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奉献的一生

诲人不倦、无私奉献的一生——纪念陈伟达同志逝世20周年

陈伟达同志是我的老首长，知心朋友，离开我们已经有20个年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散去。

陈伟达

他原名王经纬，1916年3月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现响水县）。少年丧母，生活靠嫂子照料。十几岁便离家，外出求学。他热爱祖国，勤奋好学，生活俭朴，品学兼优，深受老师和家人喜爱。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暨南大学。由于在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革命思想，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期间，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7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中共中央派刘晓到上海重建党组织后，成立了一个外围团体——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陈伟达同志任这个协会的党团委员。从此，他夜以继日，忘我工作，全身心地领导上海大中学校学生的救亡运动，在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等工作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多次动员进步青年参加江南敌后新四军部队，动员社会各界捐募钱物支援江南敌后抗战武装力量。1938年8月，受中共江苏省委委派，陈伟达同志等到苏北开展工作，成立中共江北特委，唐守愚任书记，陈伟达同志任委员，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开展敌后武装斗争，陈伟达同志负责抓抗日武装斗争。当时江北地区面临的形势极其险恶，日本侵略军于1938年春就侵占了南通、如皋等重点城镇，并控制了主要交通线。国民党各派武装势力则盘踞在广大农村。从地理环境来说，这里地处平原河网地带，没有崇山峻岭作依托，开展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相当困难。这对一介书生的陈伟达同志来说，无疑是个新课题，也是个难题。但他毫不退缩，知难而进，勇于开拓，机智灵活，正确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有声有色地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陈伟达同志抓武装斗争的观点十分鲜明。他经常说，我们必须抓武装才能站住脚。他不仅在农村中动员扩军，还组建了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武装力量。他明确提出，工运工作“不能单纯搞秘密党而不抓武装，只有掌握枪杆子，才能站稳脚跟”。经过他深入细致的工作，竟然在驻南通日本侵略军的眼皮子底下，先后动员和组织300多名男女工人参加了抗战支队，使之成为一支完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为了团结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上的抗日力量，将一部分武装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他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对于已有的国民党地方部队，通过各种关系打进去，相机取得对部队的控制权，使这些部队在名义上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实质上的控制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对于尚无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地方，则利用国民党区政府和部队的番号，组织独立自卫队和游击组织，如金沙区自卫队、盐民自卫队等。对于我们党自己的地方抗日武装组织，陈伟达同志亲自担任大队长，有胆有识、神出鬼没地袭击日寇。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在广阔的江北地区，终于有了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其中大部分同志先后参加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为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东进开辟苏中南通地区，即四分区抗日根据地，准备了有利条件。

