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的红军，陕北的兵运

陕北的红军，陕北的兵运

雷鸣同志家在小西湖一带。他清瘦挺拔，气质文雅，面相和善，形体容貌很有几分像刘少奇。雷鸣同志是地地道道的陕北人，故乡在陕北安定县（即现在的子长县），是延安保育学校培养长大的“红孩子”，新中国成立后才被父母接到他们开始稳定工作的甘肃。雷鸣同志1963 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学本科，是高级农艺师，曾任中国农科院兰州畜牧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分会会长。在职期间，曾多次获得国家部委、省、地级的科技成果奖，他为治理甘肃干旱环境，改变生态状况培植的“飞播牧草”，曾荣获国家农业部、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颁发的专项科技奖。

眼前这位昔日的延安“红孩子”，而今白发染鬓，年过古稀。

我们说起延安，说起延安的“红孩子”，他谦虚地说，其实在延安为中国革命贡献最大的是我们的父辈，我们能在延安保育学校学习生活，是很幸运的，也是很幸福的。

提起父亲，雷鸣同志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雷鸣同志说：

我的父亲雷恩均，是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谢子长、刘志丹的战友。谢子长和我父亲都是陕北安定县人，谢子长生于1897年，我父亲生于1905 年，比我父亲大8 岁。刘志丹是陕北保安县人，生于1903 年，他们各自先在自己的家乡领导穷人闹革命，后来两人走到一起南征北战。在他们的领导下，伴随着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火，红色革命根据地也在逐渐扩大，不久就红遍整个陕北和陕甘宁等西北地区，后来两位领导人也带着革命队伍汇聚在陕甘宁根据地。这两位原本家境殷实的陕北革命领导人，为了穷人翻身得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比起他们来，我父亲是革命的幸存者，为此他无论担任什么工作都是勤勤恳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老人家常常教育我们，要忠诚党的事业，要坚持真理，要刚正无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我的父亲雷恩均，家庭贫寒，兄弟众多，因为家里缺吃少穿，生下不久就被送给一户姓雷的人家当儿子。小小的他，就干起了上山砍柴、放羊、种地的活计。

1920 年，他在安定完小结识了给他们上课的进步教师谢子长，接受了“要以天下为己任”的新思想，成为进步学生骨干。他在谢子长的领导下参加了学运，罢免了校长。可是不久，被他们罢免的校长又进到县里当了官。这时谢子长意识到，要想跟统治剥削阶级彻底作斗争，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靠枪杆子说话，光靠贴标语，喊口号，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学运之后，我父亲雷恩均停学回家，谢子长毅然投笔从戎。

1924 年，谢子长回到家乡办民团，任团总，一大批青年参加了他的民团。谢子长亲自当教员，并让我父亲在民团里学军事，想方设法搞武装，宣传革命。这时，有个叫李象九的共产党员来到民团，要人马，建武装。谢子长就忍痛割爱，把我父亲雷恩均和十几名学生骨干拨到李象九的补充排去了。

1925 年，李象九介绍我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革命生涯。

谢子长听说当地的杨庚五是个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有支400 多人的队伍，谢子长就让我父亲和阎红彦一起去做杨庚五的工作。杨庚五没有答应，但他手下的一个营长周维祺却答应了，拉出来一部分队伍跟我父亲和阎红彦走了。

他们带着这支队伍来到谢子长、刘志丹所在的三道川（今属甘肃庆阳）。恰巧，这里还有支刚从宁夏土匪中收编的队伍，领头的是老土匪张廷芝父子俩。谢子长就想把这两支队伍团结起来，一起跟我们闹革命。不料，两股土匪各有各的打算。宁夏土匪张廷芝人多势众，父子俩见周维祺喜欢享乐，就用快马、金钱、美女拉拢他，还把自己的妹妹也许给了他。周维祺动摇了，于是带着自己的队伍跟着张廷芝的人到宁夏去了。结果，我们革命队伍辛辛苦苦所做的策反工作，反倒给土匪服务了。张廷芝回到宁夏，不改土匪性情，根本不讲信义，紧接着就掉转枪口，回过头来用他的骑兵攻打谢子长。好在谢子长巧妙脱险，我父亲又回到安定，活动在安定和清涧地区，重新组织革命武装力量。

之后，我父亲前往山西汾阳和晋南一带发展革命力量。在那里拉起了一支小队伍，统共五六条枪，因为当时跟地下党联系不上，只好在外打游击。此时正赶上雨季，在外打游击食宿极不方便，只能打完游击再把枪藏起来。谁知，还是被山西地方的一个人发现了，报告给了掌权的。掌权的反动派抄走了游击队藏的枪，还把那个告发的老百姓给杀了，这支武装也随之夭折了。

