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叔父

六、我的两位叔父

叔父张元、张佶与父亲是一母同胞。爷爷张文焕生了5个儿子，大伯张伟，父亲张仪为二，三叔张斌，四叔张元，五叔张佶。加上二爷的两个儿子长于父亲，他们同辈排序，父亲是老四，叔父张元是老六，叔父张佶是老七，我们后人习惯按此为序称呼长辈。六叔张元、七叔张佶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影响，故对这二位叔父的情况做专文介绍。

六叔张元：铁面无私的法官

六叔张元1914年农历9月出生于盐池县今大水坑镇马坊行政村石山沟自然村的贫苦农民家庭。1943年8月，29岁的六叔参加了新成立的四区（雷家沟）游击队，任游击队班长。1945年，游击队发展壮大，六叔任三营八连一排排长。是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7月，何广宽领导的红井子工委成立游击队，六叔担任分队长。1947年1月，红井子、余庄子（梁大均领导）两支游击队和定边回民游击队（金三寿领导）合并成立宁夏回汉支队。4月，回汉支队改称宁夏人民解放军，下辖第一支队和第八挺进支队。六叔张元任第八挺进支队第二大队队长。7月，宁夏人民解放军恢复回汉支队番号，中队合并，六叔改任二中队副队长。在回汉支队的战斗历程中，六叔始终身先士卒，以勇敢著称。他带领3名战士，活捉了作恶多端的土匪小头目苗连祥；和中队长张俊、指导员马立凯一起，深入虎穴，生擒了国民党盐环游击大队队长赵清彦，在盐池的革命斗争史上成为神奇传说。1949年9月，他参加了解放宁夏的战斗。之后在宁夏省军区独立团任一营三连连长。

1950年9月，六叔转业到地方工作，任盐池县四区区长。1952年10月，调宁夏省高级人民法院，任科长。1954年7月，党组织派他到甘肃省银川专区省办文化干校学习。1956年7月毕业后，被调到甘肃省张掖县人民法院任院长。1962 年1月升任张掖地区中级法院副院长。1962年10月被调回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法院工作。1963年8月至1968年10月任吴忠县人民法院院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半，恢复工作后曾任吴忠县木器社党支部书记。1973年10月，吴忠县人民法院恢复，六叔再次任法院院长，1978年6月，调任中共吴忠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82年6月，任吴忠市人民政协副主席。1983年10月离职休养。1987年2月11日不幸遭车祸去世，终年73岁。

六叔当法官几十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有接收过一分钱的贿赂。如果有人给他送礼为违法者说情，无论是谁，他马上就变了脸，对送礼者严加批评。有人曾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在“低标准”粮油肉很贵重的时期，一天有一位朋友来家看他。当来人坐上炕以后，说是来为某人说情，并送来了几斤猪肉。六叔一听，立即将来人拉下炕来，连东西带人推出门去，推得那人连鞋子都穿不迭。他还一再警告老伴，不让接收别人的礼物：“你怎么接收就怎么给人退回去，否则，责任完全由你负！”时间一久，人都知道张院长的“后门”走不通，便没人再敢向他送礼行贿了。但对于一些同事、朋友、部下的正当要求，只要是合理合法的，他都尽力帮忙，热情接待。一次，一位当农民的老战友来找他，他见来人衣衫破烂，脚趾都露在外面，便毫不吝啬地给了100元钱。当时他的月工资还不足百元。他还给老伴解释说：“这个人过去也为革命出了力了……”

六叔对工作认真负责，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负责干好。“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忠木器厂垮了，工人解散了，设备丢完了。但组织上让他当了该厂书记之后，他就挨家挨户做动员工作，千辛万苦把厂子恢复起来，并在木器厂的基础上扩大了一个造纸厂，不但解决了上百户工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为国家创造了利润。

六叔对于以权谋私的腐败作风疾恶如仇，在他担任市纪检委书记期间，按照中央指示精神，严格查处了一些领导干部违纪盖私房的问题，因此得罪过不少人。但对于受过冤假错案迫害的人，他则给予认真平反，纠正落实，为许多蒙冤多年的干部讨回公道，大得人心。

