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而热切的呼唤

执着而热切的呼唤——评南台的长篇小说《一朝县令》

南台的长篇小说《一朝县令》以西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偏僻小县——水泉县为背景，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视角，真实地再现了文革末期那段特定历史年代的生活图景，具有很强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上的认识功能，甚至具有某种启示或预示性的意义。

一

《一朝县令》开头有一段关于水泉县常委会议室的描写：“中堂是两张大红纸，忠诚地直立在半墙上，合力抬着一条庄严的语录：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左右两边像哼哈二将，左边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右边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没有一个人注意那几条标语，但标语却像神灵，不动声色地操纵着会场的气氛。”这可以说是小说的眼，它为曹兀龙、孙奎、刘忠三方的矛盾冲突，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同时，也成为贯穿全篇的一条红线。《一朝县令》与《三国演义》有许多地方比较相似最明显的莫过于三方主帅都同姓。曹操与曹兀龙、孙权与孙奎、刘备与刘忠。也许有人认为，我们这样比较，有点不伦不类。一个是封建社会的历史人物，且带有演义性质；一个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基层领导者，怎么能扯到一起。这是一种非艺术的眼光。须知，这些不同时期的艺术形象，有一种天然的缘分三国时，斗智斗勇；而今，人琢磨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承袭不难看出来。南台的深刻用意，也许就在这里。

《一朝县令》首先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带有原汁原味的逼真的生活图景。曹兀龙刚刚代理水泉县的书记后，就在人上大做文章，迫不及待地建立自己的班底。作者通过对这三方的矛盾和冲突的勾勒，在一个比较广阔的社会空间里，具有相当深度的触及了当代社会生活的政治斗争，启发人去思考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这一权力争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完全非现代的政治管理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根本不存在党性原则；有的只是知恩必报和任人唯亲，这是一种极端个人化的关系。山口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冯彦虎曾经救过曹兀龙，所以曹代书记不管冯人品能力如何，千方百计地提拔他。鲍日曙是他的亲戚，尽管平庸什么事也干不成。而曹兀龙一而再，再而三重用他，其原因就在于鲍日曙忠诚。在这里，他要求的是下属只对他个人负责而不是对党、对人民负责。孙奎也不例外，他推荐干部的标准也有自己的圈子，那就是“造反派”，并且是所谓的“自己人”这种上下级间的人身依附性，说穿了还是一种封建思想的残余而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必须服从宪法和党章，更没有必要畏惧执行管理的个人。因而，《一朝县令》中所描写的政治关系，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人治”，而非“法治”。刘忠是一位党性原则强、工作认真、对自己要求严格的老干部，但面对曹兀龙的咄咄攻势，他束手无策，只好委曲求全。推荐姬建华、陈玉玺进常委，在他而言，仍是实行人治而非法治的一个举措，他并没有凭借党的原则与曹兀龙作坚决的斗争。刘忠这个艺术形象仍没有摆脱过去人们常说的“清官”形象，与现代管理者的角色也有较大距离。《一朝县令》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拉开了我国政治面前的那块竹幕，形象地反映了权力之争的政治生活现实。这种描写，打破了一个时期以来惯用的模式，即一方战胜另一方的那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模式，它多层次地描写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刘忠是共产党人，曹兀龙、孙奎也是共产党人，并且在个人品行上，似乎也找不出什么大的问题。他们都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想干点事，尽管出发点并非那么纯粹，可实际上都打着为党操劳的旗号。这一点，恐怕谁也否认不了。既然如此，他们之间的斗争到底有何意义？这正是南台的高明之处，他敢于挖掘这种思想和口号分歧之下的现实利益和利害关系结构。由此可见，南台的指向不在于塑造那么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是向读者提供映现当代中国某一个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浮雕。

二

在《一朝县令》中，曹兀龙是作者刻画的重点，是贯穿全书的重要人物。什么是他性格深处那种极其复杂的东西呢？当县医院大夫兰曼曼到他家给女儿看病时，他对老伴和兰曼曼这两个不同女性的感受以及表情，就说明了一切。后来，到山口公社见到女社员吕翠儿时的失态和后来力排众议提拔吕翠儿当常委，这都耐人寻味。但值得一提的是，曹代书记对兰曼曼和吕翠儿这两个年轻女性的不同感受和态度，也是大有深意。曹兀龙自知是一个粗人，在兰曼曼面前，尽管很傲慢，但也有深深的自卑。只有吕翠儿他才觉得旗鼓相当，甚而凌驾于她之上在吕翠儿面前，他就是君王，才感到安全，心理平衡。小说一开始，曹兀龙就处在这两种选择之间，直到故事结束。在感情上曹兀龙是如此，在政治上他也是如此。他从铁首仁书记那里学到了一个好经验，那就是抓典型，以点代面。作为典型，林丰公社具有代表性，且有一定的基础，可他认为，那是铁书记树起来的，他要有自己的典型。于是，他把样板选在了山口公社，在不长庄稼的乱石滩搞什么百井汇流。

