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帐篷里的孩子

黑帐篷里的孩子

一

全世界游牧人分布在几大洲，由于各自的地理和文化特点，他们的住房也是形形色色。在青藏高原、西亚及北非地区的游牧人帐篷形状大体相似，是用牦牛毛、骆驼毛或山羊毛制成的帐篷。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的游牧人的帐篷则是羊毛制成的圆形白色毡房（在中国也叫蒙古包）。北亚、北欧和北美及北极圈一带的游牧驯鹿或狩猎民族和部分印第安人用的是树干搭成，再覆以桦树皮和兽皮等做成尖顶圆锥形帐篷。极地因纽特人在狩猎期间住雪屋，他们常住的是木屋和石屋。

古代游牧人曾在亚欧大草原的平坦草地上，用几十头牛拖拽着巨大的木轮车，车上载有一个巨大的帐幕。定居者们惊讶地看着这个在草原上缓缓移动的巨大的帐幕车，还有骑马挎刀的人和一群接一群的庞大畜群。他们认为那是游牧人移动的城市。

因为不同的文化，使得人们对事物的理解迥然不同。定居的人们认为帐篷只是撑在地上遮蔽风雨﹑日光并供临时居住的简陋棚子而已。但是游牧人则对帐篷充满了深沉的感情，那是壮丽的游牧生活中自由地游弋在高山大河间的家……

在价值观和审美观上，我们和贝都因人、突厥语诸民族、蒙古语诸民族、吐蕃特人，还有那些驯鹿人和极地的因纽特人是非常相似的，这种相似大多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

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祁连山一带的尧熬尔人，近几百年来居住的是牦牛毛制成的帐篷，尽管自20世纪下半叶后只有到夏季牧场才住帐篷。尧熬尔人在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时代住羊毛制的白色毡房，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切得知他们是哪个时代开始用黑帐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来到祁连山区后开始住起了黑帐篷。

尧熬尔人用牦牛的长毛搓成毛线，再织成粗毛单拼接缝织成帐篷。旧式的尧熬尔黑帐篷呈正方形，状似青蛙，青蛙是压邪气的象征。帐篷里有九个立柱，每三个立柱上有一个横梁，三个横梁代表日月星。二十个木橛子，除东南西北的八个木橛以外，帐篷后面的十二个木橛代表十二生肖。帐篷四个角的大木橛分别代表虎、狮、龙、凤凰四位大力神。这种黑帐篷一直用到了20世纪中叶，从那时起尧熬尔人开始改用吐蕃特式的黑帐篷。这种黑帐篷里仍有前后左右的各种讲究和十二生肖的象征，但比旧式的尧熬尔黑帐篷简易多了。这种黑帐篷仍呈正方形，帐脊中央高近两米，两边倾斜及地，以绳系于八个木杆上，绳头又拴于钉在地上的小木橛上。远望像一个倒扣在地上的中国木斗。帐篷出入口一般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帐篷中间是铁皮羊粪炉子，进帐篷后左为女席，右为男席。

在20世纪上半叶，尧熬尔牧人可能是游牧人中最为艰难困苦和孤独的，不仅不能和匈奴、突厥、回鹘、13世纪的蒙古等游牧者的盛世相比，就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的一百年里，和与他们相邻的较为安定温饱的牧人也无法相比。

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尧熬尔牧人在冬季全部改用砖房或土坯房，只有夏秋季节住自己的黑帐篷。进入21世纪后，大部分人开始在夏秋季节住各种新式帐篷或简易彩钢房子。

二

1963年春天我出生在夏日塔拉，那一年我出生的那座白毡房卖给生产队了，家里只剩一座黑帐篷。我阿妈说我出生后不久，我们家的帐篷就搬到祁连山主脉下的西嶂夏营地了。到了秋季和冬季，放牧羊群的牧人们都要搬到地势较低而暖和的冬窝子，而我们因为放牧牛群，所以秋冬季节还在高寒的西嶂牧场。秋冬时令一到，西嶂的草地立刻变得非常寒冷，加之那时候牧人的日用品极为稀缺，帐篷里睡觉的地方也没有多少毡子之类的东西可铺。

