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环境表现主题

用环境表现主题——读南台的两部中篇小说

《老庄谷阿蛋》是南台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我疑心主人公阿蛋就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他们的区别，就是阿蛋比阿Q少了一条辫子。几年后，当我读到南台的中篇新作《离婚》时，我又震动了。以前我对阿蛋的态度是“哀其不幸”，现在我对姚素琴的态度则是“怒其不幸”。我感到阿蛋、姚素琴们生存的那个环境沉闷得令人憋气。

有人说南台“难抬”，这是开玩笑的话，但我觉得这位沉默寡言的作家奉献给我们的作品，确是很有分量，一个比一个沉。

古人云，文如其人。南台是一个严谨的人，他的作品就是他人格的体现。他似乎不多产，但每部作品都有比较丰富的内涵，有他自己独到的发现。从《老庄谷阿蛋》到《离婚》，我们明显感觉到人物形象渐趋模糊，而人物所处的环境，则不断地得到强化。作品的基本主题似乎不是通过典型人物来体现，而是通过典型环境来显现。当然谷阿蛋、姚素琴公正地说，很有代表性，性格也较鲜明，是恩格斯所说的“这一个”形象。但比起谷阿蛋，我们觉得姚素琴的形象就有点扁平。相对来说，姚素琴的生存环境，尤其是社会思想环境，给人的印象却很深。而谷阿蛋虽说个性突出，但他的性格凸现，与他生存的物质空间息息相关，说得明白一点，他的那种畸形的性格，就是他所处的特定的思想环境的杰作。不管南台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总之，着力刻画人物的生存环境，反映其对人物的制约作用是南台的这两部中篇小说的一个比较鲜明的特征。

《老庄谷阿蛋》塑造了一个叫阿蛋的农民形象。他的最大的特点，是既忠又孝。在家里他孝敬父亲，父亲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虽然父亲“好吃懒做”，是个不称职的父亲，而他对父亲仍是十分顺从。父亲有烟瘾，把母亲都当了出去，换钱抽了烟，可父亲为了继续有烟抽，让他跟“家境不坏”的窦家的傻女子结婚时，尽管他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可他还是遵了父命土匪洗劫了村子，走时留下话，要村里没有被杀掉的人筹集一批粮草送来。给土匪送粮草，这是玩命的事儿，人们都不愿意去，阿蛋父亲发了话，只要人们“给他若干烟棒子”，他就让阿蛋送去。干这种冒险的事，阿蛋虽说心里很害怕，但既然父亲说了，他不得不从。幸好土匪被打散了，他平安地回了家。

阿蛋真可谓是孝子啊！

但阿蛋之孝，并非出自本心。他的孝完全是由人组成的那个社会思想环境决定的。爷爷为了打发其他的孩子，把他的胶糖又拿了去，阿蛋虽很伤心，但听到爷爷的表扬时，他便满足渐渐地，为了博得孝名，他可以置自己的终身大事于不顾，他甚至可以去死。

在社会上，他先是效忠保长，后来是曹队长。为了保全忠名，他带头把自己家的口粮交了公，还在会上批评自己的女人落后。正是由于他集忠孝美德于一身，所以便受人欣赏，受人重用，当了生产大队的副队长。可惜好景不长，“四人帮”粉碎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他感到迷惘、失落，于是孤独地死去。

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阿蛋的活动环境时，便发现阿蛋之所以“忠”，除了能得到表扬，满足他的虚荣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得到升迁，以至物质奖励。如阿蛋带头交了口粮后，曹队长便给了他100元救济款。先前行孝，阿蛋只能博得廉价的孝名，后来尽忠，他不但能博得“忠”的美名，还可以得到实惠。表面上看来，阿蛋行孝尽忠，似乎放弃了实的物质利益去换取虚的精神鼓励，其实不然。在他带头交了口粮后，全村的人都交了口粮，唯独他能获得100元救济款，其余的人则不能。100元，在那时完全可以帮助他度过春荒，至于村里的其他人，就很难。他的儿子能招工，吃国库粮，村里的其他青年就不行。因此，和村里的其他乡亲比，他得到的并不算少。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南台刻画阿蛋这个集忠孝于一身的人物，并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去描摹，而是把他放到生活中，放到社会这个大背景下去透视。纵观全篇，阿蛋忠孝的特征的确比较鲜明，但他的这种性格特征，却是由他所处的那个特定的社会思想环境铸成的。

《老庄谷阿蛋》中描写的环境，孕育了阿蛋的畸形性格特征。当这个特定的社会思想环境改变了时，阿蛋便消失了。阿蛋是那个特定的思想环境的产物，也是它的牺牲品。南台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但不动声色地刻画了阿蛋的典型形象，而且也客观地展示了阿蛋的生存环境，揭示了封建思想对人们的毒害以及其残余的长久影响，有一种警世的作用。

如果说阿蛋与他所处的环境基本上是统一的话，那么《离婚》中姚素琴则与她所处的生存环境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对立的，因其对立，导致姚素琴25年后终于发疯，遂又与环境趋向一致。

