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李庄的新闻观

略论李庄的新闻观

李庄是新闻界的行伍出身者。如同一个人从士兵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等，一直做到将军一样，李庄从一个普通的记者编辑做起，做到了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老总。他的新闻生涯四十多年，在其离休后的十多年间，仍在不断地研究国内外形势，研究新闻理论，盘点自己的新闻生涯，奖掖后进，仍在不停地著书立说。《李庄文集》所收录的一部分文章，便是李庄新闻观的具体阐释。

李庄非常重视我们党优良的新闻传统，他说：“党报的党性、指导性很强，党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革命的工具……”（《党报传统与新闻改革》）。对于有人对这些观点的模糊以至反对，李庄予以了理性的辩驳。我们党为什么办党报？因为党报是干革命必不可少的武器。办党报，就是为了掌握舆论，营造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舆论环境。有位伟人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必然要先造舆论。同样之理，凡是要建立和巩固一个政权，凡是想把政治资源凝聚在自己周围，凡是想搞好各项事业，也必须首先营造舆论。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舆论工作，强调党报的喉舌性质，是其内在必然的规定性。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这一点始终不能变。李庄作为一名老党报工作者，在此方面是十分清醒和坚定的。

对于党报的优良传统，李庄是如此界定的：“在党的领导下，在长期斗争中，党的新闻工作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例如：坚持党性原则，把新闻工作看作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强调新闻必须真实；等等。”他认为，这些传统有强大的生命力，过去，现在，今后，都应该坚持和发扬。

在《继承发扬什么传统》一文中，李庄对我们党的新闻传统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他指出，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是党的新闻工作一贯坚持的正确方针。正面宣传为主的基础是真实，是党的性质、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的。对于正面宣传，李庄有独到的认识：“我认为所有产生积极的社会效果的宣传都是正面宣传。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和政府按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党纪国法，揭露自身的错误，清除自身的毒瘤，报纸如实加以报道，也是正面宣传。”

在强调发扬优良新闻传统的同时，李庄对以往的新闻工作进行了大胆的实事求是的检视与反思。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下创立与发展起来的，许多方面先天不足，宣传报道的水平很长一段时期不是很高。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由于两党两军的严重对垒，容易在各项工作包括新闻工作中滋长“左”的思想与观点，对新闻工作者及新闻事业带来了这样那样的干扰，造成这样那样的损失。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党史中检索得到，许多人对此都有了解。对此，李庄指出：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的二十年，新闻工作发生不少问题……表现为一不说真话，二文不对题。“明明发生了左的路线错误，明明形势不那么好，偏要同人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实际拉开距离，硬要人家相信路线正确，形势很好，能不令人反感、讨厌？不管读者在想什么，要什么，成天板着面孔向人家重复千篇一律的套话，即使说的都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空话真理，人家能不倒胃口？”李庄说，值得研究的是常见的一种所谓新闻，例如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在全国开展某种工作，这里也做那里也做，有人写出来了，没有具体内容，只能算是某种动态，地名、人名不同而已。他说：“这种新闻过去是大量的，现在也未绝迹。”

对于新闻的“出口转内销”问题，李庄也作了深刻反思。这种现象，看似透明度不够，实际上是在剥夺公众的知情权，也是民主与法治贯彻不够的一种表现。李庄说，“比如出口转内销问题（如国家领导人对外宾谈话），本来容易解决，也想不出有什么充足理由不能解决，但是长期没有解决，搞得人们不满意，也给我们国家新闻工作造成了损失。李庄说：“能对外国人讲的事情，除了极少数的涉及外交斗争的，为什么不能让中国人知道？何况我们的领导人讲了，外国报道了，我们的《参考消息》登了，中国人拐个弯还是知道了，何不我们自己率先报道，抢个权威正本？”

充分肯定我们以往的成绩，肯定我们的优良传统，同时理性地面对过去与现实中我们新闻工作的不足，李庄头脑中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充满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新的历史时期，存在一种否定党报的喉舌功能，要求取消或者弱化党报的党性，只体现“人民性”的倾向。这些思潮，还打着民主自由等旗号，对于新闻工作有一种冲击力量，如果对此不加以制止，矫正与引导，听之任之，甚或予以响应，推波助澜，其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庄作为一名资深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一位新闻界的老领导，不能不出来说话。他的阐述是正确中肯的，表述是平等平和的，因此所产生的效果也是积极正向的。

