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庄先生散文随笔

读李庄先生散文随笔

李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与宁夏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煌煌四册的《李庄文集》，收录了老人自认为比较满意、有保存价值的新闻作品、回忆录和散文论文。

《李庄文集》是一座富矿，其中蕴涵许多的关于新闻，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关于人类和平、社会发展，关于工作学习人生的基本理论、基本经验和远见卓识。本文拟就李老的散文随笔，探讨一下他的社会批判精神与社会思想。

《李庄文集》散文论文编在四册书中最薄，只有两百七八十页，但我以为它最“厚”，厚朴，厚实，厚重。也许我是杂文作者，这里存有一份偏爱。也许持此论者为数不少，因为人们更加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这本书收录文章七十多篇，其中约三分之一为带有杂文意味的随笔。

李老的随笔，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思考，涉及到党的生活与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

对于公款吃喝，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社会各界就予以了热切的关注，理论界舆论界也有许多鞭辟入里、振聋发聩的剖析与批评。论者各有自己的视角与见地。有言公款吃喝败坏党和政府形象的，有言增加财政负担的，有言对老百姓生活带来不便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为一名八路军老战士，一名在太行山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党的高级干部，李老对公款吃喝的见解独树一帜。他以为：“公款吃喝与贪污无异。”他写于1995年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这几个字。他说：“贪污是把人民的血汗钱装在自己口袋里，公款吃喝是把人民的血汗吃到自己肚子里，有什么区别？”他进一步分析到：“两者似乎也还有些区别。贪污总有些偷偷摸摸，公款吃喝一般是大摇大摆。从这个意义说（也仅仅从这个意义说），公款吃喝更加可恶。”“如果说贪污犯行同溜门撬锁的小偷，公款吃喝者无异于明火执仗的强盗，后者是太放肆了。”把公款吃喝问题说得如此透，将其严重性与危害性剖析得如此深的，我以为李老可数第一。虽然他不以杂文见长，他汗牛充栋的著作中杂文随笔只是极小的部分，虽然他没有杂文家的头衔，但以他坚定的党性，渊博的学识，高深的修养，一眼便能看到问题的要害，一语可以破的。

关于扼制权钱交易，抵制拜金主义，惩治腐败，是李老随笔的一个重要主题。

从王宝森的问题，李老引出了任人唯亲、用人失察、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他对一位老将军的话表示共鸣：“北京市出了王宝森这样的党的败类，我想不明白，组织上是怎么考察他的？”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李老在《从一位老将军的困惑想到的》一文中沉痛指出：“……某些腐败的现象的蔓延、发展，其严重程度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所没有的。贵州‘第一夫人’恶贯满盈，伏法刑场；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毙，死有余辜。这是已经发现的大慝。加上正在审理和尚未挖出的腐败分子，肯定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目。”李老的此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发的，读者可以闭目静思一下，这些年文件里报刊中电视上披露的腐败案件该有多少。继王宝森之后，又有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李继周、田凤山、李真等等等等一大批高官中官小官落入法网，数以百计？数以千计？数以万计？不用统计，大家的心里都有数。这从一个角度证明，李老之言不是无中生有、随意夸大、危言耸听，李老的解剖刀切到了社会的病灶上，刀刀见血。李老尖锐地指出：“当前数量最多、危害最大、群众痛心疾首的是权钱交易。权力一方可以说都是干部，于是有人气愤地说：最大的腐败是用人的腐败，这种说法被一些人认为尖锐性大于科学性。我的看法，如果是指有人强令组织错用坏人，给国家、人民造成严重的损害，不能说这话没有一点道理。”

李老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提到了干部提拔的“一俊遮百丑”问题。在《从禹作敏罪案说开去》中，李老认为，禹作敏之所以获罪二十年徒刑，并不是一夜间变坏的，而是此前“从工作到生活，毛病都相当多”。禹之所以从一个有许多毛病的“全国优秀企业家”沦落为囚徒，除了自身的原因，还有某些领导只看他“俊”的一面，漠视以至掩饰他“丑”的一面与多面的问题。李老发问：“我这个消息闭塞的人都能从个别同志口中听到禹作敏的某些事情，与他有关的一些领导掌握的情况肯定大量、真切得多，为什么不及时对他提醒、教育、帮助呢？”究其原因，是“一俊遮百丑”——只要你有一件事情特别是一件重要事情做得不错，在别的事情上出了即使相当多的纰漏都不算什么。李老分析道：“有些纰漏看来不大，但性质恶劣，发展下去后患无穷。”“从古至今‘小毛病’不知毁了多少人。”“随着一些人的捧场，一些人的放纵，恶性发展起来，终于堕落到犯大罪判重刑的地步。”在《从一位老将军的困惑想到的》一文中，李老认为：“‘一俊遮百丑’的观点很坏事，认为某人有一大俊（功），可以遮百丑——众多小过，这是很危险的。须知在一定条件下小丑可以发展成大丑，特别是在必要的监督十分松软的时候。”“一俊遮百丑”的现象如今依然存在，有些时候还比较严重。所以李庄先生关于此问题的一番真知灼见，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好在许多地方和部门正在尝试建立用人失察追究制，希望能尽快建立和完善，能切实发挥作用。如此，也不负李庄这位资深共产党人的期望。

