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在星条旗下，还生活着一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托派”们。

所谓“托派”，是人们对于“托福派”们的“雅称”。中国大陆的大学生们，靠着苦读“托福”，苦读“GRE”（研究生英语），内中的优秀者获得了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来到了美国。他们属于自费生。我的两个儿子都是“托派”，靠着优秀的“托福”成绩，获得美国的全额奖学金，来到美国学习。

随着中国许多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靠着家庭的财力自费留学美国的学生也日渐增多。像学费很高的斯坦福大学，也有许多中国自费留学生，这充分表明中国“先富起来”的家庭的经济实力。

除了自费生，还有许多中国公费留学生。2007年9月，中国教育部发布了《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管理规定（试行）》，要求公派出国的留学研究生学成后需要回国服务两年，如果不遵守则需要偿还所有的资助费用并支付30％的违约金。

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国家有十个，名列第一的是美国。据2011年统计，中国现在每年前往这十个国家的留学生人数是：

美国——22000人

英国——20000人

澳大利亚——19000人

日本——18000人

法国——15000人

加拿大——13000人

德国——12000人

新加坡——5000人

新西兰——4000人

瑞典——2000人

美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首选国家，是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最富有的国家，拥有众多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当然，自从“9·11”之后，美国收紧了签证，很多中国留学生改为前往其他国家，使最近几年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减少。

就美国而言，在1988～1993期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占第一位。2003～2004年的统计数字显示，约有五十万外国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其中10.8％为中国学生。目前，印度在美国的留学生最多，居第一位，而中国则居第二位。

中国大陆前往美国留学的学生，大体上分为三批：

第一批最早，从1979年中美建交起，到1983年。这批留学生以公派为主，内中90％返回中国大陆；

第二批是1984年到1988年，自费留学生明显增加，回国率开始下降；

第三批是1989年之后，中国大陆对于留学生采取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自费留学生更为大大增加。

自费留学生的增加，也由于美国在中国大陆进行“托福”和“GRE”考试。中国大陆是在1981年下半年开始承办“托福”等国外考试业务。那时，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原教育部）批准建立了“中国国外考试协调处”，与美国的“教育考试服务处”签订了协议。

美国的教育考试服务处（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是在1965年负责承办“托福”等考试。这种考试是专为非英语国家的学生申请赴美国或加拿大等国上大学或入研究所院，提供一种统一的、标准化英语水平考试。

30多年过去，如今美国和加拿大有两千多所院校规定，凡是非英语国家的学生申请就读，只有“托福”或“GRE”成绩达到该校入学标准，方可入学。也就是说，“托福”以及“GRE”，已是步入美国大学必不可少的“门票”。

如今，全世界每年已有60万人参加“托福”考试。在全世界已设有1600多个“托福”考试中心。内中，有30个设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出国热，很自然引发了“托福”热。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中，“托派”越来越多。在这些“托派”之中，以理工科学生为多。

这些“托派”到了美国之后，生活究竟如何呢？

我的两个孩子当年也是“托派”。如今，长子从美国被派往中国台湾工作，已经在那买了房子，安家落户；小儿子则定居在美国旧金山。这里，记述他们当年在美国的“托派”生活，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

1993年，我和妻飞越重洋，来到美国东北部的山城匹兹堡。那里风雪弥漫。一辆红色的小轿车驶来，停在雪地里，从车中跳出一个穿鲜红滑雪衫的又高又大的小伙子，那便是我的长子。已经三年多没有见到他了，如今他胖得长两个下巴，身体非常壮实。许久许久，没有听见他呼喊“爸爸”的声音，现在又重新听见，倍感亲切。

他原本是学材料科学的。他在宾州大学，先是获得材料科学硕士学位，却由于材料科学方面的工作不容易找，接着又念了个电机硕士。他在宿舍里贴着这样的对联：“博士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这位“尚未成功”的“博士”，一见到我，滔滔不绝地谈起“足球经”。令我吃惊的是，他居然成了宾州大学足球校队的队员。这不是我们所说的足球，而是美式足球，亦即橄榄球。橄榄球是颇为危险的运动，队员们戴着头盔，猛烈地冲撞着。几乎没有中国学生去参加这样剧烈的运动。而他，原本对于体育毫无兴趣。记得，上小学时，上面派人到各小学挑选游泳“苗子”，不知怎么搞的，看中了他，说他的身材正适合培养为游泳运动员。真是天晓得，一见水就怕的他，在游泳池旁冻得发抖，从此不断咳嗽，进而发展为哮喘。如此这般，中学时，我每每为他的体育课成绩能否及格而发愁……

