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杂文作家的人生困惑

一位杂文作家的人生困惑

相识相熟上海知名杂文作家、上海作协会员张百年十六七年了。我俩成为同志、朋友加文友的平台，该是中国农工民主党。跨世纪前后那十多年，在农工党上海市委召开的一些宣传、通讯、理论研讨会上经常出现我俩的身影，时而碰头交流。更多的是在农工市委机关刊物《农工沪讯》上，他的杂文评论，我的诗歌散文，往往刊登在同期同版。一个“小区”，以文为邻。上海一些报刊上，我只要看到他的杂文，必定阅读。

他今年78，比我长三岁。我俩的人生命运、特长爱好、心仪志向诸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很多地方我不如他。

记得张百年膺服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过的一句话：“书比人长寿。”此话不假，也点到我的心坎。所以，近十年他有多部作品问世，而我惭愧，仅出了一本文集，不及他。他是一位当今与杂文渐行渐近的人。原来喜好写小说，一部长篇《雨打茉莉花》写了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新民晚报》抢去连载，抓了不少眼球，热闹了一阵；写于此前的《相思鸟》，30年后才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第三部《野玫瑰》，据说是他凝结36年农村生活经历，落笔当代农民进城的艰辛。这部原汁原味纯现实主义作品，他自我感觉是“三部曲”中最成功最满意的。一位70多岁的老人，笔耕勤奋，连续问世三部长篇，仿佛一个人老来得子，值得朋友们为他弹冠相庆。

与其佩服他写小说的毅力和成功，我则更偏爱他的杂文。

张百年做过记者，当过编剧。在小说创作的漫长日月里，为抒发社会之情、时代之情，他还把精力和视线投放到社会和身边的种种变象乱象上，他自喻“如痴如狂”地写短平快的随笔、时评、散文、杂文系列，约2000篇散见于《人民政协报》、《杂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劳动报》、《前进论坛》等40余家报刊。今年，他从近500篇杂文里精选出223篇，汇编成《说三道四》，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又成就了一个心愿。

杂文集《说三道四》别具一格，颇有特色。其文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篇幅短小。平均每篇900字左右，五六百字居多，三四百字也有，几分钟可看完一篇。对社会上的一些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理想迷茫的现象，张百年以平民心怀，用“轻骑兵”风格写杂文，针砭时弊、激浊扬清、伸张正义、呼唤良知。他不是偏激地牢骚埋怨，沮丧揭短，指责谩骂，而大都是针对具体事物，话说得尖锐，既不人云亦云，也不留面子，而且都是社会普遍关注的。当然，张百年本着求实态度，也有充满激情溢美之词的赞歌。张百年的良苦用心，赤诚丹心，给读者留下思索、启迪、觉悟和信心，并为读者催生快感，更有释放感。

张百年不是那种躺在时代怀抱里装睡的作家。孤儿出身的他，像俄国的高尔基，是“社会大学”毕业生，肚中墨水存储有量，大多是他“在人间”跌打滚爬自我练就的。他只读到初中二年级上。所以，在申请加入民主党派时，老老实实填报，因够不上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阶层而被拒之门外，考察了三四年。幸好农工党徐汇区委有人发现，从报纸上经常看到有个写杂文叫张百年的。经过外调，终于确认他就是那个申请入党的张百年。大家觉得这个人肚里墨水真不少，而且还是位有技术职称的经济师。“行啊，难得。”众口一词，学历不高，可以不拘一格吸纳人才。于是，59岁即将退休的张百年，终于成为一名参政党的成员。

有党有派与无党无派当然不同。张百年的目的和理念很清晰：他经常说，从党员角度讲，不滥竽充数；作为一名普通成员，将写杂文视作参政议政的二线。他很有感触：“因为我是民主党派人士，我有更多发表言论的责任和空间。‘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做一个像模像样的农工党员，不为人耻笑。”然而，他还有一句埋在心底多年的话，也油然勇敢地迸发出来：“争那口气！”

争什么气？

张百年豪爽实在，表里一致，人文一致。我俩性格上也有些相同。认识初期两次会上，我很欣赏他自告奋勇，抢先发言的耿直。他操着苏北上海普通话，围着主题打转转，展开来时间一长，往往便把话题联系到其个人身世上，开始倒“苦水”，很生动，吸引听众，博得同情。可是，后来次数多了，我觉得他像祥林嫂似的重复唠叨，让人有些反感。

说到肚中“苦水”，我俩都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可成桶地倒。我21岁打成右派，他21岁时莫名其妙被送去劳改，我以为几十年过去了，在相关的会上，偶尔向大家讲一点“昔日的惊天动地”，让后人了解历史以作借鉴，不至于完全的“今朝已灰飞烟灭”，情理所在，无可厚非。然而，倘若像“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似乎有点过分了。再说，反正大家对我们的身世多有所知，如今又儿孙满堂，事业有成。活得自在、自尊、自强、自豪，何苦自找烦恼！

然而，张百年复杂的心绪，不是我想象猜测的那么简单。我把他的有关说法排列揣测后，恍然大悟。原来，他是一名“山寨”版的“胡风分子”！怪异的个案。

1955年，全国开展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张百年因说了一句“我看过胡风和胡风分子的书”，遭人告密，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被揪了出来，赶出他工作的保卫科。工作手册被抄去，私人信件被没收。附加罪名是阶级异己分子，对抗领导、不服从分配、收听敌台广播、参加流氓集团，像“胡风分子”一样钻进肚皮盗窃国家机密……

1957年整风“反右”，生物所揪出的一批右派中，有几位鸣放中曾为张百年的“胡风事件”说理鸣冤，打抱不平，后被定为向党进攻的右派言论之一。在处理生物所十几名右派时，张百年被“滥竽充数”混杂在其中开除公职，与35名“四类分子”，以“反革命罪”先后送农场劳动教养。问题复杂在说他是“胡风分子”吧，根本不沾边。更不像我，右派是入册的，55万名中的一份子，有根有据，有档可查。而张百年与全国千余名“胡风分子”毫无瓜葛，并未列入集团结案。而他之前，还是一名根正苗红的“红孩儿”，解放后是一名信得过的保卫科干部，怎么忽然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反革命！

出身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的孤儿张百年，先由伯父和姑父收养。1946年的苏北盐城地区，在新四军保护下，人民政府实行土改，他被评为赤贫农。坚持自卫战时，16岁的张百年参加了地方情报组织。在乡镇政府和中共党组织领导下，他担任过宣传员、交通员、募捐员，还先后担任两所小学的儿童团团长。因为他孤身一人，无牵无挂，站岗查哨、慰问伤病员、斗地主，事事在前。经政府批准，每月向他发放三四十斤杂粮作为津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便申请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10月5日，获得批准光荣入团。他的这段历史，至今有证有据。

走笔至此，就可以理解张百年那种“祥林嫂”的心态和情绪。一位以泣血之笔写过大量杂文，为社会伸张正义，颇有成就的作家，一位拥护共产党，诚心诚意接受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执政党摇旗呐喊的、积极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成员，为顾大局，在他所有作品中，只字不提“被”造成的问题，一句未吐个人的委屈。其公心之厚实，确是一条汉子。呵，社会一个“杂”字了得！张百年陷入“杂”而又“杂”之中，何时休矣。

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