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科员岑永福

中央特科科员岑永福

岑永福（1898—1964），余姚樟树人。大家都叫他“黑炭”。他久经风霜，满脸紫黑，为人憨厚，办事认真，很惹人喜欢。他在战争年代，曾经是周恩来同志的机要员，平时为周总理保护和收藏文件资料。战时或行军时，挑着文件资料箱跟随周副主席翻山越岭，战斗在同一个战壕里。我在他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际处接待科科长时见过他。

一

岑永福，1898年3月8日出生在余姚县逍林樟树庙村（现为慈溪市匡堰镇樟树村）一户雇工家庭里。13岁时，由于生活所迫去了上海，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纱厂做童工。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领导工人开展反英、反日帝国主义的经济斗争，岑永福参加了十人队的组织。1925年5月15日，上海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工人和学生于5月30日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运动。岑永福参加沪东区工人纠察队，并在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亲眼看到英国巡捕枪杀我们的同胞，作为共产党员的他，更激起了参加战斗的意志和决心。1926年12月至1927年6月，他在闸北宝山路工人暴动司令部任卫队长。正在这时，周恩来同志肩负党中央的重托，来到富有革命传统的城市——上海，领导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由于岑永福在工人武装起义中的勇敢、机智、灵活的表现，受到周恩来同志的赏识，便光荣地来到周恩来的身边，和他在同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从此，他离开了周恩来同志，由组织决定，于1927年6月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东方大学除学习政治外，还学习夜间射击，破坏障碍物、火车、铁路、电线杆、电线、桥梁、碉堡、树木、墙头，以及野外战等等军事技术。考试时获得了第一名，受到学校的表彰。1928年11月，学习结束，他从莫斯科动身经绥芬河、赤塔、哈尔滨、大连、青岛回到上海。他们一行四人，住到岑永福的大哥家里。二十多天后，找到组织关系。他在上海的中央保卫局三科任保卫小组长，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首长及抓叛徒。1929年1月初，组织决定让他离开上海到福建永定的彭杨学校任副大队长。学校设在虎口地区的山区里。岑永福把苏联学来的射击、架枪瞄准等军事技术教给学员。1929年6月至1930年11月，在江西邓发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任秘书长的保卫局任科员。1930年11月至1931年3月，在江西工农剧团任司务长期间，因失窃50元，被当做贪污犯，罚做苦工3个月，停止党籍6个月。他在1952年填写“党员干部履历表”时说：“我至今仍不满。”反映他耿直而对党毫无保留的个性和风格。1931年3月至1932年11月，在江西军工局任物资管理员。1932年11月至1933年7月，为江西军工厂弹药保管员。1933年7月至1934年2月，在红军24师刘英师长领导下的新游击干部班学习。1934年2月至6月，在江西兴国打游击时被国民党逮捕押解回余姚后，由岑堂发保释。从此，他失去组织关系，直至1935年7月，在江苏江阴天纶布厂做工……

二

岑永福是1925年入的党，长期以来他认为人生最痛苦的事是失去组织关系。1934年，他在上海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此时正值蒋介石对工农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没有办法，他只好回到老家。可老家已经没有了房子，又没有生活来源。他只好白天在逍林一带修补套鞋，晩上就睡在樟树庙里的戏台下。他暗暗打听党组织的下落。但在白色恐怖下，谈何容易。

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在逍林、樟树一带党组织还没有公开活动，就是有活动，也是很秘密的，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只好每天挑着补套鞋担，到处探听。有一天夜里，他想起了周恩来同志，但又不知他现在在哪里。在党中央？想到写封信找他，也不知周恩来同志是否还能记得我这个“小黑炭”——小小的机要员、挑夫。一夜想到大天亮，觉得贸然写信又不妥当。