于是，我父亲就留在了晋西，搞晋西游击队。当时这里有个镖局，镖局有百十来人，还有武装。谢子长先后两次专程来到晋西，要我父亲去做镖局的工作。我父亲通过地下党做通了镖局头目的工作，这时却得了个至今也没搞明白的“出水病”，“出水病”头痛身乏，痛起来大汗淋漓，不能工作。组织上只好决定让我父亲养病，改由师储杰同志带着这支武装到陕西去见党的省委书记，随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支队”。

1926 年，作为学生连连长的李象九率领我父亲的一排，剿灭了祸害宜川老百姓的地主刘海清和他的武装“红枪会”。号称刀枪不入的“红枪会”成员上百，分成四路纵队，个个袒胸露怀，手持刀枪，赤膊上阵，口中念念有词。他们叨念着咒语，一齐向我们的队伍扑上来。伴随着扑在阵前一个小头目在清脆枪声下的倒地身亡，那些原以为自己刀枪不入的“红枪会”队员，立即阵脚大乱，个个心惊胆战。我父亲率队连忙向他们喊话，让他们不要上地主刘海清的当，只要他们交出刘海清，交出“红枪会”的武器，保证不伤害他们，马上放他们回家。他们这才渐渐安定下来，开始自寻出路。当天半夜时分，“红枪会”的人带着他们用大刀长矛戳死的刘海清和全部武器来到了我们的学生连。李象九和我父亲按照承诺，收下武器，解散了“红枪会”，对“红枪会”的人不杀不打，不关不押，全部放回了家。

他们的这个举动，受到老百姓的一致称赞和颂扬。

1927 年，蒋介石发动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陕北高原上的反动军阀井岳秀也遥相呼应，凶恶地向他认为早就被谢子长、李象九这些共产党人“赤化”了的十一旅旅长石谦举起了反革命屠刀，接着即将动手以整编、调防的名义，企图消灭谢子长、李象九掌握的中共武装。为了挽救革命力量，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利用官兵对杀害石谦的怨愤，将“为石谦旅长报仇”作为发动兵暴的口号，举行士兵暴动，这就是陕北历史上的“清涧兵暴”。我父亲勇敢地跟随谢子长、李象九参加了党领导的陕北“清涧兵暴”。但是，敌强我弱，在数次激战中仅突围出二三百人，“清涧兵暴”失败了。

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陕北要走井冈山之路，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清涧、安定创建革命根据地。很快，这一带成立了以唐澍任正指挥、谢子长任副指挥、阎揆任参谋长的“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第一次在西北地区打出了红旗，紧跟着在西庄镇举行了二次起义，这次小规模的起义成功了。

我父亲在谢子长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长期奔波于晋、陕、甘、宁省区，开展兵运，积极发展党的武装。当时开展兵运，发展党的武装，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改造和争取各种各样的武装力量，将他们教育和纳入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使之最终成为革命的队伍。这就需要深入其中，做他们的工作。但是，这些各自为战的杂牌武装，自由散漫，占地为王，要想让他们归顺于他人，工作并不好做。而我父亲，就是执行这项艰苦工作的人选之一。

清涧起义部队在宜川会师后，我父亲奉命深入土匪出身的五连雷进财连长手下担任排长。雷进财根本不想彻底革命，突围之后，他在向韩城方向转移的途中，急急忙忙地召集班排长开会，提出要率部去投靠延安的军阀高双成。我父亲立即将这一突然变化，及时地通过旅部的共产党干部阎红彦、白锡林，报告给了陕甘根据地领导人谢子长、李象九。当晚，谢子长便奉旅部命令来到五连，当众宣布了雷进财的罪恶行径，当场击毙了企图率部反叛的雷进财。

但是，五连有30 多个土匪都是雷进财带出来的亲友和老乡，他们恨死了我父亲。于是私下串联，准备第二天晚上宿营的时候伺机杀死我父亲，然后叛逃。正在密谋的时候，想不到被我们的一个小战士无意间听到了，马上报告了他的两个班长。两个班长亲自把我父亲保护起来，然后偷偷地把他们枪里的子弹全部卸掉，又放回原处。当他们行动的时候，才发现枪里没有子弹，放的全是空枪，因此杀害我父亲的阴谋没有得逞，挫败了他们的谋杀计划。事后，新任连长请示了旅部，当天就没收了他们的枪械，并把他们全部驱逐出部队。

