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行山上”他一声吼

“在太行山上”他一声吼——回族革命歌词家桂涛声生平

引　　言

同事桂一阳调到上海市回民公墓管理所之初，在一次交谈中，我听说他父亲桂涛声就葬在公墓北一区。后来我再没打听，而小桂也从未主动炫耀过其父身世。我退休后，应聘市伊协编《上海穆斯林》。采访时认识了一位马姓退休回族业余作曲爱好者，谈到冼星海谱曲的《在太行山上》时，他特别提到歌词作者是回族人，叫桂涛声，并表达了他对桂涛声的崇敬与热爱。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我便向桂一阳求证。果然，桂一阳的父亲就是著名歌词《在太行山上》的作者。

排行老二的桂一阳说：对父亲的一生知之不多，父亲对我们兄弟四人慈爱融融，要求甚严，管教有方，言语不多，教我们做老实人，为国家着想做好工作。记得小时候，父亲下班回来吃罢晚饭，个头仅1米65左右的他，像私塾老师一样授课，背着双手在斗室来回踱步。低声朗诵一首首古诗，解除一天的疲劳。桂一阳小学毕业，正赶上“文革”狂风飊起，在“造反有理”的蹂躏下，松松散散念完初中，年仅16岁便远奔安徽农村“修地球”，难得回上海与父母形影相随，父亲也无闲隙无心思向儿子们述怀当年。小桂在当地成婚落户，1993年调回上海，父亲早已归真作古。小桂知道我的意思后，提供了一些书面资料助我成文。

（一）热血青年走上坎坷曲折路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子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记得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我和同学们在舞台上唱过；80年代初，在一次节日比赛中我充当合唱指挥过；进入21世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又从电视节目再次重温这首旋律优美的歌。我竟然不知词作者是我们回族人桂涛声先生。

桂涛声1903年农历三月出生于云南沾益菱角乡一个败落地主家庭。原名叫独生，字仰云。曾以浩然、吴壁、翘然为笔名，在一些进步报刊上撰文留声。

他两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家境贫寒。他天资聪慧，由于生活的艰辛，从小造就了他爱憎分明、性格坚韧、好学上进的气质。在本村读完启蒙的私塾后，在县城当小学教员的伯父桂培根，发现侄儿具有一般村童少有的音体美特长和爱好，于是将他带到沾益县城。读完高小之后，15岁的桂独生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五年制公费的云南省立曲靖师范。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超前，在该校读了四年尚未毕业，再次破格考入他爱好的省立美术专科续读，从而走进了省会昆明。自费美专要缴学费，而家庭经济拮据，幸遇一语文老师厚爱，帮助并介绍他到《猛进》杂志社做业余校对换取报酬，得以克服辍学之危。

在昆明求学期间，他目睹了社会的不公，逐渐萌发了对社会的不满与愤怒。尤为主要的是受到反帝爱国新思想、新文化的感染熏陶，思想大为长进，关心国事，倾向革命。为反抗社会黑暗与腐败，他开始以行动积极投入学潮，不料校方有人告发，当局视其“赤化分子”，下令缉拿。幸好在同学们掩护下当局政令未遂。校方予以开除学籍。为了逃避遭捕，为了探索真理，为了另谋生计，他首次开始短暂的颠沛流离，为此尝尽了艰苦。

1927年8月，云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补招师资，他被聘为美术教员。信念坚定的他，竟然结合教学，不失时机地在学生中传播他所自学到的马列主义知识。借节庆元旦，编写并主演富有反封建思想的剧目，虽深得学生们的欢迎拥护，却遭致当局无端指责，说他搞异端邪说，不务正业，有伤风化，贻害学生。翌年2月，便被解聘。

无奈之下，1928年4月，在昆明托亲拜友寻找就业机会。经一位朋友联络介绍，前往广东韶关，一步踏入国民党军营，走上了从军之路。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参谋处上尉书记官。当时虽值八一南昌起义失败，武装斗争转入低潮，但轰轰烈烈的国内革命斗争，却使桂独生思想得到更深层的熏陶升华。当部队奉命调驻郴州时，他亲眼目睹了所在部队肆意杀戮无辜百姓，横尸遍野的凄惨景象，更坚定了他打倒反动势力的革命人生观。他在黑暗中苦苦寻找引路灯塔。

