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文化的播种者和耕耘者
——著名民间文艺家王世雄的传奇人生
他出生于关中西府扶风县绛帐镇的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考入西安师范学校,因作品频频发表而在文坛崭露头角;毕业后,他志愿去了陕北黄土高原教书,被打为“右派”,在“文革”中又被打成“黑帮”,被迫回乡后当了九年农民;平反后,他回到宜君县投身民间文化事业;八十年代末他只身闯西安,搞起了“黄土文化”工程……他是一个单纯的人,对任何人从不设防,帮助过很多人;因他生性刚烈,也得罪过不少人。他是一个复杂的人,有人称他是“文坛独行侠”,有人呼他为“北山狼”,甚至还有人说他是“王疯子”。他的生平就像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团,充满了太多的传奇色彩。
一、少年成名
6岁那年,王世雄的父亲患肝癌不幸去世,他早早失去了父爱。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受到两位伯父、伯母及母亲的抚爱,和两位兄长的呵护,是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享受着民间文化传统很深厚的家庭关爱和欢乐。他家地处绛帐镇东街,距东汉大儒马融的讲经台故址不到百米。小时候,他经常和伙伴们在讲经台上玩耍,常听老人们讲述马融挂帐讲学的故事。他的父母辈皆为不能识文断字的农民,许是受了马融讲经台上冒出来的一点文气的熏陶,他自幼就志存高远,聪颖好学,嗜书如命到了一旦读书入迷就废寝忘食的地步。他那时记性很好,尤其对一些书中的名言警句总能过目成诵,且酷爱作文,凡有读书心得、生活感悟,立即挥笔成文。小学五年级时,他的一篇作文在上海《儿童时代》上发表了,因此被父老乡亲戏称为“神童”。因家庭经济拮据,他的两位堂哥辍学回家种田,仅供他一人上初中。这时,他开始大量习文,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宣读,因此在学校里颇有“才子”之名。
1954年,王世雄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师范学校,从此开始文学习作。1956年,他的短篇小说《爸爸来信了》在陕西省作家协会新创刊的《延河》6月号上发表,并荣获团省委、作协举办的“西安地区业余创作评选二等奖”。不久,《延河》编辑部召开儿童文学座谈会,他被省作协邀请参加。会上,他做了大胆的颇有见地的发言。编辑贺抒玉将他的发言稿摘要编发到《延河》和《陕西日报》副刊上。从此,他一脚踏入文学门槛且小有名气。在著名作家李若冰、贺抒玉夫妇及其他前辈作家的关怀和帮助下,他还接连发表了不少小说。师范学校还没毕业,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王平凡、陈策贤两位老编辑的帮助下,小说集《放牛娃》得以顺利出版,成为当时儿童读物中的畅销图书。
以后,陕西文坛每有集会,王世雄常被邀请到场,因为他年纪最小且很有才气,故而受到了诸多名流的青睐和提携。有一年元宵节,陕西文坛聚会,画坛巨匠石鲁在座。那时,石鲁刚从埃及访问归来,有一组埃及人物速写轰动了画坛;之后,苏联芭蕾舞皇后乌兰诺娃来西安演出,请石鲁为其画了像,一时石鲁的人物速写千金难买。当时,王世雄不认识石鲁,坦然坐在一旁。石鲁见他大眼浓眉,面皮红润,朴讷如同黄土壮苗,便为王世雄速写了一幅肖像,等席散后才拿出来示众,并戏问:“娃儿,可像你吗?”