阿妈说她把我裏在羊毛毡的襁褓里，睡觉时把我放在自己身边。早晨，我的尿和毡片一起冻结在地上，她用斧子小心地砸开冰块才能取下粘在地上的毡襁褓，然后把我从襁褓里取出来抱在自己怀里捂一捂，一边再烧起牛粪火，烤烤火才能暖和过来。

不久我患了肺炎，阿妈抱着我骑着马到区上给我看病，陪伴阿妈的是小姑姑。她们俩骑着马离开了帐篷，在大雪中匆忙赶往区上。在祁连山阿米冈克尔峰下，在灌木丛和积雪中，她们俩走了整整一天。

夏天，我从帐篷里面爬到帐篷外面，又从帐篷外爬到帐篷里。我浑身沾满了高原草甸土黑色泥浆，黑油油的高原草甸土似乎渗进了我的皮肤。我皮肤的颜色可能源于高原草甸土的颜色。

阿妈叙述的许多事情我都没有印象，因为那时我还小。在我最早的记忆里，只有那座黑帐篷和阿妈。晚上阿妈搂着我睡觉，阿妈起床时我也醒来了。阿妈起来烧起了铁皮羊粪炉子里的火，羊粪炉子里的火“嘭”的一声，冒出一股青烟，炉子里的干羊粪和干牛粪烧起来了，热气和烟雾从帐篷的中心向四处迅速地扩散着。

铁皮羊粪炉子的炉门前面，有一个四壁嵌着石板的小土坑，用烧火棍从炉子里扒出的灰烬堆在那个小土坑里，扒出的灰多了就堆成一堆。我爬起来后习惯地坐在那个火坑旁边，把赤裸的双脚伸到灰烬中取暖，看着火炉门口闪烁的火苗发呆。阿妈一边慈爱地看着我一边干活，她刚用烧火棍从炉子里扒出的灰烬中还有燃烧的羊粪蛋，变成红色火球的羊粪蛋熄灭后冒着烟，渐渐变成黑色，最后变成灰白色。

帐篷被寒风吹得摇摇晃晃，帐篷的一角拍打着一只铝锅盖，发出“当当”的声音。外面传来乳牛呼唤小牛犊的急切声音。在淡蓝色的烟雾中，我有点瞌睡了。阿妈把一碗滚烫的奶茶放到我面前黄泥抹成的小炉台上，新鲜的酥油在碗里融化着，一只斑驳的旧盘子里放着掰成几块的烤饼。

太阳渐渐升起，天气暖和起来后，我走出帐篷。我把柴堆旁边散落的木屑拾起来送到帐篷里给阿妈。听阿妈夸我几句后，我再去帐篷外拾木屑。阿妈在烧火熬曲拉（一种奶酪），铁皮羊粪炉子上一大锅酸牛奶已经烧开了，锅里的酸牛奶已经开始凝结成一片一片的。从锅里溢出来的水滴落在炉子上，发出“嘶嘶”的声音。阿妈把我拿来的木屑碎片塞到炉子里，炉子里的火在熊熊燃烧，火舌从炉门里窜了出来。

有时天气阴冷，大人们去看护牛羊了。帐篷里只有我和身体残疾的小叔叔。我们看着火早已熄灭的炉子发呆。柴火和牛羊粪都不多，大人不让随便烧火取暖，因为如果柴火和牛羊粪烧完了，一家人连饭都吃不上。天晴后，需要有人专门去驮柴火扫羊粪拾牛粪。赶着牦牛去有树木的地方驮柴火，那是男人干的活；女人一般只在羊圈里扫干羊粪或在草地上拾干牛粪。

我们久久地看着铁皮羊粪炉子，在脑子里编织各种各样想象的故事和世界，用来打发漫长的时间。那个早已熏黑的歪歪扭扭的炉筒从帐篷天窗里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在风中不断摇晃着，发出“咣——咣——”的声音。一队大雁的声音在帐篷上空响起，很快又听不见了。

傍晚，从远处传来吆喝畜群的声音，大人们收拢了畜群后回到帐篷里，烧火熬茶，喝过茶要做饭，帐篷里开始暖和起来。

也许，就是因为在我幼年时日复一日地在帐篷里看着火苗发呆，天地间只有风吹那座孤零零的黑帐篷的声音，或是在寂静空旷的原野上、山涧沟壑和畜群边独自徘徊，养成了我常常喜欢沉醉在漫无边际的遐想中的习惯。

