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延安的教育家吴燕生

红色延安的教育家吴燕生

处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年代的红色延安，需要造就和培养大批红色革命接班人，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教育和教育家，而吴燕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锻造和成长起来的红色教育家。

自古至今，人类社会从事各类文化教育的人很多，照本宣科混饭吃的舌耕者也为数不少，但是能称之为“家”的，却历来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这是因为“家”需要独创，需要革新，需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一家之言”，并使之成为经过实践检验又行之有效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既对社会有着积极的现实指导作用，又有着远见卓识和历史意义。所以，一个人无论成为哪一方面的“家”，都不是墨守成规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付出非常的心血和努力，所以他们值得人们永远尊敬。吴燕生就是一位值得人们永远尊敬的教育家，红色延安的人民教育家。

说起吴燕生，那些如今已是皓首童颜的延安“红孩子”，无不追思缅怀，情深意长。他们是吴燕生教育实践的直接受益者，也是亲历吴燕生教育实践的体验者。说起吴燕生的教育，仿佛转瞬回到了延安，回到了那些晨曦暮光的年少时代。

吴燕生，生于1900 年，卒于1958 年，享年58 岁，北平（今北京） 人。父母祖上都是蒙古族人。然而，春秋代续，江河消长，吴家几代没落，家境贫穷，吴燕生兄弟姊妹7 人，人口众多，日子过得很艰辛。年少的吴燕生自幼酷爱上学读书，但由于家中经济困难，父母无力供他读完初中。15 岁的他只好自谋生路，养家糊口。他做过店铺的伙计，当过人力车夫，还被军阀拉去学兵连当兵。小小年纪，已饱尝人世酸辛。这样的人生，注定曲折而传奇。

果然，在吴燕生24 岁的时候，发生了一桩决定其未来人生的大事。尽管他早已离开学校，走向了社会，但是对学校仍然有着克制不住的迷恋。一天，他看到一位老师站在讲台上，打着手势给学生教生字，非常好奇，原来是座聋哑学校。于是，就经常去学校学习观摩，居然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教学方法。对学校教育充满向往的青年吴燕生，觉得自己也可以教聋哑儿童识字，就果决地去见校长。没想到校长鄙视地对他说：“一个穷小子，还想吃天鹅肉，没你的份！”

校长的轻蔑没有挫败他立志聋哑教育的决心，反而坚定了他的信念。听说奉天（沈阳） 有所基督教会办的聋哑学校可以半工半读，就自己凑钱去了奉天。在这里，他不仅完成了学业，留校当了教员，而且还找到了与他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女教员任义。任义的父亲任作田是当地的著名中医，又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创建者和组织者之一，曾经率领几百名抗日战士对日奋勇作战。后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迫从黑河撤退到苏联。由于当时苏联经济困难，难以立足，只好又率部回国。回国之后，任作田决定争取一处义勇军可以独立存在的地方，就请东北抗日将军张学良出面斡旋。好在国民政府最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在内蒙古绥远河套地区建立垦区，自谋生路，作为安置。之后，由任作田作为领导全权管理。他在这里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把垦区建成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集体劳动生产，集体生活吃饭，统一计划分配。使这里成了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避难所、中转站、难民营。这时，作为任作田女婿的吴燕生也协助岳父参与一些垦区的管理工作。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三省，吴燕生在岳父的影响下，参加了东北抗日救亡活动，后来结识了抗日将军张学良。张学良见吴燕生英俊魁梧，谈吐不俗，且有志于中国的聋哑教育，认为人才难得，就资助他前往日本东京聋哑师范研读深造。两年后，吴燕生学成回国。

1935 年初，吴燕生回到北平，继续在聋哑学校任教。有位聋哑孩子家长是市长，通过孩子知道吴燕生致力于聋哑教育，主张勤俭办学，亲自和学生抬着买来的桌椅板凳走过大街小巷，还自费编写了《聋教常识》送给家长，又以个人名义募捐到2800余银元，申请创立北平聋哑学校，为此很是感动。经审议，市长将此项申请纳入了市政府的行政计划，批准了吴燕生创办市立聋哑学校的申请报告，同时立即拨款建校，指定由他来担任校长。学校当年7 月开学，社会反响很好。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华北也遭到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蹂躏，学生已无法读书。许多抗日的仁人志士走向抗日前线，吴燕生也以自己聋哑学校校长的身份，出面担保和营救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积极支持北平的抗日运动，并尽其所能为他们提供生活用品。不料，他被日本汉奸盯上，列入了他们暗杀的黑名单。幸亏地下党组织及时派人送信，他才得以连夜骑自行车逃离了北京城，又辗转来到内蒙古绥远河套的垦区。