（二）秘密入党，不幸失去联系

当年5月，经中共党组织的考察批准，潜伏于十六军政治处的中共党员吴登云受组织指示，介绍桂独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白色恐怖的郴州城一家餐馆里，由吴登云主持，秘密为桂独生举行了入党宣誓。从此，他肩负党的使命，暗中从事策动官兵参加革命活动。为了壮大力量，他在十六军军官团受训期间，一下子为组织发展了六名党员。

由于他表现认真，颇有成绩，在党组织机密运作下，设法利用军部派他到训练团学习，再赴香港上海深造培养，待时机成熟，作为军事人才，准备让他进入江西苏区参加红军工作。

1931年4月，桂独生尚在上海学习期间，一次在旅馆与人交谈时偶然不慎失口，遭特务窃听，不幸被捕。历经两个月审讯，他硬是拒不招供。敌特只能以抄获的几本马列著作和一份江西红军作战略图为证，判刑四年。与他一起同时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还有曹荻秋、彭康、黄洛峰、吴黎平、徐君曼等人。

在狱中，他依然坚持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与“托派”分子开展斗争，表现正气凛然。就在他满怀信心即将甩脱囚衣，更换自由着装走向社会，重新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时，敌人又出花招，要他供出与上司李济深的一些情况与关系。他不顾个人利害，仍然加以抵制，坚持保持缄默。敌人一无所获，以顽固不化为由，把他送到苏州反省院，硬是关押了一年。而走出监狱的桂独生，却未料遭到比坐牢更大的打击和无法挽回的损失——他与党从此失去了联系！

出狱后举目无亲、穷困潦倒的桂独生只身辗转上海谋生，他摆过糖果小摊，做过小职员，还在上海的中国回教学会当过书记员。后又被老乡介绍到地下党领导的上海生活读书出版社，即后来的三联书店，做文字工作。大约在这期间，他用笔名涛声更名，开始叫桂涛声了。

1937年7、8月间，接连发生日寇制造的“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在日军挑衅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的爱国知识分子纷纷投入抗日救亡宣传运动。他听说刚刚出狱不久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将动身赴山西前线慰军，鼓舞抗日士气。不甘寂寞的桂涛声积极响应，与爱国青年周巍峙、柳堤等一行人，在李公朴带领下，于8月21日抵太原，奔赴前线劳军，进行抗日宣传，历时两月，圆满完成预定目的。桂涛声与李公朴一行，又转道前往当时的抗日中心武汉。

到达武汉后，在李公朴点拨关照下，桂涛声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何伟，何伟希望他发挥专长，在武汉搞宣传工作。桂涛声欣然接受，甘愿做这没有报酬的工作。此时适逢平型关大捷，消息传来，汉口各界在文化人士倡议推动下，掀起一股为八路军捐棉衣活动。桂涛声有了两个月前线劳军经历，体验了前方战士的英勇艰苦，值此募捐活动，触发了他爱国艺术情怀。于是，以民歌形式的歌词《做棉衣》，很自然地从他笔端倾泻而出，先后刊登在胡绳主办的《救中国》杂志封面和《战斗》杂志上。后由冼星海谱曲，很快在武汉的街头巷尾传唱起来：“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打胜仗/打胜仗/收复失土保家乡。”

桂涛声在《救中国》、《战斗》杂志社工作期间，非常忙碌，除积极撰稿发表不少宣传抗战文章外，还应一些单位团体的邀请，走进各阶层群众中，作激奋人心的讲演。把他在太行山上的所见所闻做真实传述。讲敌寇的残暴贪婪、烧杀奸掠；讲八路军血刃搏斗、英勇歼敌；讲军民团结与艰苦卓绝；讲有志青年踊跃参军。刘大明回忆说，他是用诗一般的言语迸发出来的，非常感人肺腑，深入人心，鼓舞抗日走向高潮。因其在社会上有了影响，加上工作需要，他与当时在武汉的董必武发生了一段短暂的工作接触。

不到一年工夫，1938年的8月，为了生活来源，经黄洛峰介绍，他又到国民党第九军第四十七师政治部，担任少校干事。1939年秋，国民党在军官中下达强制性号召：“凡非国民党党员军官，必须加入国民党，违者革职。”桂涛声与几位进步军官磋商后认为：“既处此情况，那就不管他是六畜同槽，还是大垃圾箱，为便于我们开展理想中的工作，看来只有参加了。”他们集体参加后，得到师长裴昌会的高度信任，委任桂涛声为师部秘书。裴昌会亲自向他交代说：“凡属秘书一切公务要斟酌处理好，不要事无巨细都来找我。”