我们认为在这一方面更为典型的是刘忠。从小说的表层意义看，刘忠是一个深受群众拥戴的好干部。他清正廉洁，敢于坚持原则，品行端正。但正如作者剖析的那样，“他自以为品格端正、光明正大，无可指责。一般的人也确实找不出适合于批评他的词句，然而当你把他放在历史这面镜子里时，你会发现，他对水泉县的20万人民来说是有罪的。不错，他保住了自己的高尚，他的高尚贬值了。”不难看出，刘忠这样一个好干部也不是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一个无私地献身于社会进步和人类事业的行动者，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隐藏着与个人功利目标直接有关的极其复杂的东西。至于另一个常委杨子厚，是一个地地道道老黄牛式的干部。他在维护自己的高尚上，比刘忠更进一步，告发了自己唯一的亲生女儿杨英。后又因经受不住感情折磨，酿成悲剧。然而，这种真实的现实，令人感到非常沉重小说中朱仕弟这个艺术形象，是一个参谋角色，或者说是一个谋士，他深谋远虑，办事利索，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干才。然而在对妻子虞观鹤和文化馆文艺队长金秋影上，和在政治上一样他也移于情感价值和个人功利之间。与曹兀龙比较起来，朱仕弟有思想，趣味也较高，似乎俩人不可相提并论，但他仍不是一个献身于崇高道义目标的真正政治家，何况他还缺少曹兀龙的那种果断和勇气。

《一朝县令》中的艺术形象大都缺乏一种执著的追求精神，缺乏一种为社会进步和人类事业献身的无私精神。那么年轻的一代呢？靳向东雄心勃勃，想创造一番伟业。然而，在对黎兰的这件事上，完全暴露了他的伪君子真面目。杨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姑娘，也是作者喜爱的人物，但她却和造反派联在一起，是是非非似乎不大分得清。其他的人物不是些匆匆过客，就是纠缠于个人感情的恩恩怨怨中不能自拔。唯有一个文戈，有稍许亮色，但最终的结局只有逃避。还有一个吕翠儿，尽管性格鲜明，呼之欲出，但她的定位，也高不到哪里去。无庸讳言，活跃在《一朝县令》中的青年男女，其中不乏有事业心，进取心的才能杰出之辈，但我们很难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令人充满希望的艺术形象，让人感到憋气和沉闷。

三

南台是一个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的《老庄谷阿蛋》中的阿蛋为“剪掉了辫子的阿Q”，其原因是我们看到了他和鲁迅的师承关系。这不仅仅反映在文学语言上南台有“鲁迅风”，更为重要的是南台继承了先生的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鲁迅先生对于笔下的人物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南台亦是无情地解剖笔下的人物，引起疗救的注意。南台在他的第二部中篇小说《离婚》中，通过主人公25年没有离婚这件事，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之所以有阿蛋式的人物，原来是社会环境在起作用，是那个特定的环境塑造了那样的人物。到了《一朝县令》中，我们便对出现吕翠儿式典型人物的原因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简单说，就是大环境与小气候的关系。在南台的一系列小说中，环境描写始终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环境和人的相辅相成构成了作品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情节基础。在这里，环境不单单指自然环境，而是指人物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相反地，作品中的人物却没有多大的独立性，例如《一朝县令》中，多数人物形象必须紧密结合他们各自生存的环境来理解，要不，便就没有意义。当然，环境描写不能仅仅像中国古典戏剧中的道具一样，仅起一种交待物质背景的作用，它主要是揭示由人组成的特定思想关系，创造一种氛围，让读者受到感染，用心灵体察到这个环境的性质和作用。实际上，南台的小说着重表现的是思想环境对人物心灵造成的影响，一般开始于主人公与外部环境的冲突，然后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最后完成环境对人物性格的扭曲和变形让我们体会到思想环境的本质，从而产生改变环境的强烈愿望

20世纪70年代中期那个特殊的年代，距今已经20余年了。况且反映那一个历史时期的作品比比皆是，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南台为什么知难而进，撰写这么一部小说，我以为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南台的作品，不论是短篇、中篇，还是长篇都蕴蓄着一种深沉的思想力量。它与那些思想贫乏，仅靠小情趣、小摆设，抑或顾影自怜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语。短篇《一份招工名单》所暴露的官场经，令人拍案叫绝。中篇《老庄谷阿蛋》、《离婚》等，对于那种沉闷的社会环境的描写，常常让人感受到一种心灵的悸动。《一朝县令》关于“只琢磨人不琢磨事”的政治斗争刻画，令人感到愤怒。南台在小说中对那个特定时期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症结，作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在作品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由于当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改革不仅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而且更需要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广泛呼应和准备，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

南台的《一朝县令》是一部呼唤改革的作品，是一个赤子的一部泣血之作。

19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