同年9 月，垦区的地下党组织，决定从垦区抽调一批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参加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他们的170 多名家属，交由吴燕生带领，前往延安。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带领170 多名男女老少，徒步穿越草原沙漠大戈壁，还要过黄河，风餐露宿，谈何容易！何况，这是一条艰难漫长的路线，先由绥远进入内蒙古伊克昭盟，越过毛乌素大沙漠抵达陕西的神木，再经榆林到达绥德，再由绥德奔向延安。途中，还要穿过已经投靠日寇的蒙古德王的领地，还有随时被野兽袭击、被反动派杀害的危险。

果然，一路险象环生。渡黄河的时候，水浅，人多，船少，必须轮流慢行坐船过河，岸边有人拉纤才行。这时，日本鬼子的数架飞机掠过上空，接连扔下几颗炸弹，炸死毛驴1 头，造成几人受伤，有的人害怕自己在路上送了命，硬是不听劝阻，执意离队而去，好在大多数人并没动摇。

进入毛乌素大沙漠，眼前黄沙茫茫，沙海一片，望也望不到边，风餐露宿，吃水困难。时不时就有沙尘暴旋起，过后，难辨方向，就会迷路。好不容易找回原路，走上正道，偏又遇上了沙尘暴。

真是祸不单行，只见沙尘暴起处，一支百十来人的蒙古骑兵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吴燕生马上用蒙古语与他们交流。原来，他们是德王的部下，奉命追来检查。见了这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知道是逃避日军的“难民”，身上又没搜出枪支，就顺手牵羊地拿走一些值钱的东西，放行了。

可是，谁也不知道前面的防线森严，四面沙包架起了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在对准这群“难民”。面对如此险境，大家都以为这次必死无疑。不料，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吴燕生却不顾一切地大声喊着蒙古话，勇敢地迎着机枪，冲上前去，请求他们“别开枪，是良民”。为首的长官听到蒙古话，诧异地骑马来到吴燕生面前，仔细询盘查询问，吴燕生面无惧色机智地回答。那位蒙古长官看了看吴燕生，又看了看他身后的一群老弱妇孺，个个灰头土脸，全然是副难民模样，也就不再怀疑其是“共党”或“逃兵”，随即便挥手放行了。

劫后余生，大家都松了口气。一路上，吴燕生有序地组织大家放哨巡逻，安排大家的吃喝拉撒，经过三四个月的长途跋涉，1937 年12 月，大家终于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1938 年初，吴燕生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2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党组织分配他到延安干部子弟学校任教，并兼任副校长。

10 月，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党中央决定撤退延安。为了保证红色延安革命后代的生命安全，保护延安保育小学革命烈士遗孤和革命军干子女，组织上委派吴燕生带领全校师生撤离到距延安70 多里的安塞县内，分别在白家坪、吊儿沟、茨儿沟等地建校办学，继续完成学生的教育。

之后，由其担任延安保育小学的第一任校长。其后，吴燕生开始了他红色延安的新式教育，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教育理念。这些理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向陕甘边区政府教育厅的报告》之中。这篇报告，从延安抗战中的儿童状况，到陕甘边区的儿童教育，从学校教育的方针，到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指导儿童生活的一般原则和实施方案，都进行了细致的理论探讨和具体的操作实施。在一系列的理论基础上，他又理论联系实际，在“保小”教育工作中积极探索实践，使红色延安的儿童教育取得了丰硕成果。

吴燕生的教育理念，其核心是从实际出发，对学生实行“爱的教育”。爱的教育，对于这些从小失去父母或父母不在身边的少年儿童，有着非凡的意义，关乎他们的身心健康。吴燕生要求保小的教师，既当教师，又当父亲、母亲，既教书育人，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又慈祥关爱，让孩子在学校体会到家庭的温暖，老师如父母的疼爱。

