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黄河，跨过鸭绿江

跨过黄河，跨过鸭绿江

我叫杨贵文，1921 年出生，今年91 岁了。一辈子跟着党，扛着枪，南征北战，从一个甚事不懂的山沟土娃娃，逐步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共产党员，人民军队的师级干部。离休后，住在环境优美、生活富足的高楼大厦，生活条件早超越了战争年代，过着我们以前做梦都在想象的“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老婆孩子聚一搭”的幸福生活，真是天上人间，感慨万千。

我的故乡在山西保德县杨家湾，位于吕梁山脉的晋西北地区，其中的东界大山与岢岚县为邻，西隔黄河，与陕西省的府谷县相邻相望，北与河曲县接壤，南靠兴县，地形是南北长，东西窄，属于黄土高原的东部。旧社会，这里山大沟深，地贫民穷。我家世代贫农，常年居住在两孔破旧的窑洞里，全家七八口人，父母起早贪黑地耕种在干旱贫瘠的山地里，遇上风灾旱灾，常常颗粒无收，全家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年迈的奶奶活活饿死，母亲因为贫病交加无钱医治，也含恨死去。小弟弟只好送给别人，可是也没有活成，姐姐小小年纪就嫁给了别人，一家人七零八碎，说不成，哪叫过日子！我看父亲和哥哥长年累月苦在山里种地，给地主扛活，不但吃不饱饭，还欠着地主的粮食和白洋（银元），十三四的我就离开杨家湾村去乡镇找活干，想分担压在父兄身上的生活重担。

杨家湾乡在保德县城以北，黄河的东侧，朱家河的下游，素来盛产能够制造纸张的良麻。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西北农民银行”曾经用这里盛产的优质麻纸印制钞票。因此，当地历来就有不少私人造麻纸的小作坊，人手不够的时候，他们就雇人来做学徒和帮工。一家造纸作坊的老板，看我样子还算机灵，就收我当了学徒，跟他学做造纸。制造麻纸是个操心费力的活，晚上要熬夜沤麻磨浆，白天要把水淋淋的半成品纸张平展展地贴在高大的白墙上，一天要贴上百张，不能有一点破损，若有破损就扣铜板工钱，若干得好，就涨一两个铜板。学徒工一月不过10 到20个铜钱，哪能舍得叫别人扣了呢？所以干活非常小心，生怕纸张破损。后来，又叼空去给人家拉麻绳，打零工，还赶着毛驴去山里拉造纸的麻草，反正是闲不住，总想多挣几个拿回家。

当时，阎锡山是山西的大军阀，手中掌握着生杀大权，为了扩充自己的地盘，扩大自己的势力，他经常派人抓兵收粮，闹得民不聊生。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更是借着抗战的理由，打着“抗日”的幌子到处抓人当兵，搜刮老百姓。地方上的一些民团保安也借机行事，浑水摸鱼，打着阎锡山的旗号，到处抓壮丁，扩充自己的实力。我打工学徒的县城小镇也开始人心惶惶，很不安定，买卖人、手艺人整天也是提心吊胆，唯恐自己家的年轻人出去被人抓了兵。

1936 年开春不久，3 月份我回到家里。看着父亲和哥哥长年累月起早贪黑给地主扛活，就想，干脆留在家里和父亲哥哥劳苦在一搭混日月。谁知在家没待几天，有一天出了家门，半路上就看见县上的杨专员带着一伙人急急火火地朝我走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们要干什么，那伙人就如狼似虎地猛扑到我身边，七手八脚地把我五花大绑起来，捆了个结结实实。接着，杨专员指挥着他们，一路把我捆绑着扭送到晋绥军，抓了我的壮丁，当了晋绥军保安团的兵。

晋绥军保安团克扣军饷，纪律松懈，打骂士兵，以势压人，横行霸道，净欺负人，风气很不好，我一天都不愿意多待。就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扔下他们发的大刀，偷着跑回家来。在家刚住了一两天，谁知又被保安团给抓回去，严加看管，而且再不容易逃跑了。那时，山西有不少地方民团，像红枪会什么的，都是跟着阎锡山混日子，受到阎锡山的保护，势力很大。可是，八路军的影响也很大，大家都知道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一次次地拼着性命跟日本鬼子干，还能打胜仗，取得了平型关战役的大胜利，让全国人民都刮目相看，我打心眼里巴望着能早日见到八路军。

