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的功过毁誉
参加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在某中餐馆看到一份中文报纸，上面刊登了一则消息，言中国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书获得了欧洲华人设的一项大奖，奖金五万欧元。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包副社长介绍，此前该书已获一项国外华人的奖，奖金十万美元。对于这些奖，因为不清楚其背景，不清楚设奖评奖者的政治倾向，不清楚利弊得失，所以不好说什么。
《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我看过，书中描述了近二三十年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包括农民沉重的负担，农民的贫困，包括对农民的忽视轻视蔑视，对农民的压制与迫害，等等。事实触目惊心，分析鞭辟入里。这些年来，媒体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很多，只是没有这本书来得全面和系统罢了。所以看了这本书，人们并不会大惊，不会炸锅，不会对公民心态和社会秩序造成震荡和动荡。
《中国农民调查》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除了读者的喝彩，学者的推介外，官方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荣誉。作者所在地政府，曾召开表彰会，奖励作者数万元人民币。
但是，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在度过了一段如新婚般甜蜜的岁月后，《中国农民调查》似乎走了麦城。据说受到了某些部门和某些人的严厉批评，又据说公开或半公开地禁止此书的发行。我所看到的书，是从朋友处借来的，后来到江浙沪学习考察时，在一个小镇上买到了一本。关于这本书的“问题”，似乎明白一点，又似乎不明白。我想，主要的，是否将不该透露的透露了？将问题集中起来披露了？太自然主义，未予适当剪裁处理了？容易给西方媒体提供口实了？可能都有些关系吧。可是，它的正面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给当政者敲响了警钟，它为研究者提供了素材，它唤醒了国民沉睡的良知和责任感，它为解决三农问题，为创造和谐社会起到了推动作用。我想，今年国家之所以大动作大幅度地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民办事，固然有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水到渠成的因素，恐怕也与许多的研究者记者的奔波呼吁分不开，与《中国农民调查》的出版发行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党、国家、民众以及历史都应当为关心中国三农问题的人们记上一笔。对于《中国农民调查》，似也应冷静客观地予以看待和对待。对它的不足以至错误处要予以批评，对它的正面影响正面意义也要予以肯定以至表彰。取这样的态度，窃以为是科学的，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取这样的态度，也才能使我们少犯和不犯错误。
一家之言，姑妄言之。
200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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