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师的学报

编辑驿站与永久怀念

1981年夏天，我毕业了。

临毕业前，学校通知我留校，被分配在刚刚创刊一年的《固原师专学报》编辑部工作。春夏交替，寒暑更序，倏忽间18个年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看，是缘分，无怨无悔。身后的这段岁月，仍从事编辑工作无疑，断定也将是为人作嫁衣裳，依旧尽心竭力。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年轮的增加，进入不惑之年的我，经常回想起过去，想起那些曾经朝夕相处，工作上严格要求过我，学业上关心指导过我，尤其使我进入编辑角色的老师。因为在他们身上体现着双重身份——既是我求学时的老师，又是我工作后的领导。

早有人说过，人生的路很长，但要紧处只有几步。这是哲人的总结，也是我的切身体会。进入学报编辑部的头几年，做实习编辑，老师的要求是很严的。我们是专科学校，规模小，学报人员编制也少，从版式设计到封面装帧；从审稿到校对，各个环节都得介入，不敢稍有懈怠。说来也是我有福气，我先后相随的几位老主编，都曾是中国著名大学里的高材生，只因特殊的年代才落在了我们这僻远的地方，其中一位在大学里就已经成为刊物的业余编辑。对于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这种工作环境和学习氛围是很难得的。在老师的指导下，几年之后，我便能独立工作了。不久，老师说：做学报编辑，不光是读审别人的文稿，自己也要思考一些问题，也要动笔，先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再逐渐拓宽。自身不搞学术研究，是很难当好编辑的，也是很难提高的。

我相信老师，也是依照老师的教诲去做的。话说到这里，应该介入一个小插曲。

我们学校地处偏僻，信息闭塞，经济文化落后，多被人视为不毛之地。谁料，从50年代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使无数英才和莘莘学子或迁徙或贬谪，我们这穷乡僻壤之地却成了汇聚精英的地方，他们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对于这一代人来说，自然是人生之大悲剧，是灾难，但对于我们这僻远之地，却是空前绝后的文化盛事，是这块黄土地上的人们的福祉。人生最难是理解。当我步入不惑之年后，我为这一代人痛心，也对这一代人感激。因为我受恩于他们。而今，他们或早已落叶归根，或退休赋闲在家，但这段历史却为我留下无尽的感慨和思念。

这些老师们，不仅是做人的楷模，也是学习和学术研究的典范。当我从事学报编辑的职业后，深受老师们学术研究的影响，在他们的关心和教诲下，我在认真读书的同时，开始练笔。第一篇小文在学报面世时，早已是经过老师几次指导和反复修改的结晶。一篇两万余字的近代人物评传稿，老师先后6次提出修改意见，我六易其稿。折算起来过手的文字已有10余万，此稿发出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全文复印。我回忆这些，不是在说此事本身，而是想说通过老师的严格要求，我从中体会到了编辑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和文稿修改的甘苦与学术质量的提高。因了这个良好的开头，在此后的工作过程中，无论读审作者的文稿，还是自己动笔撰文，我从不马虎。我珍惜时光，珍惜人生，更珍爱编辑行当。工作之余，10余年来发表文、史类学术论文120余篇，编辑学研究方面的论文10余篇，有3部著作面世（《董福祥传》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李梦阳传》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回首往事，没有因为岁月的虚度而悔恨，反觉得心里踏实，充满着人生的乐趣。

尤其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当年老师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使我对学报编辑的职责和所处的角色，从思想深处有了深刻地认识和高度的重视。我喜欢编辑工作，也非常珍爱编辑工作的神圣。近20年来，在从事学报编辑工作的过程中，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依照老师的人生信念支配自己，以刊物的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严要求来筛选稿件，尽职尽责。

后浪推前浪，新人换旧人，这是人生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老师们一茬一茬离开了学报，未曾料及的是，学报的重担也历史地落在了我的肩上，一晃又是数年。从当年的编辑到现在的主编，不仅是角色的转换，而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在刊物如林的中国大地上，要办好一份刊物，也不是轻易奏效的，尤其是像我们地处偏远、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高校学报更难。但我决不气馁，一如既往，以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以向着新世纪的超前眼光，做好编辑工作，履行好刊物主编的职责。在新年的鞭炮声中，我接到《编辑学刊》1999年第1期，当读到“编辑与我”的联合征文启示后，非常高兴。此题有睹物思人之感，遂写下这些追忆性的文字，既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怀念。

1999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