李庄在新闻基本理论方面，做了较为周密深刻的研究和论述。他说，“按照多数人的理解，报刊、广播、电视有四种功能：传播信息、舆论监督、宣传教育、文化娱乐。”“在这四种功能中，我认为宣传教育是中心，其余几种功能，都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满足受众的多种需要，潜移默化，引导受众奋发向上，直接、间接实现宣传教育的目的。”新闻的功能到底有哪些，除了上述四种，是否还有其他功能？这可以探讨。但李庄所指的宣传教育功能是其中心核心的观点，我以为是成立的，也是准确和精辟的。因为不论传播信息，舆论监督，还是文化娱乐，都承载着宣传教育的功能，都发挥着宣传教育的作用。这种作用，大多是迂回曲折、潜移默化地发挥的。李庄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

李庄倡导在新闻工作中，要学习和运用辩证法。“看问题要有历史眼光，要有发展观点，要两点论，切忌片面性，不要绝对化。”李庄分析说：“当前，在我们的实践生活中，包括新闻宣传中，形而上学的东西还很有市场，说好，百花争艳，说坏，一团漆黑；赶浪头，一哄而起，东施效颦；等等，几乎成为某种习惯势力。”（《新闻记者要学点辩证法》）李庄以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点求新、求快。但是，如果不同求真、求准结合起来，并以后者为前提，为基础，也很容易出问题。道听途说，一知半解，抓住一点，不计其余，由此出的纰漏不少。”因此，他倡导记者学习和运用辩证法，处理好“新”“快”与“真”“准”的关系。

李庄于新闻学，不属于学院派，而属于实践派。在基本理论方面，他没有庞大的体系，没有标新立异的论证，没有华丽的词藻，但却有丰富的经验，有敏锐的观察，有深刻的把握，有通俗的表述。他的理论更接近实际，更易于操作，更能发挥作用，因此，也便更具有真理性。

关于新闻改革，是李庄倾情关注，用力最勤最多的问题之一。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进行全面的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均在改革之列，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均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成果。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受众的阅读习惯、阅读情趣以及对新闻的时效性、真实性、生动性等方面的要求也有了重大变化，新闻不改革，就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难以从上层建筑的层面对经济基础发挥良好的反作用，难以让受众欣赏、接受。

新闻如何改革，是先要放开，要让媒体在总的大政方针的统领下，有相对的自主权。李庄说：“可不可以这样说，许多机关、企业都在简政放权。进行新闻改革，从领导与新闻单位的关系来说，同样适应这四个字：简政放权。”（《党报传统与新闻改革》）他说：”党委领导新闻单位，主要是给思想，即指示宣传思想，帮助党报工作人员深入了解党的方针和意图，了解宣传报道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同时加重党报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加重总编辑的责任。”“错了，批评、纠正，总结经验教训，由报社向读者道歉、更正。”李庄深有体会地说：“事实证明，报社越是有权、有责，越是积极、谨慎。……报纸工作人员，首先是总编辑，他应该有的权力、责任感越小，积极性越难发挥出来。”李庄看问题是敏锐深刻的，他看到了问题的要害。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似乎并未解决得很好，需要在今后的深化改革中加以完善。

新闻改革的另一重要任务，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发展的杠杆。思想的禁锢，会阻碍人类的进化，阻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这一点，中外历史已给了我们足以多的证据，“文化大革命”更是一个生动而权威的注脚。“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战略重心的转移，之所以能进行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就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靠的是全面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思想解放中，新闻界作为意识形态部门，不但必须投身，而且应当走在前列，率先垂范。李庄说：“新闻改革，就党报工作人员来讲，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按照中央的方针，积极、稳妥地进行。”他说：“1988年8月《人民日报》创刊四十周年，几位中央领导题词，都提到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也是中央交给新闻界的任务，是中央对新闻界寄予的厚望。

如何解放思想，新闻界解放思想的尺度是什么？李庄是这样设计和界定的：“凡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符合宪法和法律，符合中央在一定时期的方针政策，符合国家保密规定的，在调查研究、深思熟虑的基础上，都可以报道，可以发表意见。”他说：线画清楚了，线外的坚决不做，线内的全部放开，天地反而更广阔。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现象或者说传统，似乎只要是领导部门的，甚或一般党政部门的，谁都有权对媒体颐指气使，指手画脚，都可以让干什么不让干什么，这使得新闻工作者无所适从。新闻改革，必须解放思想，冲破这一樊篱，在政策和法律的框架内给新闻工作者以相应的空间、相应的自由与相应的权利。李庄所理解的解放思想，不是简简单单的“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而是新闻的制度化、法制化。他说：“新闻改革已经搞了几年，如果把几年来逐步开放的新闻报道领域、项目、内容等等加以权衡、总结，作出几条规定，逐步形成制度，对促进新闻改革会有很大作用。”岂止对新闻改革，对整个新闻事业的发展也应当有很大作用。新闻立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相信这一事关重大的工程正在进展之中。那么，李庄作为一名新闻界的老兵，应当说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他无愧于新闻，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自己的人生。