对于自己家里的私事，六叔很少考虑。他在外当官几十年，子女都在盐池农村当农民。虽说儿子也是60年代的中学生，有相当的文化程度，但他一不要求组织给他们安排工作，二不设法给解决城镇户口，让子女终身在农村，这种情况全区少有。市政府给老干部盖起了二层小楼，但他坚持要让给住房比自己更困难的同志，他个人直到去世也没住上楼房。

六叔的性格是爱说话，很健谈，但他从不谈个人私事，不摆自己的功劳，所以有些年轻人跟他共事多年，还不知道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对于他的不幸去世，人们深感惋惜。

七叔张佶：实事求是的父母官

七叔张佶比六叔张元小6岁，1920年出生在老家石山沟。他自幼替人放牧或打短工、拉长工度日。1936年，西征红军解放盐池，由于我爷爷是当地农会委员、村长，七叔接受了其父亲进步思想的影响，1938年入本村完小学习，1940年上半年在盐池完全小学教书，下半年又经党组织保送到陕甘宁边区定边师范学校学习。1944年至1947年3月，七叔任师范学校管理员、校农场场长。1947年四五月间，他到靖边县开展土改和支前工作，之后在三边地委当通讯员，直接为延安的党中央送信。7月，西北野战军进军三边，七叔调任盐池县保安科科员，兼任前线侦察员。1949年1月至9月，任盐池县里山区区委书记兼区长。

宁夏解放后，七叔先到金积县开展接收工作，后参加宁夏粮食厅工作组，赴贺兰县调查农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负担情况。1950年12月至次年8月，任阿拉善旗工委委员。1951年8月至1954年8月，任灵武县公安局局长，之后进中央公安学院西北分院学习。1955年后历任甘肃省检察院检察员、政法办公室副主任，张掖市粮食局副局长、局长，张掖专区检察院副检察长。1962年11月后，历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院二处副处长，盐池县县长，永宁县公安局局长，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银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等职。1983年3月离职休养，1986年7月15日因病在银川逝世，享年66岁。

七叔张佶在革命战争年代接受党的教育，在斗争中锻炼成长。在三边公学学习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他劳动勤苦，踏实肯干，在任公学农场场长期间，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带领师生开荒种地，养羊种菜，生产自救，基本解决了公学千余名师生的粮菜问题。他因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劳动模范，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英模大会，受到中央嘉奖；他工作纪律严明，在当通讯员时，机智应变，多次躲避险情，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特殊任务；他沉着冷静，不怕牺牲，在解放战争前夕，面对马鸿逵部侵袭、土匪抢劫、清乡团捣乱，亲临前线侦察敌情或与敌浴血奋战，多次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为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他爱憎分明，执行政策坚定不移，在金积县、阿拉善旗、灵武县工作期间，面对残匪的捣乱，勇敢地投入剿匪、缴收散兵游勇枪支弹药的斗争中，为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他敢于坚持真理抵制不正之风，实话实说，为民请命，在张掖市粮食局负责期间，面对饿死人的严重现象，质问有关领导“为什么农民拿着粮票买粮吃还需要有关部门领导批准？”他因之被定为右倾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甘肃省饿死人的严重现象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派调查组入甘调查，发现七叔反映的情况属实，肯定了他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敢于同浮夸风做斗争的精神，为他平反昭雪。“文化大革命”中七叔受到迫害，但他襟怀坦荡，毫无怨言，常以大局为重，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勇于承担责任，实属难能可贵。粉碎“四人帮”后，他兴高采烈，更加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在实践中认真贯彻执行，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坚定的党性原则和坚持党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革命情操。

1962年，七叔张佶服从组织安排调回宁夏工作，在公安、司法、工商部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秉公执法，廉洁奉公，不徇私情，政绩突出。1963年，七叔调任家乡盐池县县长，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广泛联系群众，走遍盐池山川，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劳动人民结下深厚友谊；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对县情、地情、民情了如指掌，为改变革命老区落后面貌做出了重要贡献。

七叔一生光明磊落，为人耿直，表里如一；对同事诚恳相待，平易近人；对工作勤恳敬业，任劳任怨。他生活俭朴，对子女、亲属要求严格。他离休后仍然发挥余热，积极参加各种有益活动。1983年3月，他积极参加银川市委第一期整党工作，深入实际，宣传和贯彻中央整党精神，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银川市委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