这似乎给了他一把尚方宝剑。在任职的三四年里，他配合地下党，巧妙地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凡是国民党上级来文，部队来件，皆由桂涛声拆阅，倘若有反共指令，计划或行动，不利于抗日的公文，他就冒着风险，或扣押或一烧了之。但桂涛声的活动最终还是被特务嗅出味道，他被纳入监视的目标，况且他曾在公开场合痛批胡宗南反共不抗日，反苏亲美。特务对他以“吃国民党的饭，干共产党的事”为罪名，采取了搜查并抓捕控告。军长陶峙岳亲自对所控条状逐一审讯，桂涛声则一一驳斥否认。

在无证无据下，桂涛声被关押在政工待查处。幸得在他被捕的第一时间，就传到陈小波等耳里，他们设法迅速到桂涛声的住所，把书籍和其他可疑书信物件，悉数转移匿藏。待特务和待查处再次上门搜查时，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致使军内特务异常狼狈。桂涛声后由师长裴昌会出面保释。然而，桂涛声在军内已无法再工作下去，何况继续革命活动。

至此，桂涛声军旅生涯终于画上了句号。

（三）抗战歌声响彻苦难大地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民奋起反抗。上海守军的一部分是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团长谢晋元奉命率号称800名实仅400余壮士，孤军退守苏州河北侧的四行仓库。官兵浴血奋战四昼夜，粉碎日寇多次进攻，誓死不让侵略者迈进一步。

八百壮士的敌忾无畏，感染了远在武汉的桂涛声，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12月的一天，他挥笔一气呵成《歌八百壮士》歌词：“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战东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扬……”

桂涛声拿起他写好的词稿，送到正在排练的作曲家夏之秋手里。夏之秋接过来一看，惊喜地大声说：“啊，中国不会亡！太好啦。”他认为歌词简朴通俗，感情充沛，形象鲜明，却洋溢着爱国热情，与他自己的思想如出一辙。激动地对桂涛声表示：“这歌词太棒了，我会很快谱写出来的！”

夏之秋回到家，思想澎湃，那浴血奋战、残酷屠杀、“抗战必亡论”等等，家仇国恨犹似纪录电影，一齐涌上作曲家心头。他连夜把歌词稍作调整，便谱起曲来。事后他对记者说，气势磅礴的旋律，“像是从心底自然的涌现出来。全国人民的满腔悲愤，促使我力图用音符发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呐喊”！

雄壮的歌词被高亢的旋律武装。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在夏之秋钢琴伴奏下，作首次独唱公演，震撼的声波，立即响彻武汉，传往上海，传遍前后方。据说，当时剧场掌声雷动，观众多次要求周小燕“再唱一遍”的呼声，如潮涨潮落一次比一次汹涌。因为它是“历史预言”的呐喊，是战斗的号角，是对亡国论的批判和嘲讽。第二天，武汉《大公报》发表社论，认为：“中国不会亡，提的好！祖国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这一口号甚得人心，唱出了四万万同胞的心声！”

直到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依然有人著文称赞桂涛声勇于写下“中国不会亡”，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文章说：“这是桂涛声经过深思熟虑，是有独见、有胆识、有政治远见的一笔。”此歌诞生不久，阳翰笙在他拍摄电影《八百壮士》时，把它作为主题歌收录在影片之中。

然而，有的亲日派、投降派和悲观论者，却公然跳出来诋毁，甚至反对。据传，国民党军政要员何应钦就说过：“真是胡闹。人家孩子病了，你能说孩子不会死？孩子不会死，这不是咒人吗？”冯玉祥当即予以痛斥并诘问：“按你的意思应该唱‘中国一定亡’，才合你的胃口！”一语点破，何应钦无言以对。

桂涛声创作的歌词《在太行山上》最为经典。在抗战如火如荼的年代，在金戈铁马的战争中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发激情、鼓舞斗志，流传很广、影响很大，至今仍被作为优秀抗战歌曲或红歌出现在各种歌曲精选版本中。