他根据延安教育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学校要“集体育儿，养教并举”。认为在延安保小，要采取“抢救与保育”同时进行，教师作为“忠于保育儿童事业的人”，要“特别提高儿童的政治水平以及思想意识的锻炼”，注重“培养儿童的科学头脑，养成儿童的生产兴趣和技能，以及一切抗战建国的知识能力，使其在抗战时期中人人都是抗战建国的英雄”，以便“将来真能切实地负起建立新中国的使命”。他对学校的教职员工们说：“学校是我们的大家庭，学生就是我们的子弟。孩子们把我们当成父母，我们要把孩子看作是自己的子女弟妹，要把学校办成革命大家庭，儿童的乐园。”

这是一个看似平常，实则深远的教育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在一校之长和教师。延安的教师，当时是教师中觉悟最高、文化素质最好的教师。他们有的是经历千辛万苦，冲破种种藩篱枷锁，从祖国四面八方奔赴延安的青年才俊，激扬抱负的知识分子，文化程度高，品德修养好。有的是有文化、懂教育的红军干部，即便是校工，也是热心为学生服务的红军或军政干部家属。因此，这里有着实现理想目标的良好土壤和培养学生成为栋梁之才的坚实基础。

吴燕生红色延安的爱的教育，是民族大爱的教育。他致力于培养少年儿童高尚的革命情操，爱祖国，爱人民。他亲自编写了校歌：

我们是边区的小朋友，

我们是抗日的后备军。

今天我们在战斗中学习，

明天为祖国出力。

为了自由，为了解放，

我们要努力，努力！

加紧锻炼，勤奋学习！

我们要记住，

现在是边区的小学生，

将来是中华的主人！

同学们，

亲爱团结地携起手来，

新社会等待我们去建立！

同时，还制定了适合儿童心理特点的校训——“亲爱，团结，勇敢，活泼”，建立了每周一次的政治时事报告会，由他或老师作报告，培养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了解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时事政治的兴趣，从小立志有为，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吴燕生爱的教育，尤其表现在老师爱学生的方面。吴燕生有个从北平带来的小药箱，里面常备一些小药，还有碘酒、二百二（红药水）。一旦孩子们磕磕碰碰受了伤，他就及时处理。他的学生回忆说：“有一次，学校组织大家到山上挖甘草，一个同学不小心把刀子扔到了我脚上，伤了脚趾头，几天后化脓溃烂。吴校长发现我走路一瘸一拐的，马上叫住我，让我坐在小板凳上，帮我脱了鞋袜，看到我肿胀流脓的脚趾头，用药棉一擦，已经烂了一个洞，还露出了白骨头，立即托起我的脚来，用镊子剪刀小心处理。一边处理，一边以父母心疼儿女的口吻责备我为什么弄成这样，也不早来找他。还说，再晚一点就要中毒，脚趾头都要保不住了。之后，他每天都给我换药，直到伤口长出新的肉芽。”

胡本敬老师，在带领学生转移的途中，遇上日本鬼子的飞机投射炸弹，为了保护学生，他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学生，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有位外号“小列宁”的同学，父母都是地下工作者，在敌人的监狱里生下了他，心脏先天不足，身体发育不健全，体质很差，脑子却特别聪明。他在“列宁理发”的独幕剧里，饰演列宁，语言气质神态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从此就有了“小列宁”的雅号。他成绩领先，博学多才，喜欢深思，学校的老师、医生、保姆都很疼爱他。但“小列宁”言语尖刻，对人说话一针见血，不留情面。同学们都因怕他而疏远他。老师就给同学们讲道理，要大家多关心他，爱护他，要特别珍视他的心理感受和身体健康。后来，大家处得很开心。可是“小列宁”终因身体底子太薄，体质太差，五年级的时候，10 岁的他就离开了人间，埋葬在了白家坪。

校医罗冬祥和妻子王海仕护士，都是从长征走来延安的红军医护。为了治疗80 多个得了伤寒传染病的学生和被隔离的20 多个病号，顾不上去照顾自己的病儿。他们废寝忘食，日夜守护在学生和病号身边，直到大家全部痊愈康复，才回家看望自己的孩子。可是，晚了，他们年幼的儿子斗娃，已经死了。

