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留魂敦煌

常书鸿留魂敦煌

常书鸿先生，杭州人，祖居南山路荷花池头，原来西湖的儿子竟也可历练成如此佛心铁骨。落日孤烟，荒沙蔓草，常先生悲壮的情怀在茫茫戈壁凝成了一汪永不干枯的心泉。

在雨夜合上窦心传编著的《大敦煌》，一种无言的痛深埋于心。吹去尘灰旧暗，不想再提愚昧的王圆箓，也懒得责骂狡黠的斯坦因，在古老神圣的敦煌面前，他们只配做可悲的小人物。曾幻想，倘若佛光里的经卷会飞，佛像会跑，敦煌的历史就不会有现在的残缺和破碎。那些已剥落的、被捣毁的壁画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反思。

走近敦煌，心总是受伤的，清宫对敦煌艺术的熟视无睹，使得劫后的莫高窟成了第二个流泪的圆明园。当陈寅恪得知伯希和在六国饭店办敦煌展，恸哭流涕：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罗振玉等更是每日到伯希和的寓所抄录敦煌遗书，奔走呼告联名上书保护藏经洞。西北的悲剧终于使清廷意识到我中华文化的失不复得，遂决定将剩余的文书全部运往北京。可当京师图书馆的馆员还没来得及着手研究，大清便亡了，十八箱敦煌遗书整编了八千六百九十七号，从此再无下文。

然而，沉默不语的石窟终未被人遗忘，如梦如幻的敦煌注定会铸就艺术的永恒。来自荒漠的声嘶力竭的呼唤，让一批又一批一流的画家学者怀着对艺术的虔诚，住进了深沉厚重的石窟，成了敦煌的守护神。在敦煌的学人中，常书鸿是我最钦佩的一位，敦煌是他魂牵梦萦的圣地，他喜欢敦煌的金色。一本塞纳河旧书摊上的《敦煌石窟图录》（伯希和著）使他忘记了在巴黎的声名，告别了法国。伯希和书中恢宏的构图和细腻的笔触足以与拜占庭基督教绘画媲美，有些画作的奔放风格比西方现代派还要粗犷。在吉美国立东方美术馆，他被从敦煌掠夺来的唐画震撼了，时过千年，画中的表现手法和技巧依旧前卫和现代。出于对故乡的眷恋和艺术的执着，他顿感自己的艺术之根在中国，就在敦煌遥远荒凉的沙漠里。七年后，他像中世纪的苦行僧顶着早春的刺骨寒风，踏上了去西天取经的征途。为尽早成行，他去了重庆，向当局筹集了五万元经费，并在个人画展上卖了画作以充旅资。当他带着几骆驼队的颜料、纸张和画具抵达敦煌时，他醉了，惟妙惟肖的壁画使他不能自拔。他怀揣着刑徒的心理，将自身的荣辱沉浮、恩爱情怨全交给了敦煌。他要求同来的人都抱定了一颗舍身饲虎的决心，即使不信佛，也得将自己修炼成佛爷。而他自己则决定与敦煌艺术相伴终身，他不会走，他要留下来守着敦煌。

在大漠绝地，他和他的学生孤军奋战了四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无奈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一纸电文勒令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他的学徒一个个都辗转去了异地，他的身边只剩了一个泥瓦工和一个总务。但他的信仰却不曾有变，为重振敦煌，他去找了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保住了敦煌的编制。1946年的一个雪天，他领着一队人重回了莫高窟，在敦煌的感召下继续开始他的研究。从此他的生命里再不能离开敦煌。我常在夜雨中静想一个文化人的定位，我以为文化人的第一戒就是对文化本身的敬畏。一个文化人若能以朝圣之心远涉狂沙侵蚀的边关，即使生存的条件再恶劣也不动摇，他的精神和品格必能感动世人，使旧的艺术形式在一个新的时代获得更伟大的生命。在世间的华美面前，懂艺术的人都会心潮奔涌，在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其实，秦汉气象、魏晋风度、唐魂宋魄、明清余韵就存于我们心灵的某个角落。飞天之所以看起来飘舞灵动，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心受到一种情感的抚慰，心的激赏会让我们思绪飞扬。

可是，一个人的精力过多，人生之累也多。常书鸿一心扑在敦煌上，莫名的凄苦和无边的寂寞使他的妻子与懂她疼她的赵忠清（青年军官，常书鸿任命的总务）走了，再没回来。常书鸿失声痛哭，自觉亏欠太多，对不住妻儿。他的沉重，他的哀怨，他的辛酸，变作了敦煌的一支悲凉的塞曲，在朔风里放大了游子的忧愁。也许是常书鸿付出了太多，让尘世里的佛流下了怜悯的眼泪。不曾想，风尘仆仆中，一位叫李承仙的女子被常书鸿的精神打动，从成都赶到了敦煌，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后与他做了一对敦煌璧人。敦煌把他塑成了不动尊，莫高窟是他的魂，他是莫高窟的心。如果有来世，他还要做常书鸿。

寒山禅师有一首诗：“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更与何人说！”常书鸿不是诗人，也不作诗，没能像到过敦煌的于右任和张大千以诗言志。常书鸿说他自己是个敦煌痴人，不比张大千是个居士，出家可长可短，我是沙弥，一守就是一辈子。

（原载《方远》总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