大约是1937年6、7月间的一天晚上，游击队打扮的桂涛声怀揣写好的歌词，匆匆赶到武昌郊县华林国民政府文化厅音乐科所在地找冼星海。他闯了进去便自我介绍说：“我是从山西来的桂涛声，想请星海同志为太行山的战友们谱一支队歌。”冼星海一见桂涛声，接过歌词就请他先给大家介绍山西游击队与日寇英勇战斗的实况。冼星海却盯着桂涛声写在烟盒上的歌词心领神会地琢磨起来。突然，他仿佛身临其境与战士们一同浴血奋战，一起为打了胜仗欢呼雀跃，随即音乐形象展现，赶紧用笔记录下灵感：由舒展宽广明朗向上的小调主旋律，引出了战斗进行曲旋律。既充满青春朝气，又豪迈雄壮，气势恢宏。

此时桂涛声还在滔滔不绝讲述。冼星海便兴奋地插话说：“大家听听山西抗日队歌《在太行山上》，这么唱行吗？”他抬起手臂打着节拍轻轻哼了起来。顿时满屋人都感到惊愕，谁也没想到一首优美战歌瞬间诞生了！不久，在武汉举行的抗战宣传周歌咏大会上，歌唱家张署和林路作首次演唱，便一炮打响，在全国回荡，让敌人丧胆！这是作词和作曲的一次自然珠联璧合的大手笔，可以说是仅次于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传世之作。

谨此，桂涛声与冼星海建立了革命友谊。桂涛声曾撰文回忆说，冼星海为他谱《送棉衣》也只用了两个小时，唱了一遍就定稿了。后来冼星海曾征求桂涛声意见，桂涛声回答说：“谱得又快又好，通俗流畅，唱起来很有韵致。太好了！”他佩服冼星海是名不虚传的谱曲能手。回忆起两人友谊，桂涛声写到：“常来常往，无话不谈，从天下大事到个人小事，爱说什么说什么，分外亲切。”不久冼星海去了延安，桂涛声入了军界，从此天各一方，未再重逢。

世间事物一旦产生，总会引发多元反应。当年西安《高原》编辑彭古丁追忆：1943年桂涛声在西安力行中学高中班做语文教员。学生们知道自己老师是《在太行山上》和《歌八百壮士》两支名歌歌词作者，他们特别喜欢唱。西安三青团分子闻风找上门来，要他把“民族英雄谢团长”改为“民族英雄蒋团长”，欲张冠李戴盗名窃誉，把颂歌给三青团荣誉团长的蒋介石。一向沉默寡言的桂涛声听罢，大发雷霆，愤怒地吼道：“你们这群小丑，只知反共，不知抗日！”他断然拒绝。为此，三青团勾结有关势力，把他秘禁了三个月。

（四）报国有术，走上教育之路

1941年2月，桂涛声脱离了国民党军营后，只身去了洛阳。找到洛阳中学，他自报家门，求职当教师。校方听罢，仰慕大名，当即接纳，安排他任语文教员。执教不久，从不“安分”的他，又在学生中继续宣传马列主义。他还走出校门宣传抗日，到工兵二、三团演出爱国剧目《野玫瑰》、《放下你的鞭子》等。国难当头，苍蝇比比皆是，桂涛声的行动又被学生中一个三青团头目盯住，随后向校方告发。兴许慑于他《在太行山上》的声望和受理者中国人的良心发现，校方以息事宁人的态度从轻发落。任教近两年的他被辞退走人。

1943年4月，洛阳沦陷危在旦夕。桂涛声只能离开古都洛阳，西去又一古都西安另谋出路。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灾祸不打一处来。在前往西安途中，不料被土匪洗劫一空。他忍饥挨饿，徒步数日才到西安。正在无着落之际，天无绝人之路，他巧与原在军营“军官训练团”的同事董文渊相遇。受董邀约，当即到其主办的大陆图书公司，让他参与编辑出版名曰《金丝鸟》的杂志。可能是偏爱教育，抑或是另有理想，1944年2月，他转到朋友李继谷私人开办的凤翔进修班。又站上了讲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桂涛声从西安回到坐过四载监狱、阔别八年的东方大都会上海，到师资较高的复兴中学教书。他发现校长是个“小人”，依仗权势，蝇营狗苟，贪赃枉法。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的他，心中十分不满，又不便轻易发作。任教仅半年，他便托人牵线搭桥，于1946年8月，跨进了他再也没跨出去的上海市育才中学执教。