恩格斯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们觉得阿蛋可算得上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姚素琴则不然。因为《离婚》实在是偏重于冷静的叙事，而倦于刻画人物形象。姚素琴虽然追求新生活，但她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她的婚姻便不是自主的，是马县长促成的，而马县长促成这件婚事，完全是兴之所至，根本没有考虑两人性格是否相符。当姚要离婚时他又以赶姚素琴回家要挟，完全是一派家长作风，从而使姚的第一次离婚夭折，她想掌握自己命运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从此起和这个强大的环境相比，姚素琴的形象就趋向苍白以后她要离婚，不是被社会舆论化解掉，就是给要保持世界最低离婚率纪录的思想抵消了。至于文革中的那场离婚闹剧，则是一出令人辛酸的滑稽小品。

娆素琴闹了25年的离婚，仍未离了，最后发疯。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她所处的那个环境在起作用。姚素琴既想工作，又要离婚，为了保住工作她无可奈何地放弃了离婚。后来，她一次次要离婚，仍是环境一次次限制了她。姚索琴似乎和环境老处于一种对立状态。

这里的环境主要是什么？它不是人物活动的物理空间，而是人与人组成的社会思想环境。姚要离婚，马县长阻拦，是因为姚、庞的结合是他做主定的，姚要离婚，便是冒犯了他的尊严。看来这位马县长封建残余思想还不少。至于姚要离婚，有悖于社会舆论，那又是封建伦理道德的遗毒在起作用。最后，姚、庞离不成，是因为我们有些同志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作怪。

试想，如此社会思想环境，姚素琴怎能离得了。姚素琴发疯，只不过是环境制造的一出悲剧罢了。

由此可见，在《离婚》中深刻地揭示的封建残余思想的毒性，并不是从姚素琴、庞大龙抑或马县长等人物形象显示出来，而是从姚素琴不得离婚的这一生存环境中体现出来的。由于这个原因，姚素琴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性格较为鲜明，而后来就愈来愈模糊，而她所处的那个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环境，则越来越分明。

在这里，还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姚素琴的身上既有新社会女性的特征，如敢于提出离婚，又有明显的封建残余思想，如她退了父母为她包办的婚姻却又承认了马县长为她包办的婚姻，铸成大错。因此，造成这出悲剧的原因，除了社会环境的因素外，还有主人公自身的因素。可以说姚素琴是封建思想的双重受害者。

《离婚》的出色的社会思想环境描写，说明了南台想主要从环境描写中呈示他对丰富而又复杂的现实生活的一种把握。

既然南台似乎要通过环境描写来体现自己的主观意图，为何又要写人呢？这是由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要想深入地揭示社会环境所包容的历史的、文化的诸多因素，就要写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因为人与人组成的这个社会思想环境，最能反映客观生活的历史进程。一般小说刻画人物，作者大都在其身上融注了比较丰富的生活内容，如《老庄谷阿蛋》中阿蛋身上作者就倾注了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沉重的历史因袭；但在《离婚》这个注重环境描写的小说中，人物只是社会环境的一分子。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所构成的故事情节，形成一个流动的社会生活环境。这个贯穿全文的主人公并不特别具有典型性因而也就不具有非常深刻的社会内涵。而由主要人物所串起来的这个人与人结成的社会思想环境，却是一个富矿，蕴藏着纷纭复杂的生活内容。这就是说传统小说重视刻画人物，其它的诸如环境描写等只是为刻画人物而设；《离婚》正好把这种关系倒过来，社会思想环境描写居于主导地位，而人物则是为了写环境而设。当然作者在铺叙这个环境时，也是有选择的，不是自然主义的罗列现象。

作为语言艺术的最为重要的品种——小说，要想增加可读性，还得锤炼语言。南台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深知怎样做小说，要想吸引读者，就得靠语言本身的魅力征服读者，故而，《离婚》的语言凝重、简练、幽默，平平常常的字、词句经他的手一调度，就闪着奇异的光芒。例如开头有一节写姚素琴和伙伴们笑声的文字：“刚解放不久，干部队伍里女性极少，政府大院里就更少，这笑声便有些招人。县长工作时也能听见，但要工作，装着听不见。待工作告一段落，装着才听见问是谁笑。正好财政科副科长庞大龙在侧，做样子听一听，又使样子判断一阵，才得出结论。说好像是后面打字室里在笑。这是多么有味的叙述语言，既精炼又耐人寻味，和我们平素见的直白、繁琐的叙述迥然不同。又如写姚素琴和庞大龙结婚第一年是和平时期，原因是“有马县长镇着”。一个“镇”字，一写马县长，二写姚素琴，颇有分量。

南台以上的这种努力就《离婚》来说，做得比较好，是一个成功的尝试。人们普遍的观点是通过生活写人物，《离婚》是通过人物写生活，我想如果在通过人物写生活的同时，作者也重视人物形象的刻画，岂不更好。由于让人物的性格在生活中自然地凸现出来，更符合生活的真实，作品的覆盖面将会更加广泛。南台恪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又不墨守成规。他写以刻画人物为主的作品，如短篇小说《亡友》；也写人物与环境相辅相成的作品，如中篇小说《老庄谷阿蛋》；又写注重环境描写的作品，如中篇小说《离婚》。他在艺术上探索走自己的路。也许这很冒险，但这毕竟是一件开拓性的工作，南台似乎觉得描写人与人组成的社会思想环境，远比塑造一个即便是典型人物所提供的东西要丰富得多。

19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