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铃薯博士”的马铃薯“情结”

“马铃薯博士”的马铃薯“情结”

——记三位心系宁夏山区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士

在宁夏南部马铃薯产区许多农民的心中，屈冬玉、金黎平、谢开云三位博士，是名副其实的明星，因为他们有“点豆成金”的神通。

在屈冬玉、金黎平、谢开云三位“马铃薯博士”心中，宁夏南部马铃薯产业让他们魂牵梦绕、劳心费神：一种“马铃薯情结”，让他们一次次前往、一回回驻足，乐此不疲。

一个多月前，在美国爱达荷州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马铃薯大会上，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屈冬玉获得了世界马铃薯产业杰出贡献奖。该奖自设立以来，共有16人获奖，屈冬玉是第一个获奖的中国人，也是最年轻的获奖者。

消息传到宁夏，与屈冬玉有过接触的领导、科技人员和农民都感到由衷地高兴。有人说，作为20年来一直从事马铃薯遗传育种研究的首席科学家，他获得这个大奖当之无愧！

宁夏人民对“马铃薯博士”的感情，非同一般；“马铃薯博士”对宁夏的马铃薯“情结”，更是非比寻常。

“中央领导人牵红线”

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宁夏南部山区，自然条件极为恶劣，至今尚有部分群众没有脱贫。那里贫困群众的生活状况，曾牵动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脱贫致富的突破口在哪里？各级党委、政府在近几十年作出了不懈的探索。

马铃薯在当地有很长的种植历史了，但一直规模不大，没有形成产业，更没有形成经济优势。许多农民只是把它当作度过灾年的口粮。几年前，自治区党委、政府审时度势，决定大力实施马铃薯开发战略，迅速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而要发展马铃薯事业，又有许多制约因素。宁夏的马铃薯产业，渴望智力支持。

2003年国庆节，曾庆红副主席等领导同志看望了不同时期回国的优秀留学生代表：钱学森、金怡濂、屈冬玉。在屈冬玉家中，曾到宁夏视察过的曾庆红副主席介绍了宁夏南部山区马铃薯生产及渴求科技支持的状况，希望屈冬玉所在的中国农科院给予支持。

带着中央领导同志的重托，屈冬玉不久就带领金黎平、谢开云等专家到宁夏考察，并代表中国农科院与宁夏签订了农业科技合作协议。宁夏南部山区的马铃薯新品种引进与产业化开发，从此驶入快车道。

第二年全国“两会”期间，曾庆红副主席见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又关切地问起此事。陈建国高兴地说，他们不仅来了，而且一头扎了下去，干得很出色！

屈冬玉他们的智力支边活动，不仅得到农业部的支持，而且受到宁夏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政府主席马启智和分管农业的副主席赵廷杰等领导都十分重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听说他们来了，自治区领导总要抽出时间与他们见个面。屈冬玉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他就要赶往机场离开宁夏了，陈建国闻讯后却要到宾馆看他，利用那有限的时间听取他的意见。还有一次，陈建国要到北京开会，当听说屈冬玉他们正在银川时，就利用登机之前的短暂时间前去会面。

由于得到了领导的重视、群众的支持，屈冬玉他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现在，由中央领导同志亲手牵的红线，已把这几位农业科学家与宁夏贫困山区的农民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分不清谁是农民、谁是博士”

宁夏农牧厅副厅长郭秉晨告诉记者：“山区的农民和科技人员都反映，这几个博士都没有架子，平易近人。”

长期配合他们工作的宁夏农技推广站马铃薯专家温敏研究员说：“他们的脸晒得比马铃薯还黑。在和农民一起劳动时，几乎没有人能分清谁是农民、谁是博士。”

固原农科所所长郭志乾与他们接触较多，对他们的称颂也较多：“他们生活简朴、作风深入，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与他们一起劳动的农民更是钦佩有加：“他们不像是北京来的人，也不像博士！只有开口讲话，才能辨出他们不是农民、不是当地人。”