1937 年秋，晋绥军调编，把我调编到“国共抗日决死队”。“国共抗日决死队”是山西国共抗日统一战线的产物，1937 年8 月1 日成立，部队使用的番号是沿用阎锡山晋绥军的。这支部队由共产党员担任政工干部，阎锡山旧部的旧军官担任军事领导干部，组成抗日阵线，联合抗日。在这支部队里，我有机会接触到八路军，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总想着跟着八路军干。

可巧，八路军在晋西打了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接着转战来到保德。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阎锡山对打了胜仗的八路军也不敢公开怠慢，上峰命令我们穿戴整齐，列队夹道欢迎八路军。八路军来了，大家亲眼看到八路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官兵一致，待人和气，走到哪里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心里很是羡慕。

事后，我在“国共抗日决死队”八路军政工干部的指引下，趁人不注意，瞅空子开了小差，直奔八路军驻地。路上听人说八路军在岢岚县，还把岢岚县日本鬼子的一个炮楼给端了，又听说八路军的主力部队驻扎在河曲县，要想到河曲县，就必须跨过黄河，得走很多很远的路。

时值深秋，天气已经凉了，树叶子青的青，黄的黄，我一心投靠八路军，怕什么山高水低，天冷天热！我一路连跑带爬地来到黄河岸边，望着滔滔河水，禁不住心潮翻涌，走了这么多路，今天终于来到了黄河，就要跨过黄河，进入河曲县的八路军驻地了，心里无比激动。

八路军首长见到我，非常热情，他态度和蔼地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知道我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被迫当了阎锡山晋绥军的兵，当即就把我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 师358 旅714团，从此，我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我的师长是贺龙，副师长是萧克，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司令员是彭绍辉，政委是张平化。从此，我跟着共产党，打鬼子，救中国，走上了革命道路。

记得参加八路军的第一仗，是打岢岚县城。过去，跟着晋绥军，没有上过战场打过鬼子，心里有些怕。可是，看到营长带着队伍冲在前面，沿着墙根，摸到城门附近，巧妙地指挥着大家勇敢地跟鬼子周旋，打游击战，就不再害怕了，胆量也大了。这里的鬼子很嚣张，造了不少炮楼和碉堡，他们的机枪、小钢炮火力很猛，我们只能在县城外围打击日本鬼子，鬼子从炮楼上看到我们，马上集结兵力包围过来，企图消灭我们。营长马上识破了敌人的用心，立即带着大家突围，撤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到了晚上，我们趁着夜色又伏击县城，可是还是没有拿下来，部队就连夜撤到山里。打了一天的仗，大家都没吃饭，肚子都饿了。只好向山里的老百姓借点粮食，煮了一锅糜子和小米的糊糊饭给大家充饥。战争年代，老百姓日子都过得很苦，八路军为了不给山里的老百姓添麻烦，夜晚大家就抱着枪睡在山窝里。我们的枪支种类很多，长枪、短枪、“三八式”、“毛瑟枪”、卡宾枪都有，大家在山窝野地里抱着枪睡觉，心里很踏实。后来，我们去打忻州，还打了保德。那时，山西的鬼子武器精良，汽车大炮都有，势力很大，每一仗都打得很艰苦，不容易。但是，八路军就是不怕他们，就是敢跟他们刺刀见红，坚决跟日本鬼子干到底。

1939 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的阶段。在长期抗战的困难面前，有些人对抗战前途发生了动摇。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在南京建立了日伪政府，公开和侵华日军穿一条裤子，唱一个腔调，反对抗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重新制定“抑共”政策。日军更是甚嚣尘上，对抗日军民大搞拉拢、收买和“囚笼政策”，要与国内反共势力联合建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一时间，对外妥协、对内积极反共的乌云笼罩了整个中国。

这年新年伊始，阎锡山就召集了部分晋绥高级军官，在吉县五龙宫开会，要求陈长捷、王靖国等旧军将领实行“强民政治”，企图限制山西军民抗日。阎锡山的会议刚结束，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就出台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政策，并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历史的“巧合”，表明阎锡山这一时期态度的急遽改变，是与国民党确立的“对日妥协反共”的政策相一致的，二者同时加速了对抗日军民的压制迫害。不久，阎锡山就明确提出自己反共的想法，说：“不能同共产党合作，道不同，不相谋。”蒋介石开始在全国发动反共高潮，阎锡山也立即告诫手下：“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可谓不谋而合，配合默契。

