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酸甜甜大学梦

酸酸甜甜大学梦

王光正

难圆的梦

1973年的夏季，是我多梦的季节。

一天晚上，我梦见小河融进了长江，汇进了大海。

我不知怎样理解梦境才正确，是我上大学的希望越来越大，终要成为现实，还是我上大学的希望要付之东流？

我从小就做着上大学的梦。尽管学习成绩好，表现也不错，但是，因为父亲在国民党的部队干过，解放后就成了“反革命”，被判了刑（后来平反），自然殃及池鱼。我的成绩，回忆起来，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全校都是冒尖的，老师和同学都可以作证，可1965年初中毕业，我连高中也没考上。后来我才知道，中考前，我们这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早就被打入了另册，成绩再好也是等于零。当时正值“四清”，整个江津地区没有考上学校的城镇青年都到山上办农场，后来，没有经费，农场撤办，农场的青年们又落户到农村。于是，我就从农场到农村插队落户。

梦境搅得我心绪不宁，整个白天觉得特别的悠长。太阳终于跌进了西边的山包，随着队长的“收工了”一声喊，我挑起粪桶，连洗也没洗，放在屋檐下，就往大队书记家跑。

一大早，大队书记刘叔就去了公社，参加上大学的推荐工作去了。

那个年头，要上大学，首先要经过推荐关。县上按正式录取名额扩大4倍下达到公社，公社再加倍下达到大队。

招工的热潮已经过去，要想离开农村只有走上大学这条路了。我们大队20多个来自重庆市、县城和区镇的知青，全部都眼巴巴地看着那个公社下达的推荐名额。大忙季节，大队革委会召集了各生产队的队长、贫协组长在大队办公室里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有不少的队长、贫协组长吃过知青，特别是吃过那些重庆来的“洋”知青的“福喜”（那点“福喜”，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无非就是几斤水果糖、几十斤粮票），都各自为着本生产队的知青呐喊。

公社集中推荐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大队书记刘叔才最后拍板，请了下放到生产队接受再教育的中学老师，出了几道初中的语文和数学题，让报名的知青考一考。这一招很灵，那些连ABC都不认识的知青退出了竞争。考试结果出来了，我遥遥领先。各生产队的队长、贫协组长对我印象都不错，认为我的表现是“两个哑巴睡一头，没得话说”。看来我们的书记和贫下中农还真有点政策水平。

到了刘叔家，天已打黑影了。刘婶正在烧火做饭，一问，刘叔还没回家。

农村的傍晚，一派繁忙的景象，刘叔家也不例外。刘婶端了一个矮竹椅放在屋门口，让我坐，就去忙着煮饭了。他们的孩子，有的割猪草，有的洗菜，各自干着自己的那份事。

我望着朦胧的夜色，望着夜色下那条通往公社的石板路，焦急地等待着书记的归来。

夏秋时节的傍晚，蚊子十分厉害，一群群地飞来，穷凶极恶地在我身上乱咬乱叮，身上立刻痒了起来。我张开双手，在身上乱抓一通，然而越抠越痒，越痒越抠。

天已经黑透了，刘叔还没回来。等待的时间是最难熬的，真可以说是度时如年。收获后的稻田，传来青蛙“哇——哇——哇”的鸣叫，叫得我更加心烦意乱，如猫抓一般。

我只好走到灶门前，帮刘婶烧火。刘婶是一个憨厚而善良的女人，她说我在队上舍得卖力气，又有文化，刘叔和大家对我的印象也很好。

我从刘婶的话里，似乎又觉得有了极大的希望，于是，谦虚地说：“还不是你们贫下中农教育的结果。”

我的话是真心的。我记得，在大队考试时，其中有一个问答题是：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我连考虑也没考虑就答道：“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学成后回来为贫下中农服务！”任考官的书记颔首微笑，其实，我回答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言，不是我的创新，是拾人牙慧。

院坝里的狗终于“汪汪”地叫起来，接着又传来刘叔的呵斥：“叫啥子，好没眼水！”

我站起来，迎着刘叔，望着他，想从他的脸上读出公社推荐的结果来。然而，屋里的煤油灯光如豆一般，光线很暗，看不清书记脸上的表情。

刘叔只“嗯”了一声，走到水缸旁，拿起木瓢，舀了半瓢冷水，“咕咚咕咚”地喝了，用手一抹嘴，在门口坐下。

“书记……”我诚惶诚恐地喊了一声。

刘叔点点头，拿起烟篼，慢条斯理地裹着叶子烟——这表明推荐的结果多是凶多吉少，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又叫了一声“书记”。

刘叔拿着卷好的叶子烟，叹息了一声：“你在公社被刷掉了。”