新四军东进以后，陈伟达同志在苏中四分区先后担任第四地委委员、专署公安处长、地委特工委书记、地委副书记等职。在这期间，陈伟达同志在苏中区党委的领导下，全力投入反“清乡”斗争。1943年4月，日伪纠集重兵，对苏中四分区进行残酷的“清乡”，妄图歼灭苏中新四军主力，彻底摧毁苏中抗日根据地。苏中抗日斗争出现了空前尖锐、复杂和困难的局面。根据粟裕同志关于组织精干武装、深入敌后、机动灵活、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的指示，陈伟达同志以他特有的英勇、睿智和深谋远虑，为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一是建立分区情报网，搜集日伪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为了做到知己知彼，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化被动为主动，陈伟达同志领导建立了分区情报网，及时搜集日伪情报，为苏中区党委制定有关方针，部署政策、部署军事政治斗争提供可靠依据。他派马世和进入日伪占领的南通城，利用社会关系，打入日伪“清乡”机构，获得重要情报，曾被分区司令员陶勇称赞为“起到了拿枪的新四军不能起的重要作用”。二是组织和领导短枪大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四分区的短枪大队队员都是政治上坚定、英勇顽强、富有作战经验的指战员。短枪大队下设4个分队，陈伟达同志亲自担任大队长。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短枪大队活跃在苏中广大的平原河网地带，机智灵活，英勇善战，出生入死，日夜战斗，深入虎穴，打击敌人。他们采取多种多样的武装斗争形式，或者开展据点游击战，或者昼夜伏击“清乡”的日伪军，或者捣毁“清乡”机构，扰乱“清乡”部署，或者潜入居室惩办汉奸。1943年4月20日晚，南通短枪队潜入戒备森严的天生港，将催运封镇器材的如皋县岔河大检问所主任凌月东击毙在旅馆里。接着，又先后逮捕和处决了伪南通特区公署第九区区长朱崇汉和保甲指导员梁振强、三丫子镇伪七乡“清乡”办事处主任孙祖贤、曹家镇伪“四乡联合办事处”主任徐宝明。短枪队除恶杀敌的果断行动，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反“清乡”的斗志，震慑了日伪，在根据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三是精心策划和组织实施“汤团”行动。反“清乡”斗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华中局和苏中区党委出于从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的考虑，决定充分利用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特定的社会关系，派“汤团”打入伪军内部，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这个特殊的战术，相机配合反“清乡”斗争。汤景延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原是大革命时期中共上海地下党员，由于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汤景延回到苏北老家。在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当上了国民党军官，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许多“朋友”，与一些杂牌军头头和土匪结为把兄弟，深谙国民党及黑社会内幕，但其抗日救国之志未泯，党的教育也未全忘。陈伟达同志到苏北后，就对汤景延做了许多教育工作，后来又介绍他重新入党，成为特别党员，并再三叮嘱他不能暴露，其所辖通海自卫团要保持“灰色”面目。根据苏中区党委的决定，“汤团”行动，由陈伟达同志具体组织实施。如何打进伪军内部？打进以后怎么行动？部队驻地如何安排？怎么及时有效地与之联系？根据地军民如何假戏真演地对“汤团”进行“声讨”？经陈伟达同志深思熟虑后，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周到细密。“汤团”打入伪军后，利用日伪内部矛盾，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战斗。“汤团”控制了海门、青龙港和牛洪港等沿江口岸，以“协记公行”为掩护，沟通与苏南的交通联系，掩护我党军政干部过往，搜集日伪重要军事情报，采购和输送军需物资，秘密处决日伪汉奸，积极配合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1943年9月29日，“汤团”遵照党的指示，在南通县的金沙、石港、刘桥和三余等十几个据点同时举行起义，陈伟达同志和南通县县长兼警卫团团长梁灵光率部接应，“汤团”全部安全回到了苏中根据地，反“清乡”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汤团”起义之前，陈伟达同志和汤景延还演了一出“鸿门宴”，即在29日，由陈伟达同志派遣20多名短枪大队队员进入金沙据点内外，由汤景延特邀敌特到金沙吃饭打麻将，在起义时杀了6名特务头目，并缴获了特务机关、伪警署“行动大队”和伪政权的一大批枪支弹药。“汤团”行动的胜利，使日伪不得不承认对四分区第一期“强化清乡”的破产！这震惊了南京的冈村宁次和大汉奸汪精卫、李士群。他们下令给南通日军头目以“严重警告、记大过”处分，伪“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被撤职查办。“汤团”行动的成功和胜利，充分显示了陈伟达同志智勇双全的才华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粟裕司令员在为“汤团”召开的祝捷大会上，热烈祝贺“汤团”这场特殊战斗的胜利。他特别强调指出：“我们的队伍有高度的觉悟，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全团同志忠心耿耿，各尽其职，机智灵活，能应万变，胜利地完成任务。‘汤团’行动好比渔人撒网一样，把网撒出去，等鱼进网后，我们就果断地连鱼带网一齐拉上来。”在历时一年半的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中，在苏中四地委领导下，陈伟达同志直接指挥当地军民，配合外线新四军主力，同敌伪展开了殊死搏斗，终于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完全胜利，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5年年初，陈伟达同志调任中共淞沪地委书记兼淞沪支队政委，加强党对淞沪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根据党的指示，发展党组织，壮大淞沪支队，有力地支持了上海地下党的斗争。同时，配合和掩护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安全抵达山东根据地。

