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固小说《地生的愤怒》

阵痛与新生——西海固小说创作之我见

关注农民的命运，为他们谱写新曲，是西海固作家思考的焦点。

作家南台的中篇小说《老庄谷阿蛋》通过讲述一个农民既忠又孝的一生平淡无奇的故事，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因子和主人公精神世界那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机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沿袭相传积淀的习性，怎样的造成人物自身勤劳、善良、诚实这些优良品性的同时，也还铸造着人的愚昧保守、僵化的另一面。他形象地说明了改革的意义，不只是经济的，物质的，同时也应该是人自身的改造和重铸。

阿蛋，这个新时期的人物形象和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不同之处，似乎仅仅只是少了一条辫子，这是引人深思的。

与此相反，青年作家郭文斌的长篇非虚构小说《第三种阳光》，塑造了一位爱的使者的形象。主人公的感人事迹，之所以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引起了强烈震撼，主要源于他的人格力量。

为什么在同一块土地上，会出现这样对立而又统一的艺术形象，究其实，这与西海固独特的文化景观息息相关。因此用“人治”与“法治”解释不了这种社会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艺术形象是一种“德治”与“礼治”的杰作。在这一点上，南台是有眼光的。众所周知，一般小说刻画人物，大都在其身上融注了比较丰富的生活内容，如在阿蛋身上作者就倾注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内容和沉重的历史因袭。但南台在《离婚》这篇小说中，并不刻意塑造人物，而是让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所构成的故事情节，形成一个流动的社会生活环境。作者从环境描写中呈示他对丰富而又复杂的现实生活的一种把握，并以此来反映作品的主旨，这是需要勇气的。

王漫曦是西海固作家中最具实力的作家之一。他早期的作品《包红指甲的女人》、《尕花儿》、《野山情》等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实上，这些作品是西海固文学中的经典作品。然而，近年发表于广东《佛山文艺》上的中篇小说《长子的愤怒》，似乎并不是那么耐读。《长子的愤怒》塑造了一个叫地生的青年农民形象，与作者笔下的其他艺术形象比较起来，这个形象不是很典型，就像他脚下赖以生存的大地一样不大起眼，很平常。可地生是一位新人，一位不同于父辈的新人。他有文化，敢于幻想，不安于现状。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但这谈何容易？种地，父亲反对；想种经济效益比较高的洋芋，又害怕世俗观念的嘲弄。然而，地生的可贵之处是，一旦认准了的事情，义无反顾。

不过，地生与父亲乃至社会习俗的冲突，不仅仅是他作为农民与环境的冲突。在《长子的愤怒》中，人与环境的冲突，并没有因地生的愤怒而获得统一。

无庸讳言，地生的努力，确使他的生活状况有所改观，但命运捉弄他，故事的结局仍然是一个悲剧。当然，地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不单单是客观环境使然，更为深刻的原因，还是自身的局限性。地生的努力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作者把这归结为“必然”，是有他的良苦用心的。也许我们觉得地生这个新人并不“新”，传统的影响使他努力的功利性过于明显。不管是作者有意识还是无意识，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小说的结尾，关于2000平方米土地是一个女人一个冬天的希望的笔墨，很能打动人心，也能体现地生的愤怒，给人们的感觉却总有些无奈地生的愤怒合理吗？也许合情合理。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地生不同于父辈，可他的不觉悟却说明了两代人具有同一种心态。

我们强调传统文化对西海固的影响，并不是说严酷的自然条件对西海固就没有影响，事实上，影响很大。石舒清的中篇小说《黄土魂》，写乡下来了一位女教师，可干了没多长时间走了。大家都知道，现代青年最显著的人格特征，就是要不断主动地追求生活方式的新变化，自觉地选择挑战以高扬生存意志而作者笔下的这位城里来的女教师，害怕挑战和变化。尽管作者作了不少铺垫，写这位女教师不得不离开，但仍然无法掩盖她的逃离意识。

因此，作者笔下的这位乡村女教师是山里一棵没经过风雨的小树，缺乏人格的力量。自然条件的恶劣限制了行动的自由却使思维和自由极度张扬，以致西海固人想的多，做的少；干打雷，不下雨；说话是巨人，行动是矮子；醒得早，起得迟这就是我要讲的具有“山地意识”的西海固人，和欧洲文学中的“多余人”有点相似，即有思想而不行动。

我们的作家却不屑反映这个问题，大多数作家的主调不是苦就是甜，抑或崇尚自然主义，这种“山地意识”对某些作家的影响也比较大。

在我的印象中，火会亮是一位严谨的作家，他的作品并不多，但质量比较整齐。不像有的作家写得多，发得多，而可读的作品，有价值的作品则少得可怜。火会亮的小说《名声》、《挂匾》以及近期发表的《传记和影子》，一篇比一篇耐人寻味，一篇比一篇有分量。他的《名声》叙述了两个农民与他们的两个儿子的故事，颇不一般。农民杨七贤无缘无故地瞧不起乡邻王宗信，而王宗信毕生的“快乐和幸福”竟是与杨七贤平起平坐。后来，王宗信的儿子王小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致了富，王宗信自觉可以和杨七贤平起平坐了。然好梦不长，杨七贤上过大学的儿子杨裕民又从镇上中学调到县上当了干部，王宗信又觉得比杨七贤矮了半截。这篇小说，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这两个老农民与他们的儿子不一样，他们都想改变生存现状，可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自己却没有改变现状的行动，而他们的儿子都敢想敢干，且有实际行动；二是这两个农民的高下之分，似乎在于一个有文化一个没文化。他们的儿子也有胜负之分，文化程度不高的王小明一度时期占了上风，但最终还是败给了文化程度较高的杨裕民，这是大有深意的。也许，这就是西海固的希望之所在。

《传记和影子》好像与《名声》正好相反，初小程度的前财政局长，现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卢玉夫，竟把一位记者玩得团团转。小说关于卢玉夫小时候驯养松鼠的故事，为这部小说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记者在卢玉夫风光时，写《情系山乡特困户——记东阳县财政局长卢玉夫》。卢玉夫东窗事发后，又写《卢玉夫因挥霍公款被判刑》，而今又为卢玉夫写传记，这跟卢玉夫驯松鼠有什么区别？火会亮年纪不大，能写出这样富有深度的小说，真令人吃惊。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超越自己，走出大山》，现在看来，西海固的作家大山是走出去了，但超越自己还谈不上。我们的许多作家就像一位著名评论家说的那样，想象超越了这个边界可想象与生命状态正好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生命状态的封闭性和想象领域的开放性构成了矛盾，肉体在占有空间上的贫困和精神在占有空间上的富足形成了悖论，从而造成一种文化上的断裂，处境不容乐观。

但是，我要说，断裂即阵痛，阵痛即分娩，分娩即新生。

西海固文学的希望在于明天。我们还没有张贤亮那样大气的作家。我觉得，当代作家，如果不在语言上下功夫，将来总有一天，会被其他艺术门类所取代，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