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熔炉里长大的我们

革命熔炉里长大的我们

肖铁同志黝黑、强壮，虽然年过七十，仍然目光灼灼，英气勃勃，眉宇间闪烁着锐利的锋芒，周身散发着调皮、好动的大男孩特性。他是延安保育学校培养教育出来的“红孩子”，退休前担任兰州石油学校校长，之前曾在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他快人快语，说话风趣，直入主题，丝毫不转弯抹角搞“弯弯绕”。“瞧，咱这一脸黑金，抹多少雪花膏也白不了，从小到老，黑了一辈子，只好就这么一直黑下去了。”他见我微微发笑，索性一下子就扯到延安保小去了。

肖铁同志说：

我这黑，在延安保小还有故事哩。我们是半军事化学校，对学生的仪表仪容要求很高，对个人的卫生抓得很紧。记得我刚到学校不久，校长在会上问我们班的卫生委员：“你们班有谁洗脸不洗脖子的？”卫生委员不假思索，随口就答：“肖铁。”

第二天，我们排队经过校部门口，校长走下台阶，来到我面前，拉起衣领看了看，嘴里啧啧有声地说：“洗脸不洗脖子，留个黑脖子，这怎么行？”其实，昨天我就狠狠地搓了洗了，可是还是黑，校长都批评了，怎不羞个大红脸呢！

后来大家洗澡的时候，马老师亲自过来给我洗脖子。他拿肥皂在我的脖子上擦来擦去，又抠又搓，反反复复地弄来弄去。我只好强忍着疼痛，任凭马老师摆弄，一心只想脖子变白。马老师给我搓洗了半天，终于停下手来，他亲切地拍了我一巴掌，笑着说：“干净了，怎么洗也洗不白，我们的肖铁就是个黑人黑脖子！”一句话，逗得我们这群光屁股洗澡的娃娃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我的黑人黑脖子，从此更是名声在外了。

延安保育学校，全称是“陕甘宁边区保育小学”，大家习惯叫作“保小”。

1935 年11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徐特立任教育部长，亲自创立和发展了延安的革命教育。

在陕北苏区教育发展演变的这个特定历史阶段，作为教育部长的徐特立老人对边区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亲自为我们设计了缀有红五星的黑色八角帽，每人佩有二尺多长的红布领带，一米多长的“等身棍”，上面划上红蓝相间的环形线条，作为少先队员的武装标志。同时，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增添了新思想，新知识，教育大家锻炼身体，讲究卫生，讲究科学，不要迷信神汉、巫婆，有病找医生看，号召我们积极汲取新知识，树立新风尚。

1936 年5 月，根据地已创立并发展了包括各地列宁小学在内的430 所小学，其中，瓦窑堡列宁小学直属陕北教育部，敞开接收烈军属子女和革命干部子弟，同时将列宁小学改称为延安保育小学和保育院。延安保育小学接收的是年龄在6 至12 岁左右的孩子，保育院接收的是6 岁以下的儿童，超出保育年龄的孩子可以进入延安的保育小学，小学毕业的学生可以升入延安中学、延安鲁迅师范等学校，这是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1937 年3 月，胡宗南重兵进攻延安。延安的保育小学奉命疏散，为了行动方便，延安一保、二保两座小学合并为一，校长刘志南、教导主任黄克、总务主任梁家业、医务所长罗冬祥。校领导和老师们带着我们大大小小百十来个学生，冒着敌人的炮火，身背行李徒步穿山走峡，钻山沟，然后东渡黄河，落脚在山西临县碛口镇的刘家岭村，学校也随之更名为“边区保小”。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几季，直到次年秋天延安光复，我们的陕甘宁边区小学才从刘家岭重新回到延安。几十年过去了，延安保小的那些如火如荼的生活依然历历在目，学校里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老师和同学，常常活灵活现，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依然历历在目，回味无穷。