他的驾车技术已不错。我和妻从匹兹堡去费城、华盛顿、纽约，一路风雪，往返几千公里，由他开车。他随车带着详细的公路图，边开边查，居然都能到达目的地。有人曾开玩笑地对他说过，凭他现在这口流利的英语和娴熟的开车技术，回国当翻译或者“的士”司机，都可以生活得不错。他摇头，说的仍是那句挂在嘴边的话：“博士尚未成功……”

我注意到他的车斗里，放着两样东西：

一是鸭绒睡袋，不论到哪里，他总是拿出睡袋，把拉链一拉，把滑雪衫垫在脑袋底下。过一会儿，他就发出呼噜声，“着啦”！他在美国养成了随遇而安的习惯，吃什么都行，睡哪里都行。他说他在美国跑了三十五个州，就是这么过来的。在美国3年多，他算是经历了风风雨雨，而风雨冲走了他身上的娇气。毕竟在异国他乡，既要学习，又要维持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二是车斗里放着一身西装，一件白衬衫，一根领带，用衣架套好，外面再裹着一个大塑料袋，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遇上“正式”的场合，他就把这一套“礼服”穿了起来。再不像过去在家里那么邋遢。他说，很快就要去工作了，不注意仪表是不行的。

他变得懂事多了。一听说妈妈的头有点疼，就开着车到处给她买药。在雪地里行走时，他生怕妈妈摔跤，总是搀着妈妈慢慢地走……

他驾着车，带着我们来到特拉华州纽瓦克市，前往特拉华大学，去看弟弟。弟弟比他小三岁，长得比他还高。跟他相比，弟弟显得“嫩”多了。

弟弟和另两位同学合住一套公寓，一厅两室，那厅足有二十多平方米，还有一间十平方米的厨房，一间十平方米的卫生间。这么大的房子，空荡荡的，客厅里除了一张圆桌，四把椅子之外，别无其他家具。其原因是他们尚在学习期间，流动性大，常搬家。置办了家具，搬家时就很不方便，也就索性不买。那套桌椅还是花25美元买的旧家具。这么一来，他花200美元买来的新电视机只得放在地毯上，看电视时，也就坐在地毯上看。

弟弟见到哥哥和我们一起远道而来，忙得不亦乐乎。他打开电冰箱给我们看，里面放满了他买的各种食品。往常，他在家里是从来不买菜的；如今，冰箱里居然放着毛豆、鳝丝、牛肉、大虾、墨鱼、青椒、花菜等等，都是他自己开车去“采购”的。他说这儿河里有大甲鱼，美国人是不吃甲鱼的，要不是忙于考试，他会抽时间去钓甲鱼。他居然捋起衣袖，剥起虾仁来。他把虾头一扔，用力挤一下虾尾，虾仁就“脱颖而出”，那动作之熟练，令我十分惊讶。须知，在家中，他这个“干部”是从不“下”厨房的。那天，哥哥和他各献手艺，做了一桌子的菜。最早被“歼灭”的，便是弟弟炒的虾仁。他说，平日功课忙，只好到餐馆里吃。稍空，就自己动手烧饭、烧菜，所以，才有了那么点“手艺”。

吃完之后，老二把剩菜都收进冰箱，说是留着下一顿给他吃。往日，在家中，他总是吃新炒的菜，几乎不吃上顿剩下的菜。来美国后，一切都得自力更生，知道金钱来之不易，也就懂得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他是老二，平素大抵是最受宠爱的缘故，生活自理能力很差。虽说来美国后已大有进步，但是仍未能达到“水准”。

他的房间里，有两个大壁橱。我打开一看，里面乱糟糟的，只有几本专业书籍放得整齐。令我忍俊不禁的是，我们来美国之前，他打来长途电话，说是要一套西装，以便找工作时穿。我们知道他出国时带去一身西装，也许已经穿旧了，也就给他又买了一套新西装。跟他一见面，他竟说不知道自己有过一套西装。于是，我们打开他的箱子，一翻，就翻出一套西装来！原来，他连自己箱子里有一套西装都不知道。怪只怪他出国时，我们过分“包办代替”，他的箱子是我和妻替他整理的。这么一来，他就不清楚箱子里有些什么“家底”。到了美国后，他只从箱中拿出一些日常用的东西放在壁橱里，不再开箱了。虽说他“一塌刮子”只有两只皮箱，但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他，连这两只皮箱也不会整理……