二、出道落难
1957年,16岁的王世雄从西安师范学校毕业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志愿去了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宜君县(后来被划归铜川),当了一名乡镇小学教师。
王世雄本想安安分分地教书育人,业余搞搞文学创作,可是没想到刚一出道便遭到了“打击”。他是8月参加的工作,12月就被划成了“右派”,只因说了一句看不惯“外行胡咥”的牢骚话。由于不到18岁,上面只给他戴了“右派”的帽子,还照常教书。
这样的打击对一般的涉世未深的少年来说是不堪承受的,但王世雄却不同,他没有因此而沉沦、颓废。他不但不苦恼,反而觉得这个“右派”当得太可笑、太滑稽。于是,便产生了以“笑着看人生,唱着干工作”的生活法则,以乐观向上的情绪主宰自己的行为,刻苦钻研教学工作,业余时间大量阅读文学书籍,写诗、写戏、写小说、写日记,并常有文章在各大报纸杂志上发表;另外,他还写成了《雁塔钟声》《葫芦河畔》两部长篇小说和两部长诗《我们中队里》《河畔少年》。1962年,上海少儿出版社审读后令其修改,准备出版,最后因作者政审未过关而搁浅。
不料1966年“文革”爆发,与很多作家一样,王世雄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之中他的两部长篇小说和十几本“实话实说”日记,被一帮造反派硬说成是“毒草”,经过几天大喊大叫地批斗,他就糊糊涂涂地由一个“大才子”变成了“大黑帮”,糊里糊涂地被赶回老家,成了“黑人黑户”,被迫回到老家过了近十年“面朝黄土,背朝青天”的农民生活。
那几年,王世雄虽然对未来感到迷茫,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农闲之余,他将中外文学名著包上红宝书的塑料皮偷偷阅读。另外,他还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谚语、民间故事等民俗资料,这为后来从事民间文化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重新崛起
岁序更迭,时来运转。历史终于从迷狂混乱中清醒了过来,已届不惑之年的王世雄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王世雄告别了绛帐的父老乡亲,重返宜君县的第一件事,就是即刻向上级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有人因他的历史问题予以百般阻难,他一时火起,跑到了县委大院,站在组织部门外大喊:“王世雄为啥不可以入党?多少人喊‘打到王世雄’而入党提干,我被考验了20年还没考验够吗?”连问了数声而无人应答。不久,王世雄被批准入党,省电台和省报播发了消息和评论。
王世雄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小说家,调至宜君县文化馆由于工作需要和职责驱使,他不得不改弦易辙,全身心地投入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十年,足迹踏遍了宜君县14个乡镇的村寨沟峁。
从1982年至1987年,经过艰苦鏖战,王世雄和他的同志们用血汗换来了“三普查”的累累硕果。他先后搜集、整理、出版了《猪八戒传说》《猪八戒外传》《猪八戒、猴子和千里马》《民间讽刺歌谣精选》《从故乡听来的童话》《森林里的故事》《宜君风情录》等十余部民间故事、歌谣,以及多册文史资料。《宜君风情录》选刊了一些宜君老革命的回忆,其中有涉及边区时期胡耀邦总书记的事迹,有老革命送到总书记处,胡耀邦同志还给王世雄亲笔写信予以关注。
1980年,王世雄在尧生村下乡时,无意中在一个农家茅厕里发现了一具变形兽物的石雕,造型夸张、线条简洁、生动逼真,就雇了一辆拖拉机运回县文化馆收藏,后送北京展出,成了文化珍品,照片还刊登在《美术》杂志封面。他曾翻山越岭,潜心研究民间文化,在黄土梁上考证出先祖的“生殖崇拜”,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宜君县城南有一人祖,当地人历来以为耻辱,不愿提及,王世雄经过反复观察,邀请市考古研究所薛东星等专家前来勘察,凭着渊博的知识,认定为史前生殖崇拜的历史遗存,是文化珍宝。他将研究成果著文发表,经《人民日报•海外版》转载,北京、香港、日本、美国的一些专家来信索要资料,一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1984年春节期间,王世雄带队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宜君农民画展,一炮震响中国画坛,常书鸿、魏传统、黄苗子、王朝闻、华君武等多位国宝级的大师也前来参观指导。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详加报道,多家杂志报纸辟专栏刊登宜君农民画。著名画家华君武看了构图奇妙的农民画,听了王世雄简明清晰的讲解之后,握住他的手说:“基层有你这样的专家,我们的民间艺术是大有希望的!”