在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1月至1949年5月，陈伟达同志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一旅（后改为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一师）政治部主任，一纵一师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六纵队十七师政治委员。他接连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睢杞、济南、淮海和渡江等重大战役，出生入死，英勇奋战，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以后，陈伟达同志在积极协助师长指挥战斗的同时，着重于做好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富有创造性和开拓性。当时，部队战斗频繁，伤亡较大，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俘虏来的国民党军队士兵吸收到我军中来，转化为人民战士，调转枪口，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队士兵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加快他们立场和思想的转变过程。陈伟达同志作为政治委员，充分发挥了这方面卓越的才能。他亲自到连队蹲点，摸索和总结出一套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对国民党士兵进行思想教育、转变立场的成功经验。它的基本做法是：引苦（形象地引导阶级觉悟）、诉苦（列举切身所受的阶级压迫之苦，启发阶级觉悟）、追根（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了解阶级、阶级形成和阶级压迫之根源）、诉蒋（弄清蒋介石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必须以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翻身（弄清只有推翻反革命政权才能获得民主翻身）。这种现实的生动的激发阶级觉悟的直感教育，激发了从战场上解放过来的无数工农子弟的阶级觉悟、政治热情和革命自觉性，促进了他们迅速转变立场，投入到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战斗行列。这一整套政治思想教育的做法，很快受到广大官兵欢迎和部队领导的重视。在全师实施以后，又在纵队推广，并且迅速发展到华东野战军各个部队，成为华东野战军政治工作的法宝之一，从而为华东野战军迅速补充兵员，提高部队战斗力，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伟达同志先后担任中共宁波地委书记、杭州市委书记、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副书记兼副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书记等职。他在浙江工作了30年，为浙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浙江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每一个领导岗位上，他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有所开拓，有所创新，有所建树。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先任中共宁波地委副书记，不久任宁波地委书记。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出色地领导了宁波地区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迅速确立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新秩序。

1952年至1953年，他担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加强党的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省委组织部任上，他正确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大胆选拔年轻干部，为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领导干部。这些举措在当时干部队伍尚未明显老化的情况下，是很有远见，也很有魄力的。他在主持全省工业交通等经济工作期间，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浙江工业发展战略设想。他与省委和省政府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精心筹划、组织和指挥了一大批重点工程建设。从1956年开始，逐步上了新安江水电站、衢州化工厂、绍兴钢铁厂、江山水泥厂等一大批大中型工业项目。进入“二五”时期，浙江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在重工业方面，杭州半山地区的杭钢、杭玻、杭氧、重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等重工业骨干企业，都是那时开工建设的。在轻工业方面，新建了杭二棉、杭丝联、杭化纤和嘉兴毛纺厂等。这些工业骨干企业的建成投产，不仅填补了浙江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空白，而且开始形成浙江冶金、电力、化工、机械、轻纺等产业，为以后浙江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些重点骨干项目的建设过程中，陈伟达同志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精心挑选干部，组建领导班子；他组织专家论证，作出科学的规划；他时刻关心工程的进展和生产情况，并且经常亲临现场，检查督促，具体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说空话。有时候，哪怕是深更半夜，他想到哪个工厂、哪个工程有什么问题，也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才能放下心来。在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还以极大的热情，组织工业支援农业，加强党在农村的工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进行不懈的努力。他在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期间，还分管科技工作和体育工作，兼任浙江大学校长。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十分关心和重视知识分子工作，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他明确提出“高等院校要出人才、出成果”，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研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他为发展浙江教育、科技和体育事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伟达同志遭受林彪及“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长期、残酷的迫害。他对党忠心耿耿，不畏邪恶，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伟达同志于1972年恢复工作后，继续遭到“四人帮”的迫害。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以坚强的毅力主持全省经济工作。他顶住了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压力，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整顿方针，并且以很大的精力抓了宁波北仑港、镇海石化厂和镇海火力发电厂等重点工程建设，为开创浙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打下了基础。

