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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风范世人敬

时间:2023-01-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否则,实行人治、践踏民主,人民就会遭殃,国家就会罹难。但他对祖国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仍未丧失信心。1979年,吴家麟被平反昭雪,同时被任命为宁夏大学副校长。这一天,宁夏大学举行隆重仪式,祝贺他从教45周年,也祝贺他70大寿。这样的活动在宁夏大学尚属首例。全场对此报以赞同的掌声。是在宁夏大学举办的庆贺会上,吴家麟披露了其中的秘密。吴家麟与汤翠芳相识并相爱于50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吴家麟为妻子的决定十分感动。

大家风范世人敬

——记著名法学家吴家麟

听说吴家麟教授不久前回老家福州定居了,一种惜别之情油然而生。

遥想当年,吴教授从繁华的北京来到大西北,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宁夏,他自己也在这块黄土地上写出了人生最辉煌的篇章。

少年立志当律师

1926年6月,吴家麟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当律师的理想,是他在高中读书时就萌发的。那时,他在位于福州市东街三牧坊的省立福州高级中学读书,而福建省高等法院就在学校附近。有一次,法庭开庭审案,吴家麟带着几分好奇进去旁听。谁知,这一听竟听出了浓厚的兴趣。自此以后,只要和上课时间不冲突,他就去旁听,他听得津津有味,全神贯注。最吸引他的是法庭辩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攻守结合,条分缕析,令人赞叹;最令他折服的是出庭的名律师,只见他们峨冠博带,风度翩翩,伶牙俐齿,雄辩滔滔。实情、冤情、隐情借助他们之口被阐发得淋漓尽致,案情也因他们的辩论而峰回路转,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当一名律师真是了不起!那些日子,吴家麟完全被律师迷住了。

1947年夏,吴家麟高中毕业。他在父辈的资助下到上海投考。法律专业成了他报考的重点,当一名能言善辩、主持公道的名律师成为他的理想。结果,他同时被北大、复旦、中山、厦大四所综合性大学录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为成为名律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吴家麟受业于许多知名教授。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曾为“七君子”义务辩护的首席律师、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张志让教授。吴家麟是张教授讲授的宪法学课的课代表。在张教授的支持下,他组织了一个宪法学研究小组,为他后来成为宪法学专家奠定了基础。1951年毕业后,他又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研究生班学习并在此任教。他重点研究的还是宪法学。这期间,他撰写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讲话,在全国发行达95万册,这个册子对宣传宪法、在全国普及宪法知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到1957年,吴家麟在全国法学界已是小有名气了。

从想当一名律师到成为一名研究宪法的知名学者,吴家麟的追求在深入,思想在升华。

笑对磨难志不移

搞宪法学研究,为吴家麟赢得一片赞誉。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搞宪法学研究也给他带来奇灾横祸,使他不得不与自己熟悉并喜爱的专业长期分手。

吴家麟认为,搞宪法研究,就是搞民主和法治,而发展民主制度和实现法治目标,正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否则,实行人治、践踏民主,人民就会遭殃,国家就会罹难。他为自己所从事的神圣工作而感到自豪,不遗余力。他对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然而,这些真知灼见竟成了他倒霉的直接原因。吴家麟在劫难逃,被打成“极右分子”“大右派”。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不得不因此中断。

1961年冬,一个寒风彻骨的日子,吴家麟告别繁华的首都,告别自己所钟爱的事业,来到当时还相当落后的宁夏。

吴家麟被分到刚成立不久的宁夏大学教形式逻辑学。面对磨难,吴家麟没有消沉,没有萎靡不振,没有自暴自弃,他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投入新的工作。为了教好这门新课,他要另起炉灶,改换门庭。他觉得,形式逻辑学只管形式不大管内容,与政治相隔较远,风险也相对较小,便一头扎了下去。后来,他出版的几本逻辑方面的专著,正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然而,不幸的命运似乎总要跟他过不去。正在他专心教学和研究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又“革”到他的头上:就连站讲台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被下放到农场当农工,干农活、卖瓜、帮灶,许多脏活、累活都干过。但他对祖国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仍未丧失信心。在白天参加各种劳动之余,晚上回到住处仍坚持看书学习。当别人在虚度光阴时,他却用知识不断充实自己,没有浪费宝贵的时间。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雷。1979年,吴家麟被平反昭雪,同时被任命为宁夏大学副校长。1983年,又被任命为校长。1984年,他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起,他又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这期间,他的研究成果也像红透的苹果缀满枝头,红得耀眼,香得袭人,令人刮目相看。尤其令他感奋的是,他通过编写《宪法学》教材,名正言顺地“归队”了,回到了令他魂牵梦绕20余年的宪法学界。

由他主编或由他主笔撰写的《宪法学》(主编)、《法律逻辑学》(主编)、《宪法基本知识讲话》、《故事里的逻辑》等专著一部接一部地问世,给学术界带来一阵又一阵惊喜。

桃李芬芳沁人心脾

1996年6月14日,对吴家麟来说是幸福而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宁夏大学举行隆重仪式,祝贺他从教45周年,也祝贺他70大寿。这样的活动在宁夏大学尚属首例。当时,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这一活动,亲身感受到了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威望和学生们对他的爱戴之情。

尽管已退职多年,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尽管教过的学生都分散在各地,各自都有繁忙的工作,但人们还是抽出时间从四面八方赶来向他祝贺。人们把鲜花、掌声、祝愿、赞语毫不吝啬地献给他,现场气氛十分热烈,爱师敬师之情溢于言表。