育才中学内地下党组织甚为活跃，革命活动暗中影响很大，而且该校办学理念与校风诸方面，与桂涛声产生共鸣，因此他与同仁和学生情感日深。他在校的言行，也深得进步师生的理解支持，相互有了信任，事事不言自明。甚至有的进步学生，为保存实力，预防敌人的破坏、镇压，曾把被当局列为禁阅禁传的革命书刊和秘密油印小报等宣传品，托交桂老师收藏保管。在更深层交往中，进步师生办报印制宣传品，有时发生经济困难，桂涛声知道后，还主动掏钱资助支持。

1949年1月，经陈云涛介绍，桂涛声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上海市地下教师协会。在进步的教师和学生保护支持下，桂涛声凭自身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阅历，迫使学校当局承认学校“应变”和“育才中学师生员工福利委员会”的合法性，并取得开展护校等一系列斗争的胜利，从而为迎接上海解放做好准备。

根据桂涛声的表现，育才中学地下党支部在1948年底，曾派党员金碧然与他秘密谈话，做其工作，准备发展他入党。桂涛声当然欣喜响应，他很认真实事求是地写了一份《自传》、一份“入党申请书”，争取二次入党。然而时移事易，终因他被捕、坐牢出狱、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等等，一系列曲折复杂的经历尚待查证，又时逢全国解放在即，斗争形势激烈，他的入党之事因而被搁置下来。

再次入党未被接纳，但他信念之坚定从不动摇，一如既往衷心拥护、热爱他曾一起战斗过的中国共产党。

上海市育才中学文史档案写道：“先生在狱中正气凛然，誓死保守党的机密，没有出卖同志和危害人民，坚定着革命到底的信心。”从而印证了他的清白。关于工作业绩，文史档案的结论是：“（解放以来）先生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不仅认真教学，而且还热诚地关心中青年教师的成长，经常给他们分析教材，指导备课、进修。先生热爱学生，从思想品德、学习等各方面关怀，经常孜孜不倦地指导学生写作，甚至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一一进行个别辅导，深受学生欢迎。”校长段力佩特别敬重并对他的工作生活关怀备至。

就是这么一位热血青年，自走上革命生涯到弃甲从教，热爱祖国、令人尊敬的教师，却难逃“文革”一劫，受到残酷迫害，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坐飞机，戴高帽，进牛棚，挂牌抄家，游街示众，拳打脚踢；在校清洁厕所，回家打扫街弄。单位只向他发人均10元的生活费。两个儿子也背着父亲的“黑锅”，远走他乡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

“四人帮”倒台后，推翻了“文革”强加给桂涛声的不实之词，他得以彻底平反。然而由于一些讲不清的原因，直到他走到人生终点，党籍也未能得到恢复。育才中学在文史档案中说：“他总是衷心拥护和热爱中国共产党，把党的事业看成他自己的事业，为党和人民忘我工作。”历史的变迁转换，毕竟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遗憾！

桂涛声为志向奋斗，个人牺牲得太多，甚至连“成家立业”的婚姻大事也搁置身后。接近50岁方始娶妻生子。据说他与太太原是师生关系。太太学业完成，也从事教育工作，当了一名小学教员。虽然年龄相差很大，夫妇却鹣鲽情深，琴瑟和谐。就个人来说，这大概是他感到最好的宽慰了。

1950年起，他一直兼任着上海音乐协会副主席，直到1971年68岁在学校退休，1977年他辞去担任了27年的音协领导职务。1980年他被推举为静安区第五届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付出最后的余热。1977年，古稀之年的桂涛声，依恋着阔别近60余春秋的故乡沾益，执意要回卡朗村探望，追忆他童年少年同样是苦难的时光。临别前，他从“平反”补发的工薪中抽出500元，捐赠给家乡办公益事业，以了报祖之恩。1982年12月，桂涛声终因年老多病，辞世归真。享年80岁。

尾　　声

桂涛声的一生，历经坎坷、百折不挠、艰难跋涉、追求光明、赤诚报国、痴心不辍。正如他自书的评语：“我活这么大年纪，对革命对人民的事……可谓清水一边淌，浑水一边流，出污泥而不染。灵魂是纯洁的，思想是清白的。”

桂涛声在世上仿佛演绎了一出精彩的传奇，而且很特殊，耐人寻思。然而，斯人逝去将近30年的今天，他与冼星海创作的铿锵佳作，却依旧在祖国大地嘹亮地回荡着！

201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