来到刘家岭，首先要解决的是生活问题。

刘家岭坐落在一个山地高坡上，地势高，水源缺，全村三四十户人家只有一个小泉眼，还在村外山下的一个大陡坡下，平时自己吃水都不宽裕，一下子添了百十多口人，那原本比油还贵气的水就更加金贵了。但是，老百姓知道我们是革命军人的子弟，没有嫌弃我们，不但让我们安心住下来，还匀出水来和我们一起吃。为了减轻老百姓的吃水负担，下雨时，我们全体出动到老乡家里去，把所有能盛水的家什都拿来接水，存入他们的水窖。下雪时，我们帮助老乡扫雪，同样倒入水窖，以补充水量的不足。平时，我们自觉节约用水。灶上的吃饭用水，由总务处专门抽出两三个人轮流来担，同学们洗脸、刷牙、洗衣服的水，由各班自己去山泉边打，劲大的一个人挑水，年小个小的两个人抬水，不给老乡添麻烦。

晋西北的冬天，气温下降得很厉害，一般都在零下20 多度。学校转移时要求轻装上阵，穿的盖的铺的都舍在了延安，晋西北没有任何过冬御寒之物。根据这个情况，上级给我们调拨了一些棉布和棉花，学校想方设法为我们请来两位裁缝，打算请他们为我们做冬装。可是，大大小小几百套棉衣棉裤，光靠这两个裁缝是不能在短时间完成的。只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办法是由裁缝统一按大、中、小号剪裁，然后把里子和面子扎合在一起，余下的工序由师生们自己完成。我们纺棉花、捻棉线、絮棉花、缝棉衣、上领子、锁扣眼、绗线、钉扣，直到成为能够上身的棉衣棉裤。这些活我们从来没干过，特别是我们这些笨手笨脚的男孩子，洋相可出了不少。开始干的时候，棉线捻得不是成了疙瘩，就是捻断了，不成线，勉强捻成条，也像长虫吞了活麻雀，一段粗一段细的。絮棉花絮得厚薄不均，绗线针脚大小不匀，有的还扎破了手。同学们费了很大劲，累得满头大汗，缝出来的东西还是不合格。但是大家上进心都很强，谁也不向困难低头，于是就互帮互学，做得好的手把手地教，做得不好的一遍遍地虚心学，直到掌握要领，验收合格。那年冬天，同学们穿着自己动手做出来的新棉衣，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不论男女都学会了拆洗和缝制棉衣和使用针线了。

我们还学会了捻毛线、织毛袜子。记得我们班的王宝林同学最认真了，白天，他和大家一样干活，晚上在宿舍手也不闲着。他两腿往炕上一盘，就着小油灯，一边听大家扯闲话，说故事，一边用他那双生了冻疮的手给大家织毛袜子，因为他看到一些同学的手脚也生冻疮了，不能再冻下去。还有个叫刘树等的女生，手里从来不断活，不是给大家织手套，就是织袜子，捻毛线。他俩都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表扬，是大家学习的榜样。为了让毛袜耐穿，保小的阿姨们还打袼褙做袜底，教大家纳袜底，然后给毛袜子上袜底。这时，边区妇女为子弟兵缝制的千层底“军鞋”也来了，我们每人一双，套在毛袜子上，从身上暖到心里，我脚上的冻疮也渐渐好了。

漫长的冬天，需要取暖。房子里冷哇哇得睡不着觉，还会生病。为了解决取暖问题，我们拿起头，背上绳子，上山砍柴、割草。砍来的柴在院子里晾干，割来的草，碎的烧炕，长的编门帘、草褥子。挡风的门帘，草煨的热炕，带着草香的干草褥子，钻进被窝躺在热炕上，美美地睡上一觉，直到大天亮，可舒服可精神了。

砍来的荆条也有用，我们把它们捆扎成条把、扫帚，真是一举几得，好处不少。

王宝林同学，山西宁武人，是个特别勤劳憨厚的人。他生得结实高大，比同龄的孩子沉稳有力，显得人挺大。他的父亲常年在外搞革命，他一直在家吃苦下力，十三四岁才被父亲带到延安来上学，他父亲把他送到延安就又走了。王宝林吃苦耐劳，砍柴也走在人前头。我们的柴背回来，每次都要过秤，还把斤数公布在黑板报上。大家的柴一般都在三四十斤左右，高的也有六七十斤的。可是，王宝林的柴，一称竟超过百斤。感动得老师们激情万丈，立即动手编写了个《打柴英雄》的小戏，让同学们认真排练，要在新年晚会上演出。老师把我们的经历活生生地搬上舞台，兵演兵，看起来特别有意思。王宝林坐在台下，望着扮演他的小同学，仍然是一脸憨厚，他不好意思地垂下眼帘，低着头憨憨地笑着。