另外，还有一支绿林武装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这支武装大多是穷苦农民，素质比较好，工作也好做。当时，党对这样一些武装的政策只有三条：一是服从领导，二是不抢穷人，三是不强奸妇女。接受了三条，就成为革命武装，编入我们的队伍。这支绿林武装，完全接受了我们的条件，转变成为陕北游击支队。接着又成立了执法队，由我父亲雷恩均担任执法队的队长，以监督他们的行动。后来，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进步很快，纪律性强，作战能力好，还打了胜仗，于是正式发展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支队”。随后队伍转战南北，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迅速发展到300 多人。奉特委指示，他们又向子午岭转移，去跟陕北刘志丹的队伍会合。此刻，晋西游击支队也转移来到陇东的南梁，跟刘志丹闹革命。大家在林锦庙会合了。这时，陕西省委也赶到了南梁，指挥这支来之不易的革命队伍。

可是，冬天到了。西北的冬天风寒地冻，为了改变部队的给养情况，队伍拉到了庆阳的新堡子，谢子长和刘志丹两位领导人商议之后，提出了“借水养鱼，济急军需”的战略决策，即顺水推舟地同意收编在陇军军阀陈珪璋的手下，驻扎在新堡子。

陈珪璋实现了自己扩充实力的愿望，很是高兴，马上给部队调拨了军费和服装，提供各种武装军需，并将陕北游击支队和刘志丹的队伍合编为“陈珪璋陇东十三师警备司令部暂编骑兵第二旅”，由谢子长担任旅长，刘志丹担任副旅长兼参谋长。

为了联合各部力量，加强自己队伍的凝聚力，谢子长和刘志丹提议，利用庆祝收编大会餐的有利时机，举行十八兄弟拜把子香堂大会。参加十八兄弟拜把子香堂大会换帖子的有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我父亲雷恩均、李象九、白锡林等十八人。

谢子长和刘志丹对我父亲很信任，谢子长夸奖我父亲，说：“人老实，话不多。打仗能沉住气，很勇敢，不怕死。军事上能行，啥事交给他办，很放心。”

刘志丹亲笔书写了“金兰谱”，内容为：“我弟兄情投意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如有中途背盟离叛等情，天诛地灭。”十八弟兄按照年龄长幼依次在“金兰谱”上签了名。

收编以后，部队立即转入冬训。陕北红军的首长们，利用冬训对部队开展为谁当兵打仗的教育，以及遵守革命纪律，服从命令听指挥，完全按照红军的要求对部队进行整训，并迅速组建成为正式的红军，开赴正宁、旬邑、淳化、耀县等地开展游击活动。

1932 年农历正月初六，也就是阳历2 月21 日，举行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誓师大会，会上中共旬邑县委负责人将一面写有“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授予了总指挥谢子长。从此，陕甘地区的武装革命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刘志丹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接连取得了旬邑、耀县、长武、彬县的斗争胜利，歼灭了反动武装千余，并在正宁县寺村塬成立了苏维埃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开辟了西北地区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1935 年11 月，中共中央决定党中央、中央军委落脚陕北瓦窑堡。8 日，中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原西北根据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入中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成立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周恩来兼任后方办事处主任，刘志丹为副主任，我父亲雷恩均受命担任办事处四科科长。月底，成立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我父亲雷恩均先后担任第四局（管理局） 队列科科长、局长。从这时起，我父亲就在中国共产党领袖毛主席、周总理的身边工作、生活，连续三年，有幸直接聆听领袖的教诲，目睹伟人的风采，终生受益匪浅。

1937 年，成立于瓦窑堡的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随同党中央迁到延安。1 月19 日，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经组织决定，选派我父亲雷恩均作为抗大第一期学员前往参加学习。毛主席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父亲雷恩均抗大毕业后，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上分派他到新城县担任保安大队的大队长。职务一下子从省部级落到副县团级，我父亲没有任何怨言，依旧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

1942 年，我父亲奉命回到延安。他积极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还被大家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受到上级的表彰。

日寇投降后，他奉命管理陕甘宁边区的军工工作。

1947 年，蒋介石派胡宗南率兵23 万，进攻陕甘宁边区。组织上决定雷恩均立即将边区工人整编成工人游击大队，由他担任大队长，转移物资设备，之后转战安定、横山一带，迎战敌人。直到第二年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我父亲雷恩均才又回到延安，在边区工业局报到，工人、战士们也回到各自的工厂和岗位。

1949 年，全国解放，百业待兴。次年，我父亲雷恩均由政务院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为宁夏工业厅厅长兼劳动局局长。1954 年，中央决定将宁夏与甘肃合并成为甘肃省，我父亲当选为中共甘肃省第一届省委委员，后又两次连任。

此后，我父亲一直在甘肃工作生活。根据党的需要，虽然岗位变换多次，上上下下，风风雨雨走过不少岁月，但他老人家那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的心，始终如一。

我父亲1985 年去世，享年80 岁。留给我们的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是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也是留给我们后代的宝贵财富。我们有义务把老一辈的革命精神一代代地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