陈伟达同志从1978年10月至1984年10月，担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兼天津警备区第一政委。他衷心拥护并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坚决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到1981年年底，“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全市20万件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3500多名错划右派得到了纠正，基本上解决了“反右倾”和“四清”中错定的案件，一大批长期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陈伟达同志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工作作为头等大事，并且结合天津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1979年下半年，在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时，陈伟达同志提出，贯彻八字方针在指导思想上，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打好基础，积蓄力量，提高水平，为天津经济振兴做好准备。为此，市委提出了以调整为关键，以改造为重点，搞好体制改革，把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挖潜、革新、改造结合起来的工作思路。在陈伟达同志亲自主持和关心下，全市陆续规划和发展了18个轻纺行业和5个配套行业。集中精力抓了企业的全面整顿，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了技术改造，调整了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调整了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从而使天津的工业生产开始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这是陈伟达同志为天津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所作的巨大贡献。

陈伟达同志对改革开放事业倾注了满腔热情。他衷心拥护中央关于进一步开放沿海部分城市的战略决策，亲自主持研究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方案，亲自到深圳和珠江三角洲几个市、县考察，对照外地经验，联系天津实际，逐条加以研究。他主持研究和修改了天津市委、市政府《关于天津市贯彻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精神，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报告》，明确了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他指出，要立足天津，着眼全国，做好外来新技术、新知识的消化和梯度转移；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天津港口、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扬长避短，走出一条适合天津特点的对外开放的路子。对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领导体制，他强调：“应跳出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框框，形成全新的管理体制，选拔调配一批优秀干部进入开发区。”在陈伟达同志和天津市委领导下，天津的改革开放很快打开了局面，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他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对我国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推行，向党中央提出了不少重要意见和建议。

陈伟达同志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群众的冷暖、群众的疾苦、群众的利益，他时刻挂在心上，对群众的困难总是千方百计抓紧解决。他在主持天津全面工作的6年时间里，市委、市政府实实在在地为天津人民办了三件实事：一是领导和组织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对天津造成严重破坏，当时有几十万人住在临时搭建的地震棚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伟达同志亲自主持向中央汇报，争取中央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使天津得到抗震救灾专项拨款。经过艰苦的努力，以住宅为重点的震灾恢复重建工作终于取得巨大成效：修复了震损住宅498万平方米，发展了10个新住宅区，新建、重建住宅1400多万平方米，几十万住在临建棚里的居民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居。二是领导和组织引滦入津工程，解决城市用水难题。1981年，华北遭遇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津上游的8条河道已完全断流，北大港、团泊洼、于桥等水库，水位已降到水线以下，其他中小型水库和大大小小的坑塘洼淀已经干涸，海河水仅能维持天津一个星期的用水，天津市面临着十万火急的断水危机。市委、市政府把解决用水问题作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提出了引滦济津方案。陈伟达同志和李瑞环等市委、市政府几位领导同志急如星火地赶到北京汇报。在中央的支持下，引滦济津工程经过一年零四个月艰苦紧张的施工，终于高速度、高质量竣工通水，初步解决了天津市人民长期渴望解决的生活和生产用水问题。三是在陈伟达同志的关心和倡导下，市委、市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安置了64.4万人就业，其中一半是靠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的，基本上解决了城镇青年的待业问题。这三件实事，是天津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从1983年开始，天津市委、市政府每年都要为城市人民办20件实事，这个做法一直坚持至今。

1984年11月，陈伟达同志调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在中央政法委员会工作期间，他坚持党的政法工作优良传统，深入基层，深入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使政法工作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为加强新时期党的政法工作倾注了最后的心血。