在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见到三位博士时，记者深感所言不虚：他们的面孔确实要比普通人黑得多。其中，金黎平尤其黑出了“水平”：日晒雨淋的印记特别明显，一看就知道那是风里来雨里走的“成果”。这位刚刚四十出头的女研究员微笑着说出一段顺口溜：“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烧炭的。见面一打听，原是农科院的。”她说这几句话时，不但毫无悲戚之态，反倒颇有几分自豪。她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你现在看我脸上很黑吗？其实，我这几天还算白了很多呢，因为我最近没有出去。”

温敏告诉记者，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在固原山区时常常带着干粮下田，中午在田边简单吃一点，铺个蛇皮袋席地休息一会就接着干，这一干就干到晚上八九点。回到住地，他们顾不上休息，更没有时间看电视，而是连夜整理资料。

就这样，他们一颗一颗地采收、分装，一份一份地登记、评估，一个一个地整理、归类，培育出1万多个基因型，采集3000多份技术资料，筛选出适合当地栽种的优良品种。

作为学科带头人，屈冬玉更是处处起带头作用。这位15岁上大学、22岁拿到硕士学位、33岁在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专家，当年谢绝导师的挽留和高薪聘请，毅然回到祖国，继续研究他的马铃薯课题。就是这位喝过洋墨水的专家，下到农村就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农民。农民的土屋住过，路边的小餐馆进过，过路的拖拉机搭过。金黎平告诉记者，有一次，他们在基地收马铃薯，当时天色已晚，农民都回去了。看见还有一袋马铃薯留在田里，屈冬玉二话不说，扛起几十斤重的马铃薯就走，一口气背了几百米。

如今，已经担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且有多项重要科研成果压身的屈冬玉，依然保持原来的本色。当记者告诉他，人们都说他没有官架子时，他说：“我是靠技术吃饭的。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官。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与农民、与农村有着血肉的联系。因此，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

四海为家家为店

马铃薯生产的季节性很强，科研更不能错过时间。于是，风雨兼程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金黎平和谢开云向记者谈了他们2004年的一次出差经历：那次，他们从北京出发先到甘肃，在田里干了半天就赶往宁夏固原。四五个小时后赶到固原，匆匆吃了一点饭就下田，干到半夜才收工。第二天凌晨6点，他们又驱车奔赴陕西省榆林，直到晚上7点钟才赶到。紧接着，他们又去山西省五寨、大同，内蒙古集宁、呼和浩特，河北省张北，然后才回到北京。屈指一算，7天跑了6个省市自治区。

金黎平至今还记得那次让她有点尴尬的经历：那次，他们凌晨便从固原出发，下午两点多才在陕西和宁夏交界的一个路边小店吃午饭。不久，她就感觉肠胃不适，但却找不到药。她轻描淡写地对记者说，那次，我有点狼狈了。但她还是不肯休息，一到田里立即投入工作。

“不找领导，不愿给人添麻烦，不计较食宿条件，更不愿参加宴请、应酬、娱乐活动。”这是宁夏农牧厅有关负责人对他们的评价。他们每次乘机到银川，只要时间够用，就驱车数小时直奔固原，尽量不在银川停留。有一次，农牧厅本来安排他们取道银川回京。但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决定不去银川了，硬是让人退掉了订好的房间和晚餐。

为了安排行程，双方没少发生“争执”。每次“争执”，都以他们的“胜利”而告终；每次“争执”，都让宁夏人为他们的敬业精神而感动。

有一次，谢开云乘火车到银川，一坐上接他的汽车就奔固原而去。在车里，他就迫不及待地给当地布置工作。同时，他利用这几个小时的行程，研究资料，一点时间都不浪费。车还没到固原，他已换好了下地劳动的鞋。汽车到了固原却没有进城，而是直接开进了试验田。

不久前才从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调任自治区粮食局局长的刘卉告诉记者，他们有时来宁夏，事先并不打招呼，直到办完事了，才告诉农牧厅。

现在，屈冬玉除了担任宁夏西海固地区马铃薯产业开发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外，还担任很多省政府的顾问。金黎平是宁夏马铃薯产业的首席科学家，谢开云则应邀到固原市农科所挂职担任了副所长。