当时，我们学校的教学内容，特别侧重实用。低年级国文（语文） 主要是学习写收据、写借条、立典卖契约、开路条、撰写对联、写祭文以及农村婚丧嫁娶需要的礼仪、文书等方面的知识和应用。算术（数学） 主要是珠算、汉码、礼账、各种买卖流水账、老百姓常用的加减乘除、应用算学。体育则是刺杀、射击、巡逻、盘查、警戒、放哨和游戏。此外，还有音乐、美术、写字、唱歌、故事课。二年级以上都有作文、周记，课本是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的统编教材。高年级的课程就多了，内容也深了，历史、地理、自然、还有公民课等等。

“保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黑板报——“小战士”。“小战士”是我们学生自办的，同学们自己写稿，选稿，每周换一次，内容丰富多彩，是个很好的宣传园地，学校非常重视。班主任和美术老师负责指导我们的编排和写作，他们亲自画报头，写标题，有时还誊写文章。但多数情况是指导同学们自己来誊写和编排。土改时上面登的一首歌谣，我至今还记得几句：“天晴了，雨停了，地主变成狗熊了……”

黑板报大部分刊登的是反映同学们学习、生活、劳动、纪律的点点滴滴，有表扬，也有批评。写稿的多数是各班民主推选出来的通讯员，普通同学也可以写。我就写过一篇表扬我们班的大哥哥、生产委员刘崇厚的稿件，题目是“向刘崇厚同学看齐”。美术老师张文英用红粉笔写标题，仿宋体抄正文，非常醒目。因为我积极给“小战士”投稿，学校还给我颁发了个二等奖——10张白亮的麻纸，那时白麻纸可稀罕、可珍贵了。后来我们班徐冲的爸爸牺牲了，他满怀深情写的《我要为爸爸报仇》，在老师的修改下刊登在了《群众日报》上。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首都师大的教授，发表了许多文章，基础就是在延安保小打下的。

老师们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即便是在紧张转移的行军路途中，也是见缝插针，千方百计地引导我们学习。比如给学生背的背包上夹上写有生字、生词的字条，让同学们边走路边认字、记词，还互相教习和问答。如果住宿在老乡家，老师就用老乡的农具、家具教学，从认识工具到与工具相互关联的各种知识，既丰富多彩，又直观形象，往往印象非常深刻。师生们还随时随地教老乡念书，识字，唱革命歌曲，对老乡进行宣传教育，壮大他们胜利的信心。

我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以革命军人要求自己，不论走到哪里，都特别注意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记得我们刚到刘家岭的时候，正是红枣成熟的季节。在这个历来盛产红枣的地方，漫山遍野都是挂满红枣的枣树，而且这里的红枣个大核小，肉厚绵甜，非常好吃。老乡们家家户户的垴畔上、崖畔上的枣树上无不缀满红枣。走路时脚一掂，手一伸就可以摘下一大串。可是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一个伸手去摘的。有时候，同学们看到被风吹落到院内或地上的枣儿，就捡起来兜在衣服里送到老乡家里去，感动地老乡连连夸奖，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兵娃娃，树上的几个枣掉下来捡起来也不吃，还给我们送过来。”

第二年春天，战争中的陕北边区遭遇了旱灾，老百姓家里以前的粮食又被敌人抢走了，三四月份到处青黄不接，老百姓缺吃少喝，日子过得特别艰难。学校召开了大会，动员大家支援灾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医务所所长，首先带头捐献，他把照顾小孩的奶费换来的几十斤小米全都捐献给了灾区，黄老师把早先在米脂教书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几块银元也拿出来捐了，还有的老师把自己的衣服鞋袜都捐出去了。由于师生们热情特高，为了防止过度捐献，影响师生们的生活，学校不得不采取自报、公议、领导审批的办法，以保证师生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