岑永福虽然文化水平低，可很喜欢看报纸。他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热情高涨，武汉成立八路军办事处，于是他拿起笔，歪歪斜斜地写自己与周恩来同志分离后的经历及如何失去组织关系的情况，提出希望找到党组织。因为他识字不多，写不出的字只好用符号来代替。第二天，便偷偷地寄了出去。寄出去以后，还担心周恩来同志是否能收到，是否能看懂。一直记挂在心中。

那是1938年10月，中共余姚县工委书记陈小平同志接到宁绍特委转来省委的通知：“有个岑永春（即岑永福），外号‘小黑炭’，个子不高，脸孔黑簇簇，胡子巴煞，喜欢喝点酒，在逍路头、樟树庙一带修补套鞋，他原来是上海中央特科打狗队（专门对付党内叛徒）成员……”陈小平同志即刻派县工委做组织工作的谢廷斋同志去寻找岑永福。谢廷斋同志接受了任务以后，先向逍林的党员了解，证实确有这样一个人之后，他就到樟树庙，果然看到小街的屋檐下有个修套鞋匠，外貌与信上说的很相像，就和他攀谈。岑永福有很丰富的斗争经验，心里又时刻想着党，凭着他的一丝敏感，认为已有了门路，马上收拾鞋担，随即说道：“跟我到家里去吧！”谢廷斋跟他来到樟树庙内，他撩起浸在水里已经发臭的芽豆煮熟，盛出白米饭，两人在戏台下边吃边谈。当谢廷斋了解他的全部情况后才说：“好同志，以后你就和我单线联系吧。”岑永福听了真是热泪盈眶，说：“可找到你们了。”

三

岑永福接上组织关系后，于1939年跟随中共余姚县工委书记陈小平同志去海北，在六支队做谍报工作。不久回家乡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3月，中共宁属特委成立，他担任政治交通员。宁波沦陷，慈东游击队转移到江南山区，特委王文祥同志派他去进行联络，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3年，浙东区党委、三北游击司令部转移至梁弄，岑永福根据组织决定在慈南山区办布厂、纱厂、兵工厂，后来又回到逍路头办被服厂。敌、伪、顽经常“清乡”、“扫荡”，我们的后勤工厂不得不在当地群众的帮助和掩护下随时搬迁、转移。是群众外出卖柴时，打探来情报告我们，还帮我们把机器、设备、物资都掩藏好。有时情况紧急，他们就发动男女老少一起行动。为了不暴露目标，一般都在夜间进行，不点灯，摸黑行动，走的是山岙小路、羊肠小道。为了前后联络，各人的颈上系一条白毛巾，难走的地方，用绑腿带前后牵着走。但不管怎么艰难，大家都排除万难，全力而为。搬到一个新地方，新地方的群众也会热情地帮助我们安顿下来，厂房都是他们让出来的……岑永福说得好，“河里的鱼儿要用水养，军民鱼水情，一点也不假。在这难忘的岁月里，如果我们失去群众，就会寸步难行”。当然，我们抗日也完全是为了群众，为了全民族的解放，群众与我们是血肉相连的。当敌人知道我们的被服厂转移是由某位党员秘密安排的，敌人便会去抓他，并用严刑拷打，逼他说出转移的地方，如果不说，就会被活活打死。所以说群众帮助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岑永福每每想起这些，心情就会十分沉重。

四

抗战胜利，部队奉命北撤。岑永福北撤后便担任华中供给部鞋子厂厂长、山东大华公司监事、山东济南工商部招待所所长等职。1949年12月起，任浙江省立干部疗养院第一、第二两所所长。1951年6月起，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交际处交际科第二科长。1953年10月起，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交际处内宾接待科科长，周恩来总理每次陪外宾来杭州，都由他接待和陪同。

岑永福同志于1964年11月25日病逝于浙江医院，享年67岁。他为革命四十年如一日，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是默默无闻地为党、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一生。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对他的印象特别深，20世纪80年代初，陈明华同志（曾任宁属特委秘书、王文祥同志的夫人）曾说：“岑永福确实是个好同志，忠诚于党的事业，踏踏实实，不求名利，不怕艰苦，在浙东的老同志中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