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荡大海的日子

飘荡大海的日子

我的办公室在一座破旧而古老的道观里，坐北朝南，墙塌壁倒。北面是浩瀚的大海，一望无际。夏天倒还好，海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很凉快。刮风下雨时，外面下大雨里面落小雨。一到冬天，海风呼啸，风犹如一把剑，掀瓦钻墙，刺骨的冷，冷得人手僵骨软。忽一日，“铃铃铃……”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起，我顺手接过电话，原来是宁波港建设指挥部的总指挥程精业同志打来的，电话中告诉我：“省文联有两位作家要来我港建设工地体验生活。一位是作家、文艺评论家沈祖安先生，另一位是剧作家胡小孩先生，请你接待和安排一下。具体待他们到来后和你面谈。”咔嗒，电话搁了。因为我是负责政工的，又兼小报主编，这一任务是理所当然，难以推托的。下午，刚上班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门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远看有两位上了年纪的人，从应德馆的长廊里往我的办公室走来。他们衣着俭朴，背着背包，提着行李，挎着书包，我快步上前把他们接进了我的办公室。先请他们坐下休息，喝茶、洗脸后，陪着他们解决吃饭、睡觉问题。当时只能安排在这座破旧的道观里，条件么，可想而知，是相当艰苦的。眠床是两条竹马搁一张竹榻，除此之外都是要自带的。因为招待所才刚刚破土动工。

他们俩的年纪，看起来都比我大。沈祖安先生身材中等，且比较瘦，颧骨略突，尖削的下巴，戴副老花眼镜，讲起话来既温和又风趣，往往引人发笑。胡小孩身材魁梧，比较胖，肚皮也胀鼓鼓的，讲起话来，趣味性比较强，耐人深思。他们知识渊博，且处处谦虚，还很体贴人。我们在一起，都无拘无束，也很谈得来。在交谈中，才知他们要与工人、农民一起体验较长一段时间的生活，合写一部反映建港工人和农民生活的中篇小说。

因为建港，首先要在海上造陆域，造陆域必先要从海岸向海中伸展一条长堤，长达10公里以上，叫做十里长堤。那就得移山填海，劈下附近山川上的岩石，用成排的木船和铁壳船，将劈下来的岩石运到海中央的定位红线抛下去，这一浩大的工程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战天斗地地奋战。

我安排了一条刚从江西九江买来的较舒适的小游艇。他俩见了，很不满意，严肃地说：“我们不是来享受的，是来体验生活的，首先应该同工作人员在一起。”我不好强人所难，只好换了一艘漏底船。“漏底船”是我们的工程师为这一抛石工程特意设计制造的，因为红线是浮在海面上的，成排的木船靠在红线旁，用人工将一块一块石头抛下去，抛下的位置在红线，可落到海底的位置相差甚远。用整船的石块一齐倒下去，沉到海底的位置才差不了多少，海底的潮水才推不动整船的石块。因此，这种船，船底装有两扇门，可以启闭，装石块时闭上，抛石块时，只要船泊在红线上，两扇底门打开，整船的石块一下子就沉到海底。所以中间的船舱是不能坐人的，也不能坐在石块上，只能坐在船舱的四周，四周是比较宽的，而且前后都有栏杆。这四周宽边的位置里面是空的，不漏底，靠它的浮力来载石块，是比较巧妙的。他俩很感兴趣。

开始一个星期，我陪着他们俩一起在海上漂，熟悉指挥干部、工程师、抛石作业的工人……从海上到岛上，从岸边到山崖，“三航四处”、“水电三处”、“航道二处”、“大连的海底工程队潜水作业队”等聚集着数万劳动大军，当时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只有几台挖土机、铲车、翻斗车、风钻，陆上运石全靠手拉车，多装快跑，连成长蛇阵，犹如蚂蚁搬家。

我们每天和工人们在一起，趁东方初露鱼肚白，还没喷出丝丝红光，就出发了，那浩瀚的大海气势澎湃，潮声轰鸣，浪涛拍岸。那游弋在海上的运输船、捕鱼船，机声隆隆，白帆点点，从海平线上慢慢升起，由远而近，自桅杆的顶点渐渐见到全部船身。那大型货轮和客轮的尾部，泛起白浪，溅起水花，天空中翱翔着白色的海鸥，窜上飞下，寻找着它们的美食。海浪由远及近，由低及高，到漏底船处，漏底船就像鸡蛋一样晃荡，在海面上滚来滚去。人坐在船上，就会前仰后翻，但只要抓住栏杆，船是保证不会翻的。不习惯的人就会呕吐、头晕，不仅会把吃进的饭倾倒出来，而且还会将黄黄的胃液沥干。两位作家开始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后来渐渐习惯了。

每当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们都要把白天的经历、感受、与工人接触的情况进行叙谈。一个多月后，我们又初拟了中篇小说的写作提纲。他们也经常写些小诗、小品，在我主编的小报上发表。

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幻，他们尚未完成中篇小说的全稿，就匆匆被召回。他们留下了他们在杭州的家庭地址，请我常来常往。我那时正在学画，买不到宣纸，沈祖安先生还备了便条，叫我到他儿子处——西泠印社购买。此后的岁月，不知他们如何度过。至今也没有信息来往。只是在《浙江日报》上常见到他们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