间，重庆和上海报纸分别发表毛泽东的著名诗词《沁园春·雪》。郭莽西读后，推崇备至。他在对学生讲课时，虽未直呼作者其名，只是左一个毛先生右一个毛先生地称呼。对毛先生的作品毫无顾忌地大加赞扬，说这是当代气势恢宏豪迈，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难得的佳作，是一篇将千古流传的诗词。

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位对汉文学颇有造诣的学者，作为一位战斗的民主人士，郭莽西非常钦佩他所读到的毛泽东著作，从中学到不少马列主义革命理论。1943年郭莽西遭难，特务登门抄家，叶迦予把郭莽西珍藏的一本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藏在屋檐下，幸未抄走。郭莽西回家后，见他心爱的书完好保存下来，感到异常高兴。他尤其欣赏毛泽东在文章一些地方偶然采用“进行了”、“进行着”，这些富有新意的外来语语式。郭莽西向学生们讲解说，这类嫁接英语语式的写作方法，是一种勇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创新的表现。他一再向学生们介绍此书值得学习、值得推崇称赞。

1946年，郭莽西在上海大夏大学执教，住在闸北上海火车站附近。6月份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从此，他有了组织依靠作后盾，在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下，与反动当局采取灵活的斗争和对抗。

为便于以合法身份配合共产党开展地下斗争，他设法巧妙地赢得上海铁路局警务处的信任。经农工党组织同意，郭莽西应聘不领薪金的上海铁路局警务处“督察专员”一职。于是，郭莽西如鱼得水，充分利用给警员和铁路员工辅导讲课机会，讲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教，揭露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的真相。他把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形容为脸皮又厚又黑。他举着一本叫《厚黑学》的书名，称反动派信奉的是“厚黑学”，启发警员的觉悟，为策反做思想准备。由于受郭莽西演讲的影响和启发，许多警务人员提高了认识，甚至连一些有身份的头儿脑儿也深中“共党之毒”。

有位追随革命的学生傅正祥前来投奔郭莽西，经他安插在警务处任职，对此，傅正祥有抵触。郭莽西开导说，他本人以公开身份当这名“督察长官”，目的是为了解放搞策反，必要时开展武装斗争。傅正祥茅塞顿开，安心与老师一起以警务职业为掩护，积极投身地下斗争。郭莽西对傅正祥虽充分信任，但仍谆谆叮咛，为迎接胜利，“工作要耐心、细致、沉着，不可轻举妄动，不能有半点疏漏。把事情藏在心底，不许有任何异常言行”。

他还对傅正祥交代：“你我之间，仅保持两人关系；口头传言，不作文字记录；来家联系，先观看窗台花盆有无，无则自行调头脱身；发展人员求精，找忠义之人，以作贴身保护。”

1949年4月，郭莽西在组织指示下，曾短期回家乡东阳、义乌等地，与农工党员陈伟卿以及杜锦堂、窦成金、应志芳等人建立了一支政工队，后来又建立武工队，开展地下工作，策反国民党地方部队。为迎接解放作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他还到多处场合，公开发表讲话鼓动。郭莽西在东阳，时间紧凑短暂，他却专门到简师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局势演讲。他不用讲稿，从国内到国际，滔滔不绝、条分缕析、义愤填膺无情地挞伐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和没落，猛烈撞击着蒋家王朝的丧钟。他关心国家命运、追求进步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感染并激励了周边许多年轻人。

郭莽西是位大学教授，仍然心系儿童教育，始终认为教育要从儿童抓起，甚至从母亲教育入手。郭莽西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而太太叶迦予当时失业在家。郭莽西与太太商量，经过一番筹划，决定在寓所民德路同林里家中办一所私立小学，招收贫困铁路职工和周围市民子女入学。

办一所里弄小学，并非轻而易举，很难得到教育当局批准。于是郭莽西找到他的老师杜佐周，杜先生从中帮助出点子，仅作简单备案，他们便把家宅的客堂、前楼腾出来作教室，聘请了两位朋友的爱人任教，由三位女性办起了学校。叶迦予任校长，每位老师兼几个班，像农村私塾一样，在一个课堂里轮流在各班级上课。