有人当场将一副写好的条幅献给他,上面书写了几个大字:“中国法学大家,宁夏学人第一”。全场对此报以赞同的掌声。

当众夸妻意味长

曾有不少人问过吴家麟:“你一生经受了那么多磨难,后来又有那么多繁重的职务和社会兼职,怎么会有时间和精力完成上万字的著作,取得那么令人羡慕的成果?”是在宁夏大学举办的庆贺会上,吴家麟披露了其中的秘密。他归结了5条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有一个风雨同舟、志同道合、理解并全力支持自己的好妻子。

吴家麟与汤翠芳相识并相爱于50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那时,景色如画的校园里充满着温馨。吴家麟是在法学界崭露头角、年轻有为的青年学者,而汤翠芳是美丽大方、能歌善舞、勤奋好学、多才多艺的活跃分子。1956年5月1日,那是他俩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因为那是他俩风雨同舟几十年的开端。谁知,他们仅仅过了一年幸福、安宁的日子,第二年就飞来横祸。吴家麟成为“右派”后,汤翠芳面临的考验一点也不比丈夫小。有人代表“组织”找她谈话,要她与吴家麟彻底“划清界线”,还为她摆出两条路让她自己走:一条路,跟吴家麟离婚,保留团籍;另一条路,继续保持与吴家麟的关系,开除团籍。两条路,结果不同,对比强烈。就在这关键时刻,汤翠芳远在香港的父母又为女儿提供了第三条路:到香港定居,与父母一起生活,摆脱痛苦和烦恼。而汤翠芳既不喜欢香港的“花花世界”,又舍不得她深深爱恋的丈夫。她深知,此时丈夫更需要自己,自己决不能离他而去!吴家麟为妻子的决定十分感动。他说:她这是不忍心在伤口上撒盐啊!

没有与丈夫分手的汤翠芳,被分到了宁夏。不久,吴家麟也被分到了宁夏大学。同甘苦共患难的日子,更加深了他们的感情。吴家麟说:“那时外面世界是‘风刀霜剑严相逼’,而我们的小家庭却幸福温馨,春意融融。真挚的爱情温暖了我的心,成为我的精神支柱。”十年浩劫中,吴家麟被赶下讲台,“发配”去当农工。有人劝汤翠芳:“你还跟她干什么,他没指望了”。但汤翠芳对丈夫的信心一点也未动摇,她不仅相信丈夫是好人,而且始终相信丈夫的问题最终一定能解决。

对汤翠芳内心的痛苦,吴家麟十分了解。他说:“她最爱面子,而她因为我又最没面子!她当过文艺兵,能歌善舞,但她却多少年也不唱了。她不得不低下头来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她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因为她理解我、相信我、同情我,深深地爱着我,所以,她不仅不嫌弃我,还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照顾我。她为我付出的太多了!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也活不到今天!”

吴家麟当众夸妻,一时传为佳话。他们纯洁高尚的爱情也深深地感染、教育了许多人。

无私奉献光和热

80年代末,年过六旬的吴家麟御去了宁夏大学校长的重任,但他仍出任宁大特聘教授,继续奉献在三尺讲台上。

退休后的吴家麟比在任时更忙。许多重要的社会兼职,让他不遗余力地奉献着智慧。他应邀担任全国许多重点院校的兼职教授,出任多家单位的高级法律顾问,他还应邀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去作报告,在上百场的普法报告中,他大力宣传宪法,宣传宪法学,宣传法治。为此,他穿梭于全国各地报告厅、演讲会,为推动社会主义法制而竭尽全力。他说:“搞民主法制是我终生的事业。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神圣的民主与法制事业努力奋斗。”为此,他博得了一个“普法教授”的美誉。

按说,对年事已高、事业繁忙的吴家麟来说,实在无暇顾及其他。对于功成名就的老教授来说,也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样颐养天年。可他仍不能忘怀少年时当一名律师的理想,仍愿去当一名普通的律师。他常常走上法庭与年轻律师甚至与自己的学生去辨别是非、针锋相对、短兵相接。

吴家麟当律师并不是为钱,而是为了扶危济困,为普通老百姓伸张正义。

记得前几年某地发生了这样一个案件。一家地处黄金地段的集体企业,被一个有权势的单位强占。不甘利益受损的工人派出代表四处告状,均未解决问题,最后诉诸法律。吴家麟毅然出庭辩护并写出很有说服力的长篇辩护词《鹊巢鸠占,公理何在》。最终,他帮集体企业打赢了官司,维护了工人的合法权益。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他代理的黄靓因割阑尾而丧命的案件。因为我对此案也给予过特别的关注并专门写过报道,所以对此案、对吴家麟为此案所付出的一切都有很深刻的记忆。

几年前,长庆油田采油三厂的18岁女生黄靓于即将上大学的前夕在本厂医院做阑尾炎手术,竟因这个“小手术”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其父母痛不欲生,四处告状。吴家麟听到内情后拍案而起,毅然接下了这个案子。尽管此时他已年逾七旬,手头又有大量紧要的事要做,尽管他此前已决定不再办案,但他还是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奔波于银川与盐池之间,令受害者父母及其他知情者深受感动。在法庭上,我亲眼目睹了这位学富五车的教授改当律师的神采,肃然起敬。休庭时,我看到对方辩护律师走上前来与他握手、向他致敬。原来,那位律师还是他的学生!而他竟全然不知。

从这一案件中,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他那纯洁、无私、高尚的心灵!

(原载2001年《西部社会》第二期,被收入《福建人在宁夏》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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