“农业科研一定要到基层。不下农田，怎么搞马铃薯研究？”屈冬玉常常这样说。他告诉记者，他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面跑，每年都要跑20多个省。而金黎平、谢开云每年则有一半的时间在基层。

过家门而不入的情况，在他们身上多次发生。有时，从外地回京，他们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家都不顾不上回，就穿着脏衣服到单位上班了。有时，他们没出机场，就转机去了外地。

固原试验基地附近，有许多诱人的景点。景点虽然近在咫尺，但他们也无暇去看。

2005年5月至2006年4月，屈冬玉在三峡挂职，但他仍然挂念宁夏的马铃薯事业，几次利用假日前去察看。金黎平告诉记者，那次，屈院长打电话说他星期五回京。结果，他回京当晚就去了宁夏。星期天他返回北京，只回家看了一眼，就在下午赶赴三峡了。

他们以四海为家，竟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客栈。有时，家倒显得有点陌生了。

“金黎平的婆婆咋成了‘候鸟’”

屈冬玉常年在外地忙，既顾不了家，也管不了孩子的学习。每次回家时，他都要亲自上街买菜、亲自下厨，以此作为对家庭的一点补偿。

金黎平的爱人在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工作。夫妻二人，一个经常在国外忙碌，一个常年在国内奔波，家里常常唱起空城计，一个星期不开灶是常有的事。

金黎平16岁的女儿很懂事。从小就养成了自立、自学的好习惯。有时，父母都不在家，她就到同学家去住（爸爸的同事家）。上初中时，她自己选择了住校。

每到工作最繁忙的时候，金黎平不得不请远在浙江老家的婆婆前来帮忙。尽管婆婆患有帕金森病、老家也有很多家务事，但她每次接到金黎平的求援电话，都是急急忙忙赶来。等金黎平忙过了，她再返回老家。

每年春、秋两季，是金黎平他们最忙的时候，也是她的婆婆离家到北京替她看家的时候。这样，她的婆婆就像候鸟一样，每年两次定时来北京，住上两三个月再回南方。

有一次，金黎平问女儿：“你想不想我们？”女儿说：“想有什么用？你们还不是一样离开？”这句话，刺痛了金黎平，也牢牢地记在了她的心里。为了弥补亲情，金黎平在家时总是尽量多陪陪女儿，跟她谈心。在外面出差，只要有时间，她也总是尽量争取赶回家来。

这位学术成果丰硕的女博士，对家庭有着特殊理解：1993年，她去美国作了6个月的访问学者。当时，导师诚心留她并希望她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但她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家、那里的一切都跟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坚持回国效力。

金黎平坦率地告诉记者，她开始学农也不是很情愿，是抱着有学就上的想法上的大学。她开始也不是搞马铃薯的，是由甘薯专业转过来的。那次，她虽然没有留在美国，但在国外看到的一切对她触动很大。她看到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她说，我不一定能作到最好，但我要争取做到更好！

金黎平对婆婆充满着感激。她说，正是婆婆像候鸟一样赶来，我才能腾出时间搞科研。

不能缺少的“催化剂”

“马铃薯博士”在宁夏所做的一切，都是不计报酬的。在中国农科院，他们这个专业是比较辛苦的，然而他们的收入却比较低。技术服务，并没有成为他们创收的手段，他们为各地提供的技术服务，常常不收费或只是象征性地收费。

记者在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金黎平的办公室采访时，正碰上甘肃省张掖市金芋公司总经理傅登明前来求援。傅登明激动地对记者说：“没想到，不用花多少钱、也没费多大劲就把这事谈成了！”

宁夏的科技人员至今还记得屈冬玉讲的话：科技，既要解决“上天”的问题，又要解决“入地”的问题。造宇宙飞船是解决上天问题，发展马铃薯产业是解决入地问题。“入地问题”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难度同样很大、意义同样深远：因为它关系到农业的增收增效、关系到贫困农民的温饱、关系到未来的粮食安全……有人感叹：没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哪会那么投入地工作！

在宁夏，凡是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人，都对他们良好的敬业精神和对马铃薯事业的执著留下深刻印象。记者在采访中也确切感到，他们身上真的有一个“马铃薯情结”。