一位教育家说过，教师对学生的爱，是教育的基础，没有对学生的爱，就失去了教育学生的根本手段。延安保小让我们终生难忘的，就是老师对学生的那种无私的爱。保育学校有不少烈士的子女，也有不少父母搞地下工作，牺牲在敌人的监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的孩子。老师和阿姨，对这些孩子无微不至，完全像对待自己的子女，关怀备至。我们在学校，也享受着父母般的温暖。有几位老师，印象特别深刻。

姚钧老师，河南孟津人，1940 年参加革命，1946 年入党。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他身体单薄，性情温和，貌不惊人，语言不多，待人公正，可是样样事情都难不住他，威信很高。姚老师很聪明，在由刘家岭往延安回转的时候，大家对转移大批图书正发愁呢，姚老师来了。他让我们先把同学们借出去的书全都收回来，再和图书馆的书一起登记造册，然后每个人都借1—2 本带回延安，巧妙地将图书化整为零，很轻易地就解决了这个难题。1949 年后，他历任西北保小教导主任、副校长，后调任甘肃教育厅任党组成员兼民教科科长、兰州女子师范党支书记，1982 年病逝在兰州东郊学校的工作岗位上。

恵怀国老师是个很会关心学生的老师。我当生活委员的时候，经常要检查同学们睡觉的情况。有些调皮蛋就喜欢熄灯后捣乱，你说别说话了，他也说别说话了，说一句学一句。你声音大，他也声音大，你急他也装着急，弄得大家哈哈笑。我管不住他们，第二天就给恵老师汇报了。恵老师笑眯眯地望着我说，别着急，我给他们班主任说一说。但是他并没有向他们班主任说，而是在校园里随便问了他们几句，温和地告诉他们晚上要好好睡觉，熄灯后讲话不好。后来，情况竟改变了。我感冒以后，他亲切地抚摸着我的头，轻声地安慰我，还吩咐食堂为我做病号饭，好像父母一样，好感动啊。

赵奋生老师是聆听过徐特立老人教诲的知识分子，戴副眼镜，整天忙忙碌碌得闲不住。在来回转移的路上，他关心爱护同学，还不停地编歌唱曲，吹唢呐，吹笛子，甚至还放开嗓子唱了一段《血泪仇》，目的就是鼓舞士气，让同学们乐观向上，不畏困难。他才气横溢，非常活跃，吹拉弹唱，各种乐器行当都拿得起，放得下。他还很擅长编剧、导演，他编写的歌剧《延安永远是人民的》，演员都是我们保小的同学，演出的时候，同学们和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地都挤着看，很受欢迎。

1949 年中秋，赵老师提议我们班演出个活报剧，剧本是整版刊登在《群众日报》上的时事快板滑稽戏。我来演杜鲁门，王谦和演戴高乐，霍德智演蒋介石。我头上戴着报纸糊的红蓝墨水画着星条旗的高帽子，耳朵上挂着用硬纸壳做的彩色高鼻子，第一次上台，紧张得只会背词不会表演，但却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这都是赵奋生老师指导教育的结果啊。

赵奋生老师经历坎坷，他因为和彭德怀司令员合过影，后来竟然成了大罪过。在甘肃，他被人强扣上5 顶大“帽子”，押进我们自己的监狱，一蹲就是5 年！出狱后，他下肢水肿并瘫痪，行动非常困难。后来，还被遣送到农村，劳动改造10 年。这位1935 年就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搞了几十年革命教育，调来甘肃，却在师专校长的位置上被拉下马，直到1979 年才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职务，老婆孩子随之返还兰州。

无数风雨过后，赵奋生老师见到我们，依旧是那么亲切和善，丝毫不显悲观，对自己的遭遇没有任何怨言。

新中国成立后，我也跟随父亲来到甘肃兰州，先后在兰州大学和石油职工中专学校工作，平平凡凡，但始终跟党走，无愧于延安保小“红孩子”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