对于拜金主义，李庄先生认为，“这种社会瘟疫传染极快，腐蚀人们的灵魂，使正常的社会生活发生扭曲，广大群众深恶痛绝。社会舆论虽然群起痛诋，这种现象似乎并未萎缩，且有继续发展之势”。他痛斥拜金主义者，“为了钱，有人可以丢掉主义（社会主义），可以违反法纪，可以违反道德，可以不顾廉耻。总之，只要有钱，什么都敢干，都肯干”。他将拜金主义定义为“人人切齿的社会瘟疫”（《精神、法制双管齐下》）。

腐败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大顽症，几乎成为一种文化。这是公认的事实。正如李庄先生所言：“现在腐败现象已经成为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一个肿瘤。”（《我看“对敌狠，对己和”及其他》）他在列举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关于腐败的几组数字后指出：“这些数字说明了腐败现象逐年发展，但也说明了反腐败的力度逐年加强。”同样一个事物，可以辩证地去看。是好是坏，要有一颗纯正的党心和一颗纯洁的良心，才能掂量得清楚。

如何治理腐败，有主张进行教育引导的，有主张反面警示的，李庄先生也有类似主张，但他更进一步地认为，“应该依法治罪”。“不管是官是民，不管大官小官，不管属何党派，不管其祖宗三代是何成分，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领导、组织不得干预。”这体现了李庄先生强烈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是与时代同步的人文精神。李庄先生以为：“现在我们国家是‘盛世’，我认为治‘盛世’也要用重典，因为这是健全法制的必要手段。”他认为，有些人有些事只能靠法律而不是靠其他办法解决，比如王宝森之类，只能自毙，不能自纠；比如“第一夫人”，只能伏法，不能自查。从中国古代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考察，李老此论十分中肯。李庄先生指出：“群众希望继续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使诸事有法可依，更希望加强力度，严格执法。”（《饭桌上的议论》）李老之说，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基本事实。一个老报人、老知识分子，一个一辈子以“教育”人为己任的人，居然十分重视法治，可见其深入骨髓血液的先进的治党治国理念与精神，可见其对人类发展史的熟稔与对人类前途的科学把握。在许多方面，他高人一筹。

李庄先生随笔所涉及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关于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问题。监督对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这不仅是反腐倡廉的需要，也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以及纠正错误的需要，是使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正常化的需要。李庄先生说：“对干部加强监督，也是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的监督制度不能说已经完备，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够严密的制度也常常不能严格执行。党内监督——组织生活能够正常进行吗？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严格开展吗？可以作出肯定答复的可能不是多数。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情况，许多人心里都很清楚，更在应该加强之列。”关于监督，特别是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监督者往往处于下风头，搞得不好，常常会受到被监督者的刁难以至迫害。因此，如何认识和运用好监督手段，不但是理论问题、思想问题、意识问题，还是技术问题。关于舆论监督，李庄先生以为：“就新闻媒介的总体来说，每天都有报道，每天都有批评。这也是提供信息，交流情况，传播经验教训，同大量的正面宣传其实没有本质区别。”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殊途同归，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把事业做好。为了弘扬正气，抵制抑制以至铲除邪恶势力与腐败现象。因此，尽管“现在有些人讳疾忌医，很怕批评，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新闻从业人员施加影响和压力”，尽管“表扬和批评，后者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李庄先生倡导，革命新闻工作者明白这一点，应该知难而上。“只要站稳为人民最高利益奋斗的立场，持与人为善的态度，选择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经过缜密的调查研究，确系事实准确，就敢揭发问题，批评错误，抨击坏人坏事。”他认为，“这种作品也应该被看作正面宣传”。这里，不仅表现出了他卓越的社会思想，也表现出了他独特的新闻理论。