民德小学依照郭莽西的主张，有别其他学校的奇异做法，不升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学生不唱国民党党歌；课本一律用开明书店出版的内容进步的教材。有些学生家长对此暗中感到惊讶不解；一些社会人士则担忧不测，为校长捏着一把汗。

开办民间教育固然是为了孩子，是郭莽西为之努力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更主要的是他以办学作掩护，把学校建成一个进步人士的活动场所，进而变成与中共地下工作者并肩战斗的可靠联络点。在这里，郭莽西曾冒着巨大风险，将数批中共地下工作者和革命青年秘密送往解放区。在陈渊介绍下，中共地下交通员曹林等，曾一度在郭莽西家落脚隐蔽，开展工作。

1949年春，阴雨连绵，上海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淮海战役胜利，蒋家王朝败局已定。春节过后，郭莽西便开始着手迎接解放的准备。他暗中周密策划在铁路局建一个特色战斗据点，关键时刻抢占装有电话的办公室；准备食品和饮水；在敌人眼皮底下，巧妙秘密运进枪支弹药，以期配合解放军里应外合消灭敌人。

3月底，农工党地下工作者马一鸣，由浙江来沪与郭莽西会面，传达上级组织关于迎接上海解放的指示。他们仔细认真分析了面临的局势，在郭莽西原有准备的基础上，研究了一套刻不容缓开展工作的周密计划。4月初，上海解放的日子越来越临近。郭莽西受命立刻设法联络铁路局有觉悟的警务人员，组织大家采取预防措施，阻止国民党反动派一旦在溃退时，可能狗急跳墙，破坏北火车站的建筑设施，盗走军需品和民用物资。布置革命力量开展针锋相对的护站、护路斗争，迎接解放军进城，把一座完好的车站交给人民。

迎接指日可待的解放，郭莽西兴奋异常，他以大无畏精神，千方百计开展斗争。他用饱满的激情，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告上海同胞书》，号召市民保护好大上海，迎接翻身解放。刻好蜡纸，委托战友安详秘密油印了500份，再交另几位战友秘密张贴散发，见诸市民。这自然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极度恐慌和仇恨，特务像狼犬一般四处打探。由于郭莽西他们的行动机智，敌人直到覆灭，始终不知传单从何而降。令人惋惜的是《告上海同胞书》未能保留下来。

然而，敌人在垂死挣扎中，抢先了一步。郭莽西最终没有亲自付诸实现武装策反迎接解放的战斗目标。

在郭莽西被捕后的5月14日这天，战友马一鸣及其全家也不幸被捕，被拘禁在警察局。24日，郭莽西被害的第四天，特务秘书处在对马一鸣一次审讯中，还向他诱供与郭莽西的关系及郭莽西的活动情况。特务对马一鸣说郭莽西是共党分子，已经被处决了。马一鸣不为特务威胁所惑，一口咬定说：“我们是同乡。我只知道他是个教书先生，别的我不知道。”敌人还没来得及杀害马一鸣，上海上空已飘扬起红旗。敌人逃之夭夭，马一鸣一家幸存下来。

后　　话

郭莽西同志长眠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已有半个多世纪。

当年熟识他的战友、同仁和学生，健在于世的，已寥若晨星。然而，每年的清明时节，除农工党上海市委的同志和烈士家属前去凭吊外，人们还常常发现有几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结伴，有的在家人的陪同下，有的独自拄着拐杖，从上海各地区，有的甚至从外省市专程前来吊唁，为他扫墓祭奠，以寄托对烈士的哀思。

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陈列室陈列着郭莽西遗著《人生过程中的三个境界》。书的最后一页，烈士引用宋代儒学大家朱熹著名的一首诗：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郭莽西把这首诗作为该书的结束语，喻示了郭莽西在探索真理的人生旅途中，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人们永远缅怀他！

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