三

我给自己起汉语名字“拉火油”是在许多年前的一个春天。帐篷从冬窝子里搬出来，扎在一个小山谷口。天气渐渐暖和，山谷里开始长出青草芽了，让严酷的冬天冻怕了的我也兴奋起来了。有时我突然亢奋地嘴里呜呜呀呀地胡乱说着什么，阿妈在一边笑着看我。我只是希望夏天快快来，我日夜渴望的就是帐篷搬到夏营地后可以吃牦牛的初乳，还能吃到羊肉，可以去看草丛中那奇妙的鸟窝，鸟窝中的小雏鸟们听见声音就会一齐张开黄色的小嘴，可以在长满花草的地上奔跑，还可以爬上那座高高的悬崖瞭望远方……

那年春天，阿妈整天担忧说没有火油（煤油）了。火油是用来照明的，一般从区供销社凭“购货证”买得，装在瓶子或小塑料壶里挂在马鞍后带到家里。火油灯其实是一个玻璃瓶，一般用较小而扁的玻璃瓶，在铁制的瓶盖上钻一个小洞，用来穿棉花搓成的灯芯，瓶颈上拴一根细铁丝吊在帐篷杆子上。一家人晚上就借这个灯发出的光来吃饭和说话。睡觉的时候，最靠近灯的人一口气把灯吹灭，然后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马上沉入梦乡。翌日黎明，第一个起床的人擦火柴点灯，然后在铁皮羊粪炉子里放几块干牛粪，再倒入细碎的干羊粪，用火柴点燃一束芨芨草或灌木枯枝，引燃干牛粪，干牛粪引燃干羊粪，炉子里的火就烧起来了，烧了洗脸水，然后烧茶。

阿妈又在絮絮叨叨地说火油快完了，没有东西照明怎么办等等。那时我可能有七岁左右吧，阿妈说要送我去上学，我还要有个汉语名字。除了自己的母语外，那时我也学会了一些汉语。我说，你们不是没有火油吗，那就叫我“拉火油”吧，我长大了到区上用马车给家里拉火油。话音刚落，阿妈和婶婶就笑弯了腰，好多人从她们口里听说了后也笑成一片。自此以后，我有了一个汉语绰号“拉火油”。

好多年我为自己的名字而费神困惑，稀奇古怪的名字排了一串，好不容易才找到我满意的名字。

我先后有尧熬尔名“铁木儿套勒海”“黛燕”“奥兰”。还有吐蕃特语名字“才让当智”“车凌敦多布”，那是我奶奶起的。自从上了汉语学校后，学校的刘增林校长带点戏谑意味地给我起了汉语名字“郎英雄”，通晓汉文的姑父牛延年给我起了汉名“郎挥军”。汉语名字随着“文革”结束几年后我自己不用了。那时和我二姐去兰州上大学。我十五岁，双脚蹬着托兽医艾阳本从新疆伊犁买来的黑色高筒马靴，双腿上套着的也是他送我的黄色骑兵马裤，书包里装着一本油腻不堪的高尔基的小说《在人间》。我自命不凡，开始留长发，每天把马靴擦得贼亮。我的嘴里哼着《杜鹃之歌》《小路》，我开始把自己的尧熬尔名字“铁穆尔”“贴木儿”“铁木儿”写在笔记本或各种表格上。

最后还是以北方游牧人的方式，遵循尧熬尔（yogor或写作yovhur）游牧部落的习惯，把部族名（姓）、父名和自己的名字连起来用，写作Yogor Chamduugiin Tumur，就是尧熬尔·赛姆道·铁穆尔，后来简写为Y.C.铁穆尔。这就是我名字的由来，最终我算是恢复了自己真正的族名。

阿妈一直习惯叫我为“奥兰”，尧熬尔语中意为红色。

四

1981年春天我从夏日塔拉中学毕业，我到二姑艾英措家，在表哥长青的一个小书箱里找到三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我就背着这三本书回到了我们家春天的帐篷里。那年春季我们家的帐篷在石佛崖沟垴里。