“为啥子？”书记的妻子抢先问道。

“癞子头的虱子，明摆着。”刘叔的话阴沉沉的，“就是他老汉的历史问题。”

“你没长嘴！”刘婶声音更大了，“说他的表现呀！”

“讲了，不少大队的书记还帮着我讲。”刘叔说，“你讲出了血泡子，人家只当流的是苋菜水。我们公社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有一个名额，而且是女的，早已圈定了一个重庆女知青，我们的推荐仅仅是聋子的耳朵——做摆设的。”

说完，刘叔就沉默下来，心事重重，吧嗒吧嗒地抽着叶子烟。火光忽闪忽闪的，映着他深沉的脸。

空气沉闷得压抑，乌云飘来，吞没了不多的几颗星星，青蛙叫得让人烦躁。

我头膨胀起来，上大学的梦想像一个肥皂泡瞬间就破灭了，我的一切表现都付之东流。

从当知青的那一天起，我就决心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再脏再累的活，就是农民不愿干的，我也争着干——跳下粪池舀粪，一站就是半天，腰酸背痛，脚上长满了肥疙瘩，痒得钻心，抠得红兮兮的，我也不在乎；冬天，稀落落的晚稻像癞毛还立在田里，谁也不愿去尝冬水刺骨的滋味，我首先跳下田，带动了社员；兴修水利，我抬起连耳石，压在单薄的肩上，两脚直打颤颤；晚上一收工，忍着饥饿，拖着疲乏的身子，到政治夜校给贫下中农上课，直到深夜，才慢慢做饭吃……

我的表现得到了贫下中农的认可，当上了记分员，当上了会计，被评选为先进知青代表……

“毛主席呀毛主席，你不是说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上的表现吗？”我站起来，摇晃着，要不是书记扶得快，我会倒在地上的。“书记……”我哽咽着，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

“你不要灰心，”刘叔在我的肩上拍了拍，“明年还有机会。”

我摇了摇头，推开刘叔，冲向漫无边际的黑夜。

雷声轰隆隆，在头上乱滚，闪电撕破了天空的黑暗，在雷声中，我听到了刘叔的呼叫、队长的呼叫、社员的呼叫。

雨下起来了，我在雨中无目的地乱奔乱跑……

我醒来，睡在床上，书记、队长、社员们围在我的床边，一张张关切的双眼注视着我。

一切都过去了，天也晴了，我终于战胜了自我，没做出出格的事来。

我想到了多灾多难的母亲，想到关心信赖我的社员们，想到我年轻的生命还没闪耀青春的光华。我想，即使我过了公社的推荐关，也不一定能通过县上领导的批准。果然，那一年的大学招生特别复杂，推荐到县上的要参加文化考试。后来，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全作废。总之，在那个年代，我的大学梦始终是不能圆的。

书记不食言，第二年又主动推荐我。我放弃了，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一个工人的后代，外号叫“猴子”的重庆知青在大队出线。有人想揭他的老底，让他走不成。我提出，走一个就少一个竞争，无论招工招生都不能互相残杀。全大队的知青认为我说得对。“猴子”一路顺风，竟上了大学。他走时来向我告别，感谢我的帮助，并祝愿我也能上大学。

“可能吗？”我摇了摇头。反正在农村也要活，虽然我自己宽自己的心，但明显少了一种热情，除了干农活，晚上再也不看书学习了，这被刘叔看到了眼里。

又一个赶场天到了，刘叔邀约我去赶场，并把我带到一个盲人的住处，说盲人是一位活神仙，算命灵得很。

“算命？”我望着刘叔意味深长地问道，书记也信这个？

“就把它当一种精神寄托吧！”因为刘叔这话，我才在盲人面前坐下来。

盲人什么也不问，在我脸上摸了摸，我似乎觉得他有些装模作样。“呀！”他叫了一声，我一惊，只听他说：“你屁股上有颗痣！”

这就神了，我和他素未谋面，他怎么知道我臀部上有颗痣？我有了兴致，听他继续说下去，说我以后是吃笔墨饭的。语气是那么肯定。

像溺水的人捞到了根救命的稻草，我眼前似乎出现了一道瑰丽而又灿烂的朝霞，从盲人那里回来后，我恢复了先前那种虎虎生气，白天干活再累，晚上也要看书写作。

果然，我终于还是圆了大学梦，那是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的事了。

梦终成真

1977年的那场高考，是我命运的转折点，所以我记忆犹新。

那年夏季的一天，和我一起在璧山县文化馆搞文学创作的另一个知青邓盛国告诉我，要恢复高考制度了。他是重庆知青，消息灵通，家里还给他带来一些数理化方面的书籍，他要我创作之余与他一同复习。