陈伟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0年3月18日在杭州逝世，享年74岁。

我与陈伟达同志相识，是在杭州大学外语系党总支担任秘书期间，因为总支书记（原为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是他的爱人，所以有经常到他家里去和他见面的机会。有时在他家吃饭，饭后聊聊天、打打乒乓球。有一次，我暑假探亲回来，他要我谈谈对农村情况的看法，我便无拘无束地谈了我的看法，他点点头说：“你有县委书记的水平。”他第一次表扬了我。此后，他就经常借我去省委办公厅帮助工作，有时跟他一起下乡搞调查研究。后来竟然成了他的秘书。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既是我的首长，又是我的老师、亲密的战友。他让我起草文件、报告、汇报资料等，总是预先向我交代清楚他的思路、要求和写作方法等，通俗易懂，使我落笔容易，很好构思，便可顺利地完成写作。交卷后，他看到有不妥之处，从不批评，也不叫我重写，而是他亲自动笔修改。修改好后，叫我誊清就是。这样对我的写作能力提高有很大帮助，可以说跟他四年，胜读十年书。久而久之，我也摸透了他的思路、思想方法等，所以配合得比较好。有时到乡下去，地方上临时要他讲话，他便自己临时写个提纲就讲，记录下来便是篇主题鲜明的好文章，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

那时，经常下乡，有时还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也毫不例外地都参加了，这是一件极不简单的事。我们每到一个地区、一个县的机关，住的都是招待所，吃在招待所食堂，排队买饭票、打饭、买菜，和当地机关干部同桌吃饭，边吃边聊，自由自在，还可以在闲聊中了解到一些在汇报中得不到的重要内容。晚饭后，我们还要在老百姓聚集的桥头、巷尾，去坐坐、听听老百姓的反映。

因为他的小儿子同波比较顽皮，他每次出差回来就要到学校去转一下，向老师了解一下他的表现，回家后，对他进行严格的教育。在三年困难时期，他的住宅安吉路10号内有一个小花园，他就把它改成了菜园，我们都一起参加劳动，种上了南瓜、大白菜、西红柿。我家里经济比较困难，穿的都是土布衣服，有的还是补丁加补丁，他很关心，叫爱人将自己穿旧的，或是没有穿过的旧军装，送给我。他爱人也将穿不着的衣服都拿出来，叫我带到家里给孩子和家人穿。首长的有些军装还没有穿过，而且内侧还有部队的番号、首长的姓名等等，多么的宝贵呀！我还舍不得，一直到搞“四清”时，我才送给比我更困难的贫下中农穿。后悔当时没有留一件作为纪念！

每当年节快到，我要回家过年的时候，他总要塞一点钱给我，说：“回家好好过个年！”我当时还执意不肯收，他又说：“我生活总比你好吧，你不要客气了，收下吧！”年年如此。他不仅对我这样，对待别人也是这样，驾驶员老张、炊事员、阿姨（小毛的奶妈）在他家住了十多个年头。小毛上中学了，阿姨还一直在他家，一直相处得很好，犹如他家的主妇，家中一切事务都由她操持。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首先被打倒，因为首先要搬掉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绊脚石”，接着他也被打倒了，后来我被批斗、游街、示众，被打折两根肋骨，致严重脑震荡后遗症，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陈伟达同志在自己也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设法将我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并且将我运到了宁波，进行治疗。我在医院瘫痪了一年零六个月，需人24小时轮班陪护。直至1974年才被“四人帮”发现，把伤未愈的我弄到镇海口外的一座孤岛上，做移山填海的苦活，其艰苦程度真是难以想象。在一次海上长堤合龙的庆祝大会上，我惊喜地发现，主席台上坐着的竟然有陈伟达同志、铁瑛同志和王芳同志。同时，陈伟达同志也发现了我，他首先走下台来和我握手，接着铁瑛同志和王芳同志都下来和我握手，此刻我是多么的激动。随着大会的结束，我便被小车接走了。

会后，陈伟达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执意要我再回到省里去工作，我无论如何再也不要回省里工作，而是要求回家当农民。在他的再三劝说下，最后我同意留在镇海四大工程指挥部工作，因为领导小组组长还是陈伟达同志。他理解我当时不愿意再回省里工作的原因，后来他调去天津市委时，还几次邀我一起去，我还是没有答应。他调中央政法委工作期间，我在东北出差的路上，曾在北京逗留了一个多月，看望过他，真是依依不舍，挥泪惜别。后来他因劳累过度，一次出差回来，在办公室突然中风病倒，在北京医院瘫了数年，直至1990年3月我得知他已转到浙江医院治疗的消息后，前去探望，可他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离我们而去了。

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他把他的全部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他的光辉业绩、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激励着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