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妇郑淑嫦
湖山涵涌西子泪,天地感召英雄殇,“添个鉴湖女侠墓,游人凭吊泣斜阳”。仅孤山而言,钱塘苏小小冢,郑贞女淑嫦墓,还有在西泠桥堍秋瑾埋骨处,应是新的女版的湖上“三高坟”。朝看飞霞,暮送归鸿,美人、节妇、侠女,已然鼎立,真令千古西湖生色。不仅美学意义崇高,更成就了我们心中不可名状的温柔怅惘。
“心死十年前,湘水波痕皆血泪;词成绝命后,孤山月影吊贞魂。”(李鹤章联)西泠桥畔旧还有座清朝末年有钱人家太太的墓,墓主姓郑,名淑嫦,副将尊友女,湖南湘乡人。她也不是什么名人,只习过一些书史,工词翰,听说是死了以后,家里人出钱在西湖边买了一块墓地,就留了下来——如今谁也不可能来此买地、盖房抑或长眠。至于这位郑女士是怎么死的,有说是该女早丧夫,愿奉亲以终老,附近闻其才貌,求亲者众。父有意再嫁,不从,留诗铭志,自缢死。又是一个有个性的倔强女子,小而言之,郑氏是为夫守节,毫不动摇;大而言之,反衬出她从小女子转变为“小丈夫”的存在价值,改聘他人难保会过得更好。于是这位郑贞女便成了一个令人怜爱同情的公众女性人物,一路从家门口上表到朝廷里,最终批准为节妇,是足以荣耀一生的。
“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则全中国的风俗都没有意义了。”(著名法学家张君劢语)中国的古典文人就是有种说不出的奇怪。在他们的眼中,一则要求女子必须以忠贞为上,一次不贞,一世遭弃;二则又对有主见的叛逆女子大加赞赏,格外垂青。当然这前提是要有一个好容颜,有一段好剧情,至于事迹半真半假、亦小亦大均可——中国式的男性逻辑大抵如此。什么是好女人,什么是不被遗忘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女人。
其实,诸如旌表,不过是豪门巨族家锦上添花的美事,其教化本意难以彰显甚至臭名昭著。难为那些贫者往往泯灭勿彰,虽有更辛酸动人的人生经历亦不得竖。为此,饱尝这份苦的慈禧降了标准:“不论妻妾,但年三十以前夫死而守节至五十岁者,或年未五十身故,其守节已及六年者,均谓之节妇。”这样一来,节妇从咸丰朝的年平均七千零二人增长到同治朝的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七人。究其因,有一半是被或怕被太平天国军奸污,殉节而死。于是,贞节牌坊在神州大地林立,虽穷乡僻壤也能望其身影。
那西湖边怎么不见一座贞节牌坊呢?许原也有的,后觉得没必要都拆完了。说起来,这是非常独特的。杭人不若徽人,众建牌坊,以彰女德,以耀井闾。杭人讲究合于情,止于理,恰到好处,对于小节烈,有个墓,届时撰联张之就最好了,留下半句“百年留女诫,梅花挺节傍孤山”,或者一句“千古贞风光日月,一抔黄土壮湖山”。只有如秋瑾女侠者,才配修建牌坊,升入祠宇。
杭州人就是这样可爱。杭州有一个陈节妇,也是有名的,伊为清嘉庆间书生崔升妻。其墓俗称双吊坟,故址在万松岭路上,仅存墓台遗迹。今重建有节义亭,亭内竖陈进书“双节义”,碑阴节录俞樾先生《春在堂随笔》中文字:“万松岭有双吊坟,闻祈祷有验,香火甚盛……因坟为屋,塑男女二像,门外一碑,载其大略曰:嘉庆间,有崔升者,京师人。携其妻陈氏来杭州,落魄不能归。或有以夫妇两全之说进者,陈不可。后益穷困,同投环死。钱塘令哀而葬之,并建亭曰‘节义’。”《杭俗遗风·备考类》也有一个记载:“迨后香火愈盛,求签还愿者咸以匾对为谢。故将平屋三闲,路亭一座,其椽梁壁柱并无一隙余地,甚至去旧换新,抄录语句,存留姓氏,另立总匾,积有几千号数,犹有造辕门,竖旗杆,即社酒鸡豚,无间寒暑。近今又有人于对面更造三间,供立崔府君三代神位,铺排装饰,尤为炫耀。”
据说这类有节者的墓地素有灵验一说,经常夜半也有人叩拜,今长桥一带的老居民中就流传着一个故事。同治间,敷文书院有一穷书生途经节义亭,饥寒困顿,恍惚间,见一男一女软语安慰,并赠银两若干,待清醒时怀中果有一包碎银子。以后又有多名书生得到过崔升夫妇资助。不知当年郑贞女墓前有无上演如是故事。
“死生大义须臾事,留取芳名几百秋。”贞女有幸,湖山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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