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张铎的文学评论(代序)
刘绍智
张铎是他的笔名,他的原名叫张树仁。今年,也就是1990年,他只有28岁,按照几十年来的习惯思维方式,当然只能说他是个乳臭未干的幼稚的小青年了。我和张铎相识,是在他到教育学院上学不久以后的事,大约是1986年底至1987年初的某一天。具体的情景记不得了,但从那一天起,他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好学、朴实、诚恳,思想非常活跃,视野也很开阔,思路十分敏捷。我在教育学院教书业已超过十个年头了,教过的学员大约有一千多近两千,但和我关系密切的只有三位。一位是现在同心县任教的李玉海,一位是今年刚毕业的分到隆德的马荣国,再有一位就是张铎了。大约有这么点因缘,才使我对他们的创作和评论特别感兴趣。
张铎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也写文学评论。只说他的文学评论,从1987年以来,张铎写了近20篇数量也算可观了。这些评论大都比较短小,两三千字,却篇篇有份量,都给人以沉甸甸的感觉。评论的对象也有两大特点一是青年作者居多,二是山区作者居多。他的这两个特点刺激了我的神经,使我的大脑皮层总处于兴奋状态。这两个特点就使他的评论具有了难以替代的价值。我很愿意写点什么来谈张铎的文学评论。张铎已跨进了中年,而我已步入了中年,我们俩对青年人都有特殊的感情。那原因也许可以列出一大串根本的是我们都抱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年轻人真正成为人世间的主宰者,希望世界年轻化。宁夏的山区,贫困、落后,但山区人却很可爱。张铎、李玉海、马荣国都是山区人,他们都很可爱,也很可敬。近十余年来,山区涌现出一批诗人、小说家、评论家……这是十分可喜的事。贫瘠的土地难以生产粮食,但对于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人来说,它并不影响文学作品的生产。
山区的土地养育了张铎,而他也十分眷恋这里的山山水水他评王漫曦的小说有如下一段话:“作者本人生活在山区,是土生土长的黄土地上的新一代。他爱这块土地,是因为这块土地上生活着他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黄土地的情歌》)这段话,其实是张铎发自肺腑的自我体验出来的一段话,它既深刻地触及到了王漫曦,也准确地揭示了张铎自己。一个评论家固然需要理论深度,需要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俯视作家和作品,但是情感也是不可缺少的。读张铎的评论,你会感觉到他的激情,他的巨大热情。因此他的评论也就像一首首诗,在理论阐述的过程中似乎有一条能感觉到的情感线贯穿始终。
例如,他评虎西山的诗中一段文字:
谈虎西山的诗,我们便觉得这位青年作者对诗的追求和对于生活的执著态度一样,都是无法遏制的。他是学美术的,又长期扎根宁南山区,因而,故乡丰富多彩的生活,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绘画的素养给了他莫大的帮助。他的诗,每首都有自己对生活独特的感知和反映,常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新的泥土韵味。他善于把主观之“意”藏于客观之“象”,形象地反映自己的感情,他的诗注意意境描绘,他的爱情诗尤为突出。(《清新质朴》)
这段文字不同于一般的程式化的语言,也不是教师爷式的熟套子,关键在于他与诗人、与故乡的情感共鸣。有了这种共鸣,当他在品味虎西山诗的时候,也就品味出常人难以品出的味道来。
张铎对山区的深厚感情,使他对山区作家的作品体验出许多细微而独特的东西来。这些体验一旦化成理性的评论文字,就立即显示出评论的独特性。他评论王漫曦的小说,也许比一些评论家的评论文字要更细腻、更深刻、更中肯,就是因为他不是从一种俗套子里出来的,而是真正从内心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他谈到王漫曦《野山情》和《包红指甲的女人》时说:
作者在叙述这些故事时,很冷静,他没有谴责谁,也没有着意讴歌谁,只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平静地刻画这些人物。他让人想起黄土高原上这些生灵尽管活得并不轻松,但他们并没有停止追求,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仍在寻求人类美好的东西,他们渴望彼此能够理解。
张铎和山区作家们一样都“没有停止追求”,都“在寻求人类美好的东西”。这样一种可贵的执著感情,成为他们创作和评论的巨大动力。他们“尽管活得不轻松”,但他们却活得乐观而这种乐观,又不是盲目的乐观。张铎评王漫曦《尕花儿》的一段话就很明显地透露出这种心态:
尕花儿正当青春时期,渴望着爱情,但是丈夫心目中只有钱,没有她。她感到苦闷、烦躁……她一味地讨好自己的男人,希望他施舍爱情的甘霖,况且她的这种爱的内容太有限了,只剩下那种赤裸裸的东西,甚至她对真正的爱也是模模糊糊的,不甚清楚。她以为和男子一起,便就是过日子。此外,也不想其他的事情。她的感情天地太小了,在她的身上传统的东西也太多了。这不只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和恪守妇道,更为重要的是她们不觉醒。她那样向往生活,可是她并不知道怎样去寻找,这真是可悲的事。然而作者却把这个故事写得凄艳动人,它让人想到在山区既有大胆追求真正生活的人,也有滞留在传统光圈之内的人……在他们的身上,沉重的因袭左右了他们的生活。(以上均见《黄土地上的情歌》)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张铎的乐观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十分清醒认识之上的。