为了“不吃大亏”，阎锡山一改三年来山西实行的联共抗日的路线。1939 年3 月25 日，他亲自召集所部师长、独立旅长以上的军官，各区专员、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区干部、公道团的主要领导，以及“牺盟会”各中心区的部分县特派员等高级干部，在秋林镇召开会议。因为这次会议是阎锡山由联共抗日，转向积极反共的转折点，抗战史上称之为“秋林会议”。

1939 年12 月3 日，阎锡山开始向山西抗日的八路军下手了。他们动用武力，在永和附近袭击决死队第二纵队，破坏永和、石楼等地抗日民主政权和“牺盟会”等抗日群众团体。

接着，公然杀害了洪洞、蒲县两县的县长，继而杀害了驻扎隰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晋西事变”。

12 月6 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就“晋西事变”急电朱德、左权、彭德怀及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等，指出：“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 认为“晋西北晋西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毛主席最后关切地嘱咐“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

12 月9 日，毛泽东给贺龙、关向应、李井泉发了电报，提出要加强晋西北的政治领导，并调任李井泉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同时，致电八路军总部、第120 师、第129 师、晋西独立支队等，补充说明了我们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方针，以及八路军抗战到底的决心。

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粉碎日军侵华的罪恶图谋， 1940 年春，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和聂荣臻等部队首长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共同确定了“破袭正太路”的计划。正太路，是指从北平到汉口铁路上的河北正定开始，通过井陉，爬上巍巍太行，经娘子关天险进入山西，继而西行至榆次与同蒲铁路接轨，再上抵太原的铁路线。该线全长240 余公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当年夏季7 月，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和我们的第120、第129 师下达了作战命令，向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我们一马当先对日军展开了大突击，有时面对面跟日本鬼子对着干，有时声东击西，有时打伏击战，有时急行军摸到敌人的头尾狠狠地揍，仗打得很是痛快。当然牺牲也不小，但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谁也不怕流血牺牲，作战都很勇敢。随着战局的全面发动，我军参战部队越来越多，最终达到105 个团，约20 余万人，故称“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由彭德怀任总指挥，左权任副总指挥，彭总亲自坐镇山西晋察冀军区总部指挥作战。战斗打响了，八路军捷报频传，连续炸毁破坏了日军控制的正太线上的不少交通要隘，有力地打击和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敌人在北宁、同蒲、平汉铁路的交通动脉也被我军截断，一些纵横在华北各地的公路交通线接连遭到重创，面目残缺不全。

根据总部命令，9 月，晋察冀军区又分别在在晋察冀边境的涞（源） 灵（丘）、榆（社） 辽（县）、同蒲路宁武之南北段，发起对日作战的第二次战略进攻。我们102 师在同蒲路宁武之南北段与日军决战，各参战部队都取得了辉煌战绩，我军抗战史上分别将这几战称之为“涞灵战役”、“榆辽战役”、“蒲宁战役”。

后来，我们听说，聂帅率部把我们八路军的红旗高高插在了娘子关上，那些在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下生活了几年的同胞，看到高高飘扬在娘子关的八路军旗帜，都高兴得掉下了眼泪。消息传到延安，群情欢跃，延安街头到处可见祝捷的红纸大标语。延安各界还举行了万人大会，庆祝我军百团大战的胜利，毛主席还在会上通电慰问了八路军前方将士。

“百团大战”，挫败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让全国人民深受鼓舞，看到了八路军抗战的力量，坚定了人们抗战胜利的信心，从此，日本鬼子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在中国肆无忌惮，耀武扬威了。

后来，我跟随部队，在各级首长的指挥带领下，又参加了反扫荡战役、晋绥战役、绥包战役等一些抗日战斗，在战争中得到了很大锻炼。

1941 年，我在自己的革命队伍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我的班长任玉龙、战友高凯金。那时入党还不能完全公开，入党宣誓是在一定范围中秘密进行的。后来，我的这两位入党介绍人先后在战斗中牺牲了，每当想起他们，我的心里就非常难过。

1945 年，我们打败了侵华日军，鬼子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不久，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为了保卫人民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我们只好重新拿起武器跟国民党蒋介石作战。