我和大姐放牧着两群羊，大姐放一群，我放一群。每人背着一个黄色帆布书包，包里有烤饼和装在瓶子里的奶茶，有时还有阿妈给的几块水果糖。我还装着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我们俩把羊群赶到西嶂山梁上，沟沟坡坡长满了金色的哈日嘎纳花和雪白的火绒草，远远看见山脊大道西边沼泽地上那个灰蓝色的湖，黑土崖湖岸清晰可见，那里常有黄鸭等野鸟栖息。不远处一个面向南边的山坡上，有几座不高的山岩，山岩旁边是20世纪60年代马营公社绵羊改良配种站的羊圈遗址，只剩下残破不堪的几块黑土墙而已。大姐和阿妈说，那个站上曾有马营公社的七个姑娘，有一个夜晚这七个姑娘一起疯了，所以去那里要小心点，不要停留时间太长，那里的山神凶悍等等。

铺天盖地的阳光照耀着群山草地、畜群和牧人。羊群安静地吃草时，我就坐在草地上看书，有时放下书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发呆。青草丛中有一片一片的金黄色毛茛、高山紫莞，还有粉红色的柴云英、点地梅和无处不在的蒲公英，沼泽地里那粉红色和金黄色的马先蒿已经开始盛开。

春天的日子实在太长，我把自己包里的烤饼吃完了，还是觉得肚子饿，就把大姐包里的烤饼也吃完了。如何放牧和驱赶畜群等都是大姐指挥我，她早已经是继阿爸阿妈之后的资深牧民，她曾拿过我们北滩公社“五好社员”“三八红旗手”之类的好几个奖。不管哪里的牧民丢了牲畜找不到，只要我大姐见过，她就能说个基本可靠的线索。更叫人叹服的是，我们家的几百头牦牛和几百只羊，每一头牛每一只羊她都能认下。她认牲畜的特殊本领在全公社有名。

那年，我们搬往夏季牧场后，我放牧的那一群羊由生产队安排到别处了。这样，夏天我就和大姐轮流放牧一群羊，当然主要是大姐放牧。我常赶着羊群上到高山雪线那里，在那里可以看到雪山绿绒蒿和雪莲，让我惊叹的是绿绒蒿像蓝天一样蓝得要命的颜色，绿绒蒿和雪莲一样只生长在高海拔的雪山上。

晴朗的夏日里，放牧回来后我们常盘腿坐在黑帐篷旁边的草地上，淡淡的白云轻轻飘在蓝色的天幕上，绿色大地上铺满了金黄、粉红、蓝色、紫红和雪白的花草，轻轻吹来的微风和我的心情一样轻松。那时候牧人的生活是那么繁忙而又快乐，如果说我有点忧虑，那就是非常渴望去看看书本里写到的那些草原和民族，渴望自己写小说，而这些只有考上大学才能做到。如果说我和其他牧民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么就是有这么点想法而已。

有时寻找牲畜的牧人来了，我们喝着茶随意地聊天，说着牧场、牲畜、邻里的长短和收音机里听到的要“包产到户”新闻。

我仰面躺在草地上，头枕着金黄色的毛茛和柔软的青草，望着蓝蓝的天空和飞驰的白云胡思乱想，嘴里叼着一根金花色的毛茛，毛茛的茎干嚼起来有点苦。

毛茛是一种金黄色的小花，夏季总是铺满草地，在帐篷旁边、牛圈边和山冈原野上到处都是。草地上的孩子熟悉毛茛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指头一样。毛茛在草地上是一种稀松平常的花，没有多少人会注意。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永别了，古丽萨雷》中的“古丽萨雷”在突厥语中就是指这种毛茛科的小黄花。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种草地上的小黄花叫做毛茛，一般在文字中总是被写作“无名的小黄花”。

转眼间，黑灰色的雨云又从山那边飘来了，我们匆忙把晒在外面的曲拉拿进帐篷里，又跑去在干牛粪和羊粪堆上盖上塑料布和旧雨衣。雨已经下了起来，很快越下越大，帐篷开始漏雨了。我们赶紧拿着铁盆子和塑料盆子放在雨水漏下来的地方，以免雨水把装食物的口袋、衣服和被褥等浸湿。雨滴敲打着盆子，叮当声渐渐密集起来……

原载《山花》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