情感和理性是相辅相成的,作家和评论家都要有情感。张铎恰恰是这样的人,因此,他的评论才够得上真正评论的水平。
作为评论家光有真挚的情感显然是很不够的,理论修养是极其重要的。前面提到张铎好学,主要地是他喜好学习理论。
他在教育学院学习期间,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领域的理论。张铎和李玉海、马荣国等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从来不满足于课堂学习的内容,在教育学院的两年中,他们大量阅读书籍、报刊、杂志。每天,除上课外,他们总是到阅览室静心阅读。这与其他学员大不一样。教育学院许多学员只会背诵教师讲课的内容,从来不问一问这些内容是不是正确。他们却不同,他们都不盲从,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个为什么,然后去图书馆、阅览室寻求解答。因此,虽然只有两年,他们的积累也是很可观的,收获也是很大的。正因为如此,张铎的评论有较强的理论性。
南台的《老庄谷阿蛋》发表之后,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张铎也写了一篇《阿蛋悲剧的启示》。他评论说:
……作家正是通过阿蛋这个人物在新时期的微妙心理变化,鸟瞰了传统文化对人物的影响,极左路线对人物的毒害,拓宽了我们对这场变革的视野,显示了纷繁复杂的生活内容,从而让人们深深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因子和主人公精神世界那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机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沿袭相传所积淀的习性,怎样在造成人物自身勤劳、善良、诚实这些优良品质的同时,也铸造着人的愚昧、保守、僵化的另一面。从而形象地说明了改革的意义,不只是经济的,物质的,同时也应是人自身的改造和重铸。
这篇文章的结尾总结说:
总之,从普通农民的生活中挖掘民族心理的悲剧因素,从历史的纵深角度看待目前轰轰烈烈的改革,以及新旧交替时期人物的灵魂搏斗和改革的必要性、复杂性,这一切是南台这部作品所要表现的。
以上这些评论,理论色彩是极浓厚的,它涉及到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历史哲学等各个领域。话虽不多,但有坚实的理论依据,为理解《老庄谷阿蛋》提供了宽阔的思路。
张铎的评论在理论水平上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他不仅从内容方面进行深刻的剖析,从而显示出他锐利的眼光,而且还能从结构布局、语言、形象塑造、意境创造等各方面入手进行分析。这不单是换个角度的问题,它本身就是个理论视野的问题于是,读张铎的评论就不会让人觉得枯燥无味。如他评李正声的《花开时节游龙潭》:
全文以游踪为线索,由自然景色到人,又由人到人造之景,最后既写人,又写景。各部分之间环环紧扣,步步深入。
而他评李成福《院墙春秋》时,又紧紧抓住这篇文章的“一个突出特点”来入手:
李成福《院墙春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选材角度新颖别致。它由农家院墙的变化,反映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
他评邱新荣的《黄褐色的土风》中有如下一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
其中意象叠加及交错使用,使得这首诗色泽鲜明,具有极强的力度和包容性。它使作者从平面反映生活,走向立体地呼应人类存在的整个状况。它对历史生活作了总体的综合把握,以求繁复而又浑厚地、多方位地展示丰富的人生真谛。虽说,把绘画引入诗中,古已有之,但《岁月》一诗的立体结构和画面感,即各种具象艺术之间的整体交融,以及情感的深重,想象的奇特,使得这首诗凝重隽永,耐人寻味。
好的评论其实也是一种创作,读一篇好的评论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张铎的评论就是艺术品,耐人咀嚼,耐人寻味。我们需要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同时也需要好的评论家。张铎虽也创作诗歌、散文,但他更突出的还是评论,而且是很有特色的评论,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我很希望在山区多出几位像张铎这样的评论家,所以写这样一篇漫谈式的文章。
(本文原载《宁夏创作通讯》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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