老二学的是电脑专业。他知道，平日用电脑写作的我，对电脑颇有兴趣。于是，他邀请我们去参观他的电脑实验室。在他的带领下，全家上了车。特拉华大学是一所花园式的大学城，幽静而美丽。我们的车穿过校园，停在他的实验室门口。大门紧闭着，他开始翻找钥匙。先是翻找上衣口袋，经过一番“搜索”，毫无结果；接着“清查”两只裤袋，也一无所获。就在这“搜索”、“清查”过程中，不时从衣袋里掉出小纸片之类，我们赶紧帮他捡了起来。良久，他只得抓抓头皮，很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了声“抱歉”。原来，他平时穿的是一件牛仔衣，钥匙放在牛仔衣的口袋里。我们来了，他换穿了件皮夹克……

无可奈何，我们只得驱车回他的宿舍。当他终于用钥匙打开实验室的大门时，显得兴高采烈。他像一位教授似的，在实验室里指指点点，说这道那，津津乐道于他的电脑专业。

当我们离开特拉华大学，前往纽约和华盛顿时，曾希望老二和我们一起去。他却摇头，说自己正忙于考试。那时，正值寒假，所以老大有空陪我们驱车数千里，老二怎么在寒假里还要考试呢？原来，美国学校是实行学分制的，你只要考满学分，就可以提前拿到硕士或博士学位。老二照理要花两年时间才能拿到硕士学位，他却想在一年内拿到。所以，他连寒假都不休息，想早点考满学分。老二的学习成绩向来不错，到美国后，成绩也全是A……他既然如此用功，我们也就不勉强了。

没多久，我接到老二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向我们报喜道：“我已经提前一年拿到硕士学位了！”

我的两个儿子，只是星条旗下众多中国大陆“托派”中的两朵“浪花”。我见到许多像我儿子那样的“托派”。

比较艰难的是那些没有拿到奖学金（或者奖学金不多）的学生。他们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如果学校在大城市，打工的机会还比较多。如果在小城市，几乎很难找到打工的地方，那就只得等到放假时，外出打工。也有的是帮教师带实验课，或批改作业，拿一点工钱。

对于“托派”们来说，最关键的一步，是在拿到硕士或博士学位之后，能否在美国找到工作。一般来说，硕士毕业比博士毕业容易找到工作。这是因为博士的年薪高于硕士，很多美国公司宁要硕士，不要博士。硕士毕业生，找到年薪三四万美元的工作，已是不错的了。我小儿子的同班同学，就在我们来到美国的那些日子里，硕士毕业，并找到一份年薪五万美元的工作，而他不过二十四岁。

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生活也不宽裕。我的一位朋友借住在一位美国老太太家中。老太太免收她房租，而且还给她一百美元零用，条件是：每晚七时以后，不要离家。另外，老太太半夜上厕所时，扶她一把。这叫“伴住”。她能找到“伴住”，算是运气。她对我说，她反正没有汽车，如同没有“腿”，平日也只在校园里走走，何况在美国没有多少朋友，夜间更不会外出，所以这“伴住”对于她来说无所谓……

有一回，我参加一个“PARTY”（“派对”，亦即聚会）。研究生们对于自己未来的前程，坦陈己见：

有的因为专业较好，对于毕业后在美国找一份称心工作充满信心，表示愿在星条旗下安排未来；

也有人为美国经济的不景气而忧心忡忡，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想回国吧，拿个硕士学位回去，在国内已不稀奇，戴顶博士帽回去还差不多。不过，回到国内，“洋博士”们远远比不上那些“大款”、“大腕”们。在星条旗下求学，过的是清贫日子。回到国内，虽说国内对于回国人员给予优惠条件，可是不论怎么照顾，博士也只是工薪阶层中的一员而已。人们说他们“讲话洋里洋气，花钱小里小气”，这话形象地勾画出“洋博士”的模样。说实在的，一提起回国，“洋博士”们犹豫不已……

在那次“PARTY”上，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令我难忘：正当我们说及中国大陆的情况，提及了朱镕基。忽然响起了女声，问道：“朱镕基是谁？”那位小姐的问话，引起哄堂大笑。笑罢，倒是引起我的深思。那位小姐忙于打工，不看报纸，不看电视新闻，已到了颇为惊人的地步。我还发现，当说起美国的股市时，虽说她学的是建筑专业，但她显得很内行，股海的起伏，她一清二楚。

在星条旗下，类似于那位小姐的人，其实也不只一个。人们忙于求生，已淡忘了政治……

我注意到，已有不少“洋博士”在大洋彼岸“下海”。我曾如此陈述过我对于中国“留学史”的见解：

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那一代留学生，从国外回来，给中国带来的是革命；

李四光、钱学森、茅以升他们那一代留学生，从国外回来，给中国带来的是科学；

现在这一代留学生，从国外回来，给中国带来的将是资本！

这“资本”未必是中国留学生们自己的钱，但他们确实能够帮助引入外国的投资。

我所概括的中国“留学史”未必准确，但是我想，起码是反映了历史的某种“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