“马铃薯博士”以自己的无私奉献赢得了人民的尊重。20多年来，屈冬玉他们主持或参加了20多项国家、部委和国际合作项目，取得了10余项科研成果，共育成并推广了12个中薯系列品种，累计推广已有1000多万亩，每亩平均增产15%以上，创经济效益30亿元。

说起他们对宁夏的帮助，许多宁夏人都如数家珍：他们协助当地编写了宁夏西海固贫困地区马铃薯产业发展规划和宁夏种薯生产技术规程、质量控制规程；他们请来专家分析宁夏马铃薯产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他们帮助当地提高了马铃薯产业链条各个环节的科技含量，实现种薯质量标准化、生产区域化、销售一体化；他们引进了100多个马铃薯品种，选择出多个适合当地栽植、增产增收的优良品种；他们指导宁夏建成西吉、原州、泾源、永宁四个马铃薯脱毒繁育中心；他们在宁夏举办5次培训班，培养数百名技术人员，还免费请宁夏的科技人员到北京进修……

固原农科所所长郭志乾告诉记者，他们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给了当地科技人员，把基层科技人员当成自己人，精心培养，严格要求。屈冬玉常对当地人说，你们才是永远不走的科研队伍！

刘卉局长向记者透露：这几年，中国农科院的专家每年都在年尾年头与宁夏共商大计，确定今后发展思路，每年都解决一个突出问题。

宁夏西吉县早就想申报“中国马铃薯之乡”，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在固原市农科所挂职的谢开云两头穿梭联络，不但帮助他们整理申报材料，而且陪同北京的专家前往考察、座谈，终于使他们如愿以偿。由于谢开云的加盟，固原市农科所研究课题迅速增多，课题经费大幅度增加。

为了促进马铃薯产业健康发展，中国农科院还与宁夏农牧厅联合举办“宁夏马铃薯产业高层论坛”，为宁夏马铃薯产业“把脉”。屈冬玉不仅抽时间到会，而且做专题报告，展望中国和世界马铃薯发展的前景，提出具有预见性的意见和建议。他的专题报告《马铃薯产业与西部大开发》、“马铃薯与粮食安全”、“马铃薯与新农村建设”见解精辟，令人难忘。

如今，宁夏的马铃薯产业结束了多年徘徊的局面，由2004年的107万亩发展到300万亩，每市斤的价格也由几分钱涨到几毛钱，昔日供人充饥的土豆变成了在市场上俏销的“金豆”，土豆被套袋、装箱，甚至卖出了苹果价。马铃薯一跃成为宁夏固原地区脱贫致富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就连肯德基、麦当劳也到宁夏建设专用马铃薯基地。鲜薯外销、淀粉加工、种薯开发，撑鼓了农民的钱袋子。

1998年以前，整个固原市的马铃薯外销尚不到3万吨，如今外销已经达到30万吨。80%马铃薯都成为商品，农民自己留作食用的只有10%。

在种植面积超过百万亩的西吉县，农民三分之一以上的收入来源于马铃薯。

当欣喜的农民因从事马铃薯种植、加工、销售而大把数着钞票、盖起新房时，他们更加感谢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感念“马铃薯博士”的辛劳。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称赞了中国农科院与宁夏的合作：“这是很好的合作共赢方式。在地方和农科院合作开发农业的过程中，既可以有效地促进地方资源的利用和支柱产业的开发，又提高了农产品加工、增值能力和农民收入水平，又可以有效地发挥农科院的人才和科技优势，促进科研成果的运用和科技创新。”

“马铃薯博士”的贡献，也得到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的充分肯定。他称赞他们：“有强烈的事业心，为宁夏马铃薯产业的发展尽心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屈冬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说：“规划是宁夏的领导做的，事业是当地的干部群众干的。我们只是起了一点催化剂的作用！”

好一个“催化剂作用”！记者深切感到：农业需要这样的“催化剂”，西部需要这样的智力扶持！

（原载2006年11月7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被光明日报评为好稿，被评为“宁夏新闻奖一等奖”，被中宣部新闻阅评表扬，

另载11月4日《宁夏日报》头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