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的儿子——访电影《黄土地》编剧张子良
深秋的桂林,桂花的馨香弥漫于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在一间溢满花香的会议室里,我认识了中国第五代导演赖以起飞的影片《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的编剧张子良。
这是个土生土长的陕北汉子,在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大西北气息。60年代他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在他的笔下,总是流淌出那样一泓荡漾着陕北风情与黄土地气息的清泉。但张子良告诉我:“在大学时代,我喜欢搞的是评论而不是剧本。”那么他后来如何搞起剧本来了?说起来还有一段小故事。
1964年,我国开展了一次“电影大讨论”,主要是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人情味。大学三年级的张子良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投书《陕西日报》,与之展开了勇敢的辩论。为此,当时的陕西省电台、报纸和具有权威性的《光明日报》纷纷刊载文章批判张子良。在那极“左”思潮左右着中国命运的日子里,张子良在学校的处境极为糟糕。幸亏他的出身好,才被免予处分。
也许正是因为经历了这次波折,才促使张子良痛下决心,由搞评论转入搞剧本。毕业时,学校考虑到他曾有写剧本的“前科”,便把他分到了西安电影厂。按理说,这该是张子良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最佳分配方案了,可命运又一次捉弄了这位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张子良被分到了电影厂洗印车间,当了一名洗片员。寒暑三度之后,张子良又转行干了四年影片剪接。1976年,张子良总算“归队”到电影厂文学部当了一名编辑,三年后又当了编剧。张子良终于步入了事业的收获季节,1978年他开始连续发表小说,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1980年他被送进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一年,两年后便拿出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默默的小理河》、《乡民》等叫响全国的力作。
面对令人羡慕的收获,张子良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都是比较平白,故事较简单,主题不明确。”对已拍成的影片,他也如此客观:“都很好,但都不十分满意。因为都不太像自己的东西。”的确,他对什么事都是那样恬淡坦然,不喜欢的绝不强说喜欢。比如厂里曾有意让他当导演,可他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当导演,所以未去。他的性格外向,脾气憨耿,虽然在社会上滚打了50个春秋,却仍把“圆滑”二字拒之千里之外。因此他总是讲真话:过去写东西不给稿费,心里也很平静,架不住喜欢呀。可是一旦面对着可喜的改革大潮,心里却有了矛盾。他说:“很想继续写东西,但那样就会使家庭生活水平下降,放下笔想法子赚点钱吧,又唯恐再也写不出好东西。”尽管如此,他对我国的电影事业的发展却充满了信心:“目前我国经济还比较困难,但这并不影响我国的电影将大踏步前进。”
《南宁晚报》1993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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