10年来，我拼命地往上大学的车上挤，一次次被赶下车，一次次地被碰得头破血流，终于，彻底心灰意懒，感觉这辈子看来是没上大学的指望了。

我心中燃起的希望的火花很快就淡了下去。我想起1973年那次高考：由于出了个“白卷英雄”，考试全作了废。这次即使进了考场，考出优异的成绩，到时候又冒出个“李铁生”，考试又作了废。与其让失望带来痛苦，还不如让希望消失在萌芽之中。

我是唯物主义者，有时，又不得不相信命运的安排。命中有得终须有，命中没有莫强求。我似乎没有上大学的命。

文化馆那时受文教局的领导，文教局的办公室主任代老师是一个南下干部，她来了解我们的创作情况，也关心我们的人生前途，鼓励我去报考大学，并开导我：时代在前进，1973年的那种高考闹剧绝不会重演。他还主动给我开来证明，证明我具有高中同等学力和有文学创作的专长。

我回到了乡下，教过我和没教过我的老师都来劝我大胆走进考场。老师的关心鼓励，犹如一把火在我心中熊熊燃烧起来，燃起我的信心，燃起我的希望。于是那段时间，我除了睡觉，时间全花在复习上。我有坚实的初中基础，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诸方面的知识捡起来也很容易，好在那时不考外语。还没等我把高中的数学补习完，高考的时间就到了。

那年，高考的时间是在冬天，天气是寒冷的，我和一个个的考生们心中却是热气腾腾的。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终于有资格参加高考了，既充满了激情，又有几分忐忑不安——我毕竟没上过高中。

第一门考的是语文。一接触到试卷，我心中的杂念几乎消失殆尽。语文我考得得心应手，默写的是毛主席的词《蝶恋花·答李叔一》。毛主席诗词我都能背诵默写；语法、修辞等知识我掌握得牢固，有文学特长的我，对于作文自然也不在话下。

语文考试的成功，增添了我的信心。中午回到家里，恰恰收到《四川日报》社编发的内部学习资料，上面有一个名词解释“科学社会主义”，属于下午政治考试的范围。果然，试卷上有这一题。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另外，社会发展简史的内容，我也很熟悉。做完所有的政治试题，时间绰绰有余，我反复检查了两遍，等考生差不多都交了卷，我才欣欣然走出考室。

考完后，很多考生总喜欢在公社的川主庙门口相互对答案，有个外号“三宝”的考生每门考试后都是灰溜溜地走到一边去，但政治考试一出来，他就挤在热议的考生中高谈阔论。当有人谈到试题中的党的“三大法宝”，他手一挥：“这还不简单！党的三大法宝就是地道战、地雷战、游击战，这几部电影哪个没看过！”他的话没说完，围在一起的考生们全都笑得合不拢嘴。稍有一点政治知识的人都了解，党的“三大法宝”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

真是好事多磨。第二天上午的数学考试，我牙痛得钻心。好歹做完初中试题，高中的试题只做了一道，再也做不下去了。中午只喝了几口水，就忍着疼痛参加下午的历史和地理考试。

待全部考完后，我在各科老师的帮助下，粗略地算了一下考分，在240分左右，平均才60分，看来是没有上大学的指望了。全国有500多万考生，有那么多“老三届”高中生，全国只收27万人。不过这次高考给了我信心和力量，再努一把力，力争1978年考上一所好的大学。

过了一段时间，公布了上档线，文科190分，理科170分，我当然榜上有名。和我一起考式的有一个官员的儿子，他读过高中，却连中专线也没上，要是推荐，在我们公社他是一个该上大学的人。他的母亲在我母亲面前阴阳怪气地说：“上了线还不算，要走得成才算。”我母亲却大有扬眉吐气之感，自豪地说：“要不是粉碎‘四人帮’，他连考场也进不了。我相信我儿子会上大学的！”

事实被母亲言中，我也真没想到，我初中毕业12年后还能参加高考，而且一下就圆了大学梦。之后我不断地发表作品，确实吃起了笔墨饭。

那场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大学毕业后，有了一份满意的工作，之后又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如果不是那次“算命”，我该又是怎样的命运呢？于是我回到乡下，找到刘叔，要去感谢那个盲人。

“你也信算命？”刘叔哈哈大笑，“其实这一切都是我做的过场！”

我向刘叔深深鞠了一躬，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命要自己来算。

其实，那年高考的恢复，完全可以看成改革开放的前奏曲。完全可以这样说，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了祖国和祖国人民的命运。

（王光正，男，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散文学会副秘书长，綦江区作协名誉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