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的钉子户

伊斯坦布尔的钉子户

“钉子户”这个词，肯定是中国的国粹，属于“有中国特色”的范畴，而且还属于“与时俱进”的产物。在《康熙字典》《辞源》《辞海》一类工具书上查不出来，只有当代当世的人明白。

改革开放之后，交通等基础设施与城市的建设加快了，征地拆迁等事体也便多了。但一些拆迁项目，常因个别住户、农户的阻拦，迟迟不能完成，进而影响了工程进度。有些钉子户，一“钉”几个月几年，令拆迁者十分头疼，又毫无良策。

“钉子户”一词我们从报端经常能看得到，我目睹，是在我住的小城银川。我所住的小区门前修了条挺宽的路，但路口出了个钉子户，此公据说还是某区的人大代表。这一家人与一条街的人抗衡了小半年，最后动用了司法力量，才让马路投入使用。

客观地讲，之所以出现钉子户，有住户的问题，住户贪婪的问题，也有政府部门政策不明晰、协调不到位、监管不得力的问题，更多的，是建设单位、开发商不考虑住户利益，一味追求超高额利润的问题。

面对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面对失地农民的贫穷困苦，我对中国的钉子户越来越有了同情心，我理解他们的想法，甚至一定意义上赞同他们的做法。

国外有没有钉子户，听说也有。到香港时，面对一幢破旧的楼，导游说此楼早该拆除了，但因一两户业主不同意拆，政府便没有辙。前不久到了连接欧亚的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除了随处可见漂亮的清真寺，随处也能见到残破的旧楼。这些楼，有些住了不少人，有些只住几户，有些则已完全废弃。关于这些破楼，两个导游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这些楼历史悠久，有文物价值，政府不许拆，但又无力维修和保护，只好原样放着。另一种说法是，业主要政府掏钱，不掏钱则不让拆。因为政府拿不起那许多钱，那些楼便如丑陋的旧铁钉一样，钉在了美丽的城市的画板上。

我曾经对西方国家政府无力解决钉子户的“无能”感到费解，甚至不屑。可慢慢地，我也对西方国家法律的刚性以及老百姓得到的法律保护感到敬佩和羡慕。

政府有拿百姓没有办法的地方、没办法的时候，那样的社会不是无政府状态社会，而是法治严整的社会。

伊斯坦布尔的钉子户，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主权在民”课，一堂法制课。

200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