1946 年，我们三五八旅奉命跟随彭老总转战西北，进入延安，与国民党的王牌军胡宗南决战，保卫我们的革命圣地延安，保卫我们的党中央、毛主席。就是在这一年，我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亲切会见了全体指战员，还跟我们说了很多的话。他鼓励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暂时放弃一些地方，是为了将来换取更大的胜利。闯过这段艰难岁月，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国民党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听了毛主席教导，我理解了党中央为什么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放弃一部分革命根据地，理解了毛主席所说的“握起拳头再打出去，力量会更大”的道理，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对敌作战也更加机智勇敢了。后来，无论是担任侦察员，还是担任通讯排长，无论是任连长还是营参谋长，我都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战略战术对敌作战，侦察敌情。无论抓俘虏，拉电线，架设备，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1949 年，全国解放，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激动得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想到那些牺牲的战友，更是百感交集。不久，我又随部队奉命前往青海剿匪。狡猾的土匪，白天扮作普通老百姓，对我们夹道欢迎，笑嘻嘻地给解放军送茶水、鸡蛋、馍馍，晚上却偷偷包抄零散的部队营房，残忍地杀害我们的战士。对此，我们吸取了教训，在后来的剿匪过程中不但提高了警惕，而且增长了智慧，胜利地完成了一次次剿匪的任务，我也分别在剿匪斗争中荣立二等功、三等功。

1952 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猖狂进攻，妄图两栖登陆，进而侵占中国。这时，我所在的部队听从毛主席的命令，放下正在建设祖国的镰刀锄头，立即打起背包，扛起枪支，一路急行军，来到东北的丹东，接着“雄赳赳，气昂昂” 地跨过了鸭绿江，来到了朝鲜的新义州，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部队的指战员，负责阵地炮车机械的运输收集和管理。

朝鲜山地连绵，雨水很多，道路泥泞，很不好走。为了保存我们炮团的有生力量和军备物资，首长指挥我们不断在山里挖坑道，造战壕。坑道，用来储备武器军械，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机枪大炮。战壕，则用来做掩体，以便打掉那些擦地而过的美军飞机。当时，我们的大炮，多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702 野炮，还有一部分是苏联援助的加伦炮，但射程质量都比不上美国的飞机大炮。我们说是炮团炮兵，操作大炮的机会却并不多，多的是别的部队从阵地上搬下来打完炮的炮车空架子，再由我们推到坑道里收藏起来，先使武器归队，等有了炮弹才能让它们再上战场。

朝鲜山多，树多，我们的阵地在江边，夏天蚊虫很多，很折磨人。我们和武器都待在阴暗潮湿的坑道里，照明问题只能用豆大的油灯来解决，灯芯子是从棉衣里抽出棉花捻成的。许多战士水土不服，身上长了疥疮，甚至得了伤寒，畏寒怕冷打摆子，还流鼻血。后来，我也被传染了，昏昏沉沉烧了好几天，本来以为会死人，不料又活过来了。

冬天，大雪漫漫，天气很冷，我们吃的是高粱米、苞谷榛子和咸菜，条件很是艰苦。为了提高战斗力，我们部队的给养，后来增加了蛋粉和腊肉，很不错了。当时，朝鲜老百姓的日子也很苦，缺吃少穿的。他们看到我们的饭食和给养，难免流露羡慕，有的还会偷偷摸摸地拿上一点儿。毛主席知道以后，就指示凡邻近朝鲜百姓的部队，部队发什么，也给当地老百姓发什么，要在生活上接济他们一下。朝鲜老百姓知道了，感动得都哭了。

朝鲜的老百姓对中国志愿军特别好，大冬天的，他们把自己的热炕腾出来给我们的伤病员，自己宁可冻在门外守护着他们。他们给志愿军洗衣服、做饭，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送给志愿军吃，自己却饿着肚子。我们忘不了那些在朝鲜的日日夜夜，忘不了朝鲜人民。

美军打仗，多的是用飞机大炮集中列队轰炸，每次出动都是10 架，20 架，采取低空飞行，目标射击，极少用步兵。为了更好地用大炮对付他们，组织上抽调一部分步兵改炮兵的人员回国集训，其中就有我。我们在辽宁锦州炮校集中学习了3 个月，之后又入朝参战，直到我们和朝鲜人民军共同把美国鬼子打到了“三八线”，美国鬼子乖乖地坐到谈判桌上跟我们谈判，停战，直至彻底结束这场战争。

我跨过黄河，参加了八路军，我跨过鸭绿江，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健健康康地活着超过了90 岁。2012 年，迎来了党的十八大，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共产党员，我幸运，我幸福，而更多的是欣慰，我们的祖国现在真的是富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