罗冬祥医生很爱学生，他看到同学们天天共同使用一个脸盆洗手洗脸，为了有效地防止传染病，就用土办法给大家搞了个“土自来水”。所谓“土自来水”，就是把木桶吊起来，桶底钻个圆洞，中间插一个上大下小的阀门——圆木塞，夏天盛冷水，冬天盛热水，让孩子们依次用自流水洗手洗脸，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任进之老师，英俊挺拔，身体强壮，是从东北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大学是学工的。但凡遇上某位老师因病不能上课，他就二话不说主动地去代课，而且讲课形象生动，富于创意。比如，他得知语文课学的是“小汽车，嘀嘀嘀，里面坐的毛主席，毛主席开红旗，气得美帝干着急”，就在黑板上画了小汽车的正面、侧面的图画，讲了汽车为什么能跑的机械原理。为了让同学们弄个明白，他还满腔热情地带着同学来到卡壳停放的汽车面前，让大家认识汽车构造，部件名称，用实物直观地启迪同学们的智慧。

吴燕生爱的教育，还突出地表现在同学之间互助互爱的方面。他创造了“一帮一”，“大帮小”的校风，让同学们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以大帮小，一个帮助一个，在生活学习上互帮互助，培养同学们的爱心、责任心，锻炼同学们的自我管理能力、自我约束能力、组织活动能力。有个学生回忆说：“记得那年冬天，我在山沟小河的冰上滑冰，不慎摔了个四肢朝天，在旁的同学呼啦一下都来到我身边，扶的扶搀的搀，我的‘大姐姐’还在寒风里把帽子摘下来垫到我头底下……”一个学生回忆说：“我的‘大哥哥’是著名法学家何思敬的儿子何柏仁。他出生在广州，起先生活学习在香港、上海，后来到了延安。因为我们的父亲同在香港、广西搞革命，这个‘大哥哥’对我特别好。我‘害眼’的时候，他就端着一缸茶水跟在我身边，随时用药棉给我擦眼消炎，非常负责任……”另一个学生回忆说：“记得洪小灵的脚冻坏了，不能走路上厕所，同学们轮流背着他上厕所，到校医室去换药，不几天他就能下地走路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至今他们皓首华发，见面依然“称兄道弟”，“喊姐叫妹”，感情笃深。

吴燕生把爱的教育，容纳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劳动生产活动中，让孩子们在劳动生产活动中，体验粮食来之不易，劳动人民的伟大，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他带领学生开荒种地，种植谷子洋芋白菜西红柿，培养学生艰苦朴素，勤劳勇敢，不怕艰难困苦，以及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和信心。同时，在劳动过程中丰富孩子们对大自然的热爱，敏锐独特的观察视角，健康朴实的思想情感，及其纯真美好的审美情趣，领略自然之美的艺术感受，使他们受益终生，代代相传。

另外，吴燕生还把爱的教育融化在体育活动之中。日本鬼子轰炸延安以后，学校迁到偏僻的山村野沟，天寒地冻，孩子们衣被单薄，睡的是铺着麦秸的土炕或地上。为了增强师生体质，提高大家的御寒能力，锻炼体魄意志，吴燕生和老师们带领同学们上山打野鸡，抓野兔，套鸽子，比赛爬山、跳绳、踢毽子，积极参加户外活动。为了让全校师生都得到锻炼，他发动老师出主意，想办法。任进之老师灵机一动，用破布烂棉花缝制了几个圆球，当“足球”、“手球”。女同学、女老师玩“手球”，男同学、男老师踢“足球”。足球一开场，几十个人一起上，也不讲什么细则，只讲甲乙双方持球、抢球、攻球门。大家一齐围着一个球开战，飞跑追赶，高声大叫，有时挤成一疙瘩，有时摔倒被人拉起来再追再跑，直到浑身出汗，尽兴而归。那时候，我们的运动场地上总是热浪滚滚，笑声鹊起，荡漾青春，充满朝气。

总之，作为红色延安的教育家吴燕生，留给人们的不仅是教学，不仅是经验，而是关于如何锻造良才，造就人才的深刻教育与思索。因为富强起来的中国，处在转型跨越时期的中国，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好的教育，好的教育家，锻造人类良才的灵魂工程师。这是祖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