四、成绩卓著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了许多曾被视为美好的道德,以利益为核心的实用主义泛滥,污染了圣洁的文化领域——黄色文化、消费文化的浊浪汹涌而来。
这时,王世雄毅然离开宜君县,孤身闯进了省城西安。他原本是为了出版自己的几册关于民间文化的随笔、民俗、民间传说故事,不想却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赵喜民、陈绪万等友人的鼓励和支持下编辑了多套丛书,从此愈干愈来劲,在文坛上扯起“第三世界”的大旗。之后,他又在陕西旅游出版社张小平的支持下策划了《西部风情文库》五套丛书,帮助一大批市县基层作家们出版了很多小说、散文、民俗文化图书。再后来,他又在北京文友的帮助下在首都几家出版社出版了几套丛书,从而在文坛上刮起了一阵“王世雄现象”的旋风!著名作家李若冰曾发表文章《王世雄与黄土文化》,盛赞他正在从事的弘扬中华民族黄土文化的艰巨工程是一项“有识之举,一个大胆而实际的壮举”,说他是“黄土文化的播种者和耕耘者”。他还曾给一百多册书籍撰写序言,其中有青年作家,也有声名显赫的老作家,有些序言被多家报刊刊发。因此,有人称他是“民间出版家”、“文艺评论家”。
其实,王世雄风光表面的背后却有着太多的不为人知的艰难心酸。他刚到西安时,生活条件极差:吃饭啃冷馒头嚼大饼,因此被称为“大饼主编”;住宿打游击,因此被称为“陕北下来的游击队”。后来还是一位省委领导的帮助才得以在省委南院的一间20平方米的小屋里栖居。这间小房里只有一张桌子两张床,别无他物,别人视之为“蜗居”,他却自得其乐,秋末在南窗上贴几片白杨树的落叶,自诩为“黄叶村主”。每天来找他的既有陕北下来的青年作者,也有关中道上和巴山汉水间的土作者,也不乏大专院校的教授和科研单位的研究员,小小斗室里每日烟云缭绕,话题总是在文学艺术上打转转。
王世雄的单位还在宜君县,却长期待在西安“不务正业”,县内文化界有一二不学无术专事营苟的小人,连年向县委告状。社会上正能量的势力还是很强劲的。铜川日报社的黄卫平、陕西日报社文艺部的田长山、西安晚报社的商子雍、陕西电视台的李牧泉、匡燮、张书省等好友利用媒体宣传了他献身黄土文化“艰苦奋斗精神”和“卓著成绩”,在县委曹玉过、石政民、王彦朝等几任县委书记以及王孝儒、王选民等同志的关爱下,他才能排除干扰全身心投入“黄土文化”事业。
王世雄在西安打了八年的游击,被称为“陕北游击队”,也正是这八年的“游击”,成就了他的“黄土文化”之梦。这八年,王世雄将以往“立足陕北,放眼陕西”的目标转移到“立足陕西,放眼全国”,相继主编了《故乡丛书》《三秦丛书》《布谷鸟丛书》《黄土文化研究丛书》《西部旅游文学》《记者丛书》《新世纪丛书》《金秋丛书》等系列黄土文化丛书近三百部,仅1991年他编辑送交出版社的书稿就达35多部字。其中,他主编的《天下名山大川》近百万字,填补了辞书市场的一个空白,为民间文化和旅游文化提供了一个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他主编的《中国当代笔记小说精选》,由华岳文艺出版社和香港三联出版社同时出版,获得了孙犁、林斤澜等前辈大师的赞许,说他为文坛做了一件大好事;他主编的《炎黄民间文库》为两辑75种,当年印行一万五千套,对普及民间文学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在此期间,他还坚持自己的创作,撰写和出版了《黄土风情录》《秦巴风土》等民俗专著,《黄土小品》《黄叶村拾梦》等风情别致、真挚朴素的西部民间文化随笔。
1997年4月,在中央和省委五位省部级老革命和领导的关照下,半世奔波的王世雄才克服重重阻力,被正式调入陕西省文联,担任了陕西民间文艺家协会设立的《秦风》报社总编。从此,他编辑出书的成绩更加突出。据统计,短短四五年就编辑出版各类图书150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鼓起了一股清新的雄风,成为众口皆碑的“编书狂”和“出书王”。在他的扶持下,铜川作家安黎、永寿作家豆冷伯、宝鸡作家李君、扶风作家马友庄、赵麦岐,安康作家李大斌、部队作家韩怀仁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踏着第一本书的足迹,引起文艺界的瞩目。另外,在他的帮助下,著名诗人胡征、音乐家常刚、老教授吴尊文、革命老人常英等一批老同志在出书艰难的情况下也终于向社会献出了自己晚年的专著。原农业部部长刘培植的长篇回忆录《铁骨铮铮》、原青海省副省长刘树林回忆录《无雪的冬天》也有着王世雄的操劳。
渭水潺潺,岁月悠悠。如今,王世雄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但他依然为黄土文化的繁荣而谋划、奔走。有时,他还被一些文化单位邀请参加一些民俗文化相关的讲座、会议,发表自己的观点。最近,他的家乡为了弘扬儒家文化,成立了马融文化研究会,聘请他作为名誉会长,还准备在西宝高速公路绛帐出口立一个东汉大儒马融的雕像,为此他又不辞辛苦多次回老家指导工作。在他的黄土文化精神的感召、影响和帮助下,近年西府地区出版了《宝鸡民俗丛书》《西府布艺》《西府社火》等一批有价值的专著。马融“绛帐传薪”的历史典故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代代相传,王世雄的黄土文化精神正是“绛帐传薪”精神的延续和发扬。
2012年12月11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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