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笔待明天”

“持笔待明天”——访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沈醉先生

真没想到，这次到北京出差，竟然有机会拜访曾因电影、小说给我的童年留下了可怖印象，而近年来却成为各报记者不懈追踪对象的沈醉先生。更没想到的是，我还未与他谋面，却先在朋友处吃到了沈先生亲手钓的鱼。于是，我怀着要了解今日沈醉先生的渴望和无功受禄的忐忑，叩开了沈醉先生的家门。

在他家三居室中那间四壁挂满名人字画、权充客厅的房间中，我见到了年逾八旬却精神矍铄的沈醉先生。但令人吃惊的是，无论我用怎样挑剔的目光去挖掘他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也无法从这个慈祥的老者身上找到与印象中那个特务头子有一丝一毫的相通之处。

的确，今天作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沈醉与当年作为戴笠得意弟子的沈醉，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已大相径庭，判若两人。从小便练就了一身少林武功，并有着三十年“军统”生涯的沈醉先生，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立志要在有生之年，用自己握“自来得”手枪的手拿起“自来水”笔来，写十部书。为实现这一宏愿，近十年来，他弃武从文，埋首书案，在他那仅八平方米的小小寝室中，先后写作出版了《我这三十年》、《戴笠其人》、《军统内幕》、《魔窟生涯》、《战犯改造所见闻》、《沈醉日记》、《人鬼之间》等七部书，共计250万字，发行量达几百万册。其中仅《我这三十年》发行量就达150万册，并被翻译成英、法、日、德四种文字。

“最近我又写了一篇七万多字的文章《皇帝特赦以后》”，沈先生边说边拉开抽屉，从四本不同文字版本的精美样书下拿出一份手稿，“这篇文章主要写我与溥仪之间的交往，是根据自己的回忆、日记和溥仪朋友们的日记编写的。”

“您写的文章有虚构的吗？”

“没有，我写东西从来不虚构，只写自己经历过的。”也许正由于“浑身上下都透着新闻和传奇色彩”的沈醉写的都是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才使他这些书更具历史价值，才更得到海内外读者的青睐的吧。

惊悉沈老近十年创作颇丰，早已达到了加入作协的条件，且目前仍在为完成《冤家路宽》、《沈醉杂文集》等最后几部书，以每天4000字的速度耕耘于纸笔之间，但他仍然自称“我是个武夫。”

不错，沈老先生几十年来从未放弃过他自幼养成的对武术的爱好，笔耕之余，他除了喜欢挥毫书画和钓鱼之外，便是打打拳。并且还兼任着“少林寺武僧高级顾问”、“北京市武术学会名誉会长”、“沈阳气功武术馆首席顾问”、“中华气功进修学院院长”等职。

作为解放前国民党的军统头目，沈醉先生有数以千计的老同事、老部下散居在台湾、香港和美国等地。他的四十多位儿女亲属们也分别旅居在美国、加拿大、菲律宾和台湾、香港等地，经济都非常宽裕，但沈醉先生非但从不向他们要钱，还断然拒绝了亲朋、儿女要接他到海外定居的好意：“我是中国人，绝不到外国去。”这位“回头逆子”对生活自有独到的见解：“我到海外，也许物质生活要比现在好，但人总不能光为物质而活着。我认为生活分两种：物质和精神，而我宁取后者。”至此，我才真正明白了被沈老视为座右铭的“有事身方健，无求品自高”的真正含意和“室小心怀大，人穷志气高”所包含的真正情怀。难怪在春节团拜会上，当江总书记一再问他“你有什么困难”时，他总是回答：“我生活得很好。”

诚然，生活得再好，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更何况沈醉先生还要面对许多曾被自己迫害过的革命者的家属。“对此，我只有真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沈老说，“我从来不敢忘记小时候母亲对我的教导：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做人要正派，错了就承认错了。”

当然，使沈醉先生受教育最深的莫过于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交谈中沈老指着会客室里的一幅珍贵照片告诉我：“这是我和华子良（韩子栋）的合影。过去我们是不共戴天的冤家，今天我们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沈醉被特赦以后，与曾屡受军统迫害的韩子栋再度重逢，韩子栋紧握沈醉的手说：“革命无前后。”这使沈醉深受感动。

当笔者问沈老对台湾回归问题有什么见解时，他毫不犹豫地说：“那只是迟早的问题，台湾回归，是人心所向，不可逆转，只要我们的经济能早点腾飞起来，台湾回归为时不会久远的。”听了沈老这番话，使我想起不久前读到的他那首《寄台湾亲友》诗：“久分将永合，两岸心相连。为书统一史，持笔待明天。”这大概就是沈醉先生心灵深处那一束希望的圣火吧。

《广西广播电视报》199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