新闻改革，其中一个内容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是党的建设的新成果，也是新闻事业的重大进步。李庄说：“过去的许多不能，并非不可突破。新闻报道，新中国确有不同于西方国家，不同于旧中国的地方。我们不搞那种政局波澜、名人进退的所谓政治新闻。”猎奇的东西不搞，哗众取宠的东西不搞，不等于不对受众负责，不等于不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向人民负责，新闻工作才有生命力！一切违背人民利益的、反人民的、与人民拧着干的媒体，不可能走得很远，不可能受到公众的青睐，不可能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不可能在新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留下深刻的痕迹。我想，这一结论，用不着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支持，李庄的新闻理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新闻改革，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新闻界自身的改革。对此问题，李庄是如此阐释的：“主要是提高新闻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他说：“提高政治素质，第一条还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在前面提到的那条界线之内为党、为人民勇于负责、无所畏惧的品德。”对于自身素质的提高，李庄认为：“新闻工作者应有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勇气，既不能唯上，也不能唯旧，其实也不能唯官唯权唯习惯。”他说：“新闻工作中的旧的条条框框不少，有的明明过时了，我们不敢提请修正；自己立的一些菩萨，本来已经腐朽了，也不能把它搬开。”对于新闻工作者素质的界定与要求，在李庄这里是十分贴切，也十分人性化的。

李庄认为，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是新闻界自身改革的一件大事。他以历史为借鉴，颇为沉痛地说：“解放近四十年，名记者、名评论员很少出现，影响新闻工作水平迅速提高。”原因何在？李庄说：“原因很多。长期推行左的路线，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对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破坏更为明显，例如使人有时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吹牛，不能不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不能不绕开矛盾走。”此种状况不改变，不培养一大批素质较高的新闻工作者，便是冷漠，便是麻木，便是无所事事，便是犯罪。如何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李庄认为，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二要注重知识与经验的积累，三要向实践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四要从小事做起，锤炼自己的文字，提高自己的政治敏感性与新闻敏锐性。要多写言之有物的，言简意赅的，主题鲜明的，语言精炼的，存有深意的文章。李庄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当然明白如何培养造就人才。

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要从多方面努力。关键在什么地方？李庄说：“据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几十年的切身体会，中心环节还是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理论水平。”李庄说：“从五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同志就教导我们要政治家办报。文革前夕，邓小平同志批评《人民日报》最大的缺点是政治上不敏锐。我理解二位领导人的意思是一样的，要我们克服政治上弱的致命缺点。”革命导师说过，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就没有正确的革命实践。缺少理论的指引，新闻工作者只能是群龙无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偏离方向。

新闻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制定和遵守新闻纪律。李庄反对有偿新闻，反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近视眼新闻，也反对闭着眼睛说瞎话，以愚弄百姓为能事的所谓新闻。他不主张中规中矩，但他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守基本的规矩。在此方面，李庄可谓中西贯通，学为中用。

新闻改革，要求新闻工作者要讲究策略。就如李庄讲的，要掌握尺度。他说：“每天发表那么多东西，要求不出一点纰漏不大可能。”怎么办？李庄说：“目前先做到假话绝对不讲，真话也不期望一下子讲完。”为什么？因为在社会机制不健全的社会与国度，说皇帝赤身裸体，没穿什么新衣，是犯忌的，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我以为，讲真话也要讲策略，该拐弯的还要拐弯。不论取何种形式，达到目的就好。

如前所述，李庄不是理论家，他关于新闻的理论，不带有学院派的意味与印记，带有很强的第一线的战火硝烟的经验型的色彩。他的理论，是朴实的理论，是可以为受众接受，为新闻工作者赞赏的理论，是经世致用的理论。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李庄无意于建构新闻理论体系，无意于做理论家，可他却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用时髦的话说，“一不小心”，成了大理论家。李庄的新闻理论，是宝藏，值得后人开掘与利用。

200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