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挂在“太和堂”门口的信

悬挂在“太和堂”门口的信

7 月19 日下午，我们来到西固区塑料制品厂家属院一幢普通的居民楼中。86 岁的老红军赵俊茂和他的老伴亲切地接待了我们。赵老是一位不善言辞的慈祥长者，也是一位易动感情的老人，说起那些难忘的岁月，常常热泪盈眶。

老红军赵俊茂说：

我是甘肃陇南人。我的家乡，在陇南山区的上赵山村，父母亲都是老老实实的农民，家里很穷。当时甘肃军阀马步芳掌权，他的军队对待老百姓很凶恶，常常在打仗，祸害老百姓。我七八岁那年，军阀马步芳的军队和川军在我们那里打起仗来，还要抓壮丁。为了抓壮丁，他们把不少村子杀的鸡犬不留，我的父亲和二爸（二叔） 也被他们抓起来，给杀害了。我是家里唯一成活的男子，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夭折了。父亲死后，我就承担起供养母亲的责任，上山种地干活。

1936 年，红军来到了陇南的成县。这支队伍不打人，不骂人，不抢东西，对老百姓很亲热，还给大家讲革命道理，号召我们年轻人参加红军，跟上队伍闹革命。我心里很是喜欢，就对妈妈说：“我要当红军！”妈妈起初不同意，可是看我很坚决，也就没坚持，默默同意了。于是，我就在母亲忙着下地搬苞谷的时候，独自跟着从城门西走来的一支百十人的红军队伍离开了家乡。这一走就是17 年。17 年，每当我想起走的时候连个招呼也没给妈打，心里就难过，就愧疚。17 年，我都没有见过妈妈的面，也不知道她一个人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

我跟随的这支红军队伍是邓小平率领的部属。那时我年纪小，被编入新兵连。行军的那天是个下雨天，路上很不好走。但是要求我们必须连夜急行军，过了红川，经徽县，再到天水麦积山。由于年纪小，又是新兵，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哪里都模糊不清了。只记得有一次，大股敌人追到了南山，我们就上了北山和他们干。还有一次，我们被马鸿逵的队伍追了七天七夜，才到了宁夏的禹王城。禹王城，实际上是个小村庄。这时候已经到了天寒地冻的季节，又碰上下雪天。我们的红军，当时已经是有枪没子弹，吃没吃，穿没穿，战士们坐在地上睡觉，互相依靠着脊背来取暖。天明，我站起来，可是却走不动了。但是仍然挣扎着跟着部队往前走，到了张家山，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晕晕乎乎一头栽在了地上，还好被老乡救了。后来才知道，红军过了张家山，在山城堡打了胜仗，而我却掉队了。这时，我发现我的身上出了很多白疹子，生病了，只好在老百姓家住下来。然后，便沿途要饭去追赶队伍，可是寻找了很久还是没赶上，只好在附近村庄留下来等待。

第二年，红军又经过这里，我才又跟上队伍来到陕甘宁边区的环县。到了这里，我被编入保安大队，留在了大队长身边，当了警卫员。我们保安大队打过土匪，在延安开展边区大生产，开荒种地，但是没有上前线打日本。前方战斗很激烈，我向组织上要求上前线杀鬼子。首长说：“年轻人要求上前线，杀鬼子，是好样的。但是后方也很需要你们，前方后方都是干革命，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因此，我没有参加过大的战斗，也没有负过伤，挂过花。比起其他的红军战友，我没有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是非常幸运的。

1953 年，抗美援朝结束，我已经32 岁了。想起离家多年，此时此刻特别想家，可是一连给家里发了三封信，都没有回音。由于心里不安，就要求组织上批准我回家探亲，组织上同意了。

我15 岁离家，32 岁得回，越走近家门，心里越不是滋味，脚步就越走越慢了。给我背行李的老乡，发现我有心事，就问我去哪一家？我告诉了他。他直愣愣地看着我，停住脚，不走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这时候怦怦乱跳，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他这才告诉我说，那个村庄有两个婆婆，她们多年住在一起，前些天死了一个，一个现在还活着。我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我知道是我的母亲死了。她等我等了一辈子，只要再等上21 天，她就能看到她的儿子，可是到死，她还是没有等到活着的我，没等到她活着的儿子，这实在是太悲惨，太凄哀了。

想到这里，我一下子坐到山坡上放声大哭。哭完，我从老乡手里拿过行李，转身就要回部队去。我朝思暮想的母亲死了，没有人再想着我，盼着我，念着我，我还回去干什么，干什么！那个老乡紧紧地拉住我，再三地劝说：“你走了那么多年，走了那么远的路，今天才回到家乡来，都走到这里了，还不到村里看一看，又怎么知道你的妈妈到底是死还是活呢？”

听了他的话，我怀着悲伤的心情走进村子，抬手推开了那扇破破烂烂的家门。只见一位满头白发的瘦老太婆蜷曲在小院里，听见有人走进来，慢慢地抬起头朝我看，我也朝她看。她，不是我的妈妈，而是和我妈妈一样孤寡一生的姑母。我抱着可怜的姑母哭了，伤心痛哭，姑母也哭了，悲恸地哀号。

这时候，村里的人们都来了。我这才知道，1953 年，我在抗美援朝胜利以后寄来的那三封信，很长时间都被悬挂在“太和堂”中药铺的门口，没有人敢拆开来看。因为大家都认为这个收信人的儿子——我，很早很早就已经被敌人打死了。据说，有人还看见我死的时候，穿着红军的草鞋，血淋淋地倒在山沟里，灰头土脸的。

可是，我母亲始终不相信。待到听说写有她名字收的三封信，久久没人取，就恳请家族里的大伯和姑父，一起去“太和堂”药铺，把那封存放了很久的三封信取出来，拆开，给她念。大伯一字一句地把信念了，没等念完，我母亲就悲痛地号啕大哭，边哭边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我儿子，他没死，还好好地活着，活着！我要等我的儿子回来看我，我还不能死啊……”

就差21 天，就差三七二十一天，我病重的母亲终于没有等到活着的我，她撒手而去，永远，永远的。

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故乡的人关心我，疼爱我，33 岁那年，家乡的父老乡亲给我在老家寻了个媳妇，就是我现在的老伴。我们生育有6 个子女，现在都已长大成人。托毛主席的福，我现在是儿孙满堂，家庭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