对于群众监督，李庄先生持宽容态度与支持立场。对于“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一种社会现象，不少人持否定与批判态度。作为一个杂文作者，我曾著文肯定这一现象，或者说肯定其中的合理成分，但与李庄先生之论比，有不小差距。李庄先生说：“应该重视时下群众中流行的一个顺口溜：‘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吃肉是好事，歌颂党的政策好，经济迅速发展，生活显著改善。吃罢饭，想起社会上发生的腐败现象、不正之风，生气，骂人，对此不必大惊小怪。在汹涌奋进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沉渣泛起，邪风侵入，对此应有思想准备。”对于“吃肉骂娘”，李庄先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理性的肯定。他说：“饱餐之后，闲谈之际发发牢骚，是为骂娘骂腐败，骂贪官骂以权谋私者，骂杀人越货、无法无天的歹徒，骂钻政府空子、鲸吞国家和人民财富的‘大款’，骂对上述坏人恶行的‘一手软’，骂乱涨价……总之，骂一切损害社会全面建设，破坏改革开放的人和事。”这种“骂”，是一种不可遏制的自发的群众行为（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又是一种有效的群众监督。有了群众的“骂”，才可能更快更准地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才可能纠正倒错的社会机制，才可能惩治危害社会者，使社会呈良性发展态势。李庄先生对于监督问题的阐释，有很强的理论性、现实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作为新闻界耆宿，监督问题与新闻特别接近，几成一体，所以他的阐述便十分的从容、生动、丰富而深刻。他提出，盛世也需危言，“为了我们国家的千秋大业，把问题看的重些，有益无害”。

李庄先生倡导艰苦奋斗。艰苦的年代需要艰苦奋斗，这对于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人来说，是很容易想到和做到的。但面对改革开放大有成就，我们国家日渐富裕，许多人以为应当开始讲享受的局面，李老却十分清醒、十分冷静。他说：“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大有改善，国力显著增强，这是就整体而言。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国家还不能说富裕，人均国民收入还相当低，几千万农民尚未脱贫，经济不好的企业职工的生活还相当困窘。”（《艰苦奋斗常讲常新》）对于一些人、一些单位、一些地区的“暴富”，对于上万元一瓶的美酒，上千元一条的纸烟，几万元一桌的酒席，千百万元一座的鬼城，李老均持保留态度。确实，中国近年出现的许多奢靡之风奢侈现象，与先辈闹革命的初衷不符，与中国的现实生产力不符，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符。如果不遏制奢靡之风，中国就会出现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中国的民族精神就会受到污染，中国将失去和谐稳定，中国的发展将会被迟滞以至破坏。因此之故，胡锦涛总书记上任之初，率领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成员奔赴西柏坡，重温与倡导“两个务必”。这从一定意义上印证了艰苦奋斗的必要，也从一定意义上印证了李庄先生的远见与卓识（李庄先生的文章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李庄先生呼吁“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应该常讲常新”。他认为：“由于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各项建设事业的任务、方针相应改变，群众对许多事物的态度、要求和承受能力，同革命战争年代甚至改革开放之前都有变化，‘艰苦奋斗’的内涵、要求，甚至行为准则都应该随之发展。”时代前进了，“艰苦”的内涵当然变化了，在目前的情况下，人们应当享受改革的成果，时代前进的成果，享受应当享受的物质利益。要求人们仍然吃糠咽菜穿补丁衣服不但不必要、不可能，也不应该。不侵吞，不霸占，不公款大吃大喝，不索贿受贿，不吃拿卡要，不攀比，不片面追求不切实际的享受，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创造生存与发展，过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大致相同的生活，就可谓“艰苦奋斗”。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不能丢。作为一个老党员，李庄先生在此方面的探索是成功的，他的告诫是中肯的、有用的，是值得我们思索与采纳的。

除了上述内容，李庄先生在他有限的随笔中还对于制假贩假问题予以了抨击。他呼吁打假，打掉“大红伞”的保护，拆散“人鬼相依”的格局。他对无节制非理性的追星现象提出批评，他呼吁治散治软治滥，他倡导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作“天命之年的思考”，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回顾与检视，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豁达的人生观，博大的胸怀，谦恭的品性，高尚的人格。读李庄的散文随笔，如同在与一位哲人、一位世纪老人、一位社会批判者进行对话。我想，以李庄的人格与学养，以李庄的正直、磊落、直言，如果他不是在做报人做总编辑，他在杂文方面应该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他的随笔，虽不是鲁迅匕首投枪般的篇什，也不是邓拓“头颅掷处血斑斑”的篇章，但确实是有钙质有血性有内涵，令人警醒的文章，不是所谓的“新基调杂文”，不是隔靴搔痒的官样文章，更不是粉饰太平、愚弄公众的伪文章假文章。李庄马克思主义的正气与共产党人、学者的胆识是超常的。比如他说左倾左祸就不在“左”字上加引号，其有深意存焉；比如他揭露江青，也敢于指出毛泽东晚年对江青有意无意的包容与纵容。李庄眼里没有神。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这是何等的可贵！这些，是许多政治家学者文人所缺少的，作为后学，我从李庄先生这里学了不少东西，包括血性、钙质，包括社会责任感与社会批判精神，包括胸襟、视野，包括务实朴实的文风与类似《浮生六记》凝练、隽永的文字。哲人说过，站在巨人肩上才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那么，李庄文集，李庄的散文随笔就是我要登上的巨人之肩。我幸运。

200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