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宾州大学杨忠道教授的客厅中，我立即被浓浓的中国文化气氛所包围：竖着的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苏渊雷教授送给“忠道老兄”的草书“天涯何处无芳草”，横着的是画家朋友赠他的国画《菜根香》，那白菜、大葱与翠绿的西瓜、红色的萝卜组成一幅平和的家常图景……
满头飞霜的杨忠道教授，是苏步青教授的高足，在数学界享有盛誉。他多年担任美国宾州大学数学系系主任、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杨忠道教授有两子两女，都已经成家，都有了下一代。他送给我摄于1999年的“全家福”，我数了一下，总共有十三人之多！其中，既有美国女婿，又有韩国媳妇。英语是他们这个“国际大家庭”的“通用语”。在他的子女之中，长子继承了父业，如今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不过，他家只有在节假日才处于“爆满”状态。子女们都不在费城——在离费城不算很远又不算太近的纽约和华盛顿。平时，四百多平方米的房子显得空荡荡，只有他与老伴康润芳相厮守。按照美国的习惯，家中不雇保姆，但是雇了“钟点工”，每周来一天打扫房子，秋天扫落叶，冬日扫雪。
他与妻子的“通用语”是中国的普通话，而我与内子跟他又多一种“通用语”——温州话。
他是我的温州老乡。细细“考证”起来，他曾在温州瓦市小学当过教师，而我曾经在这所小学上学，虽然我上学的时候他早已离开，但是也算得上师生。至于我的妻子姓杨，跟他则有着亲戚关系，甚至比他大一辈。
杨忠道教授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在家里，总是穿一身薄绒衣裤，看上去像个体育老教练。外出时则套上一件蓝灰色的滑雪衫。只有一回跟他在家门口拍照，他才在薄绒衫外面套了件西装。
每天一大早，他就独自驾车出去买报纸，约莫十几分钟就回来了，手中拿着几份当天的报纸。看报是他和夫人的共同爱好。
我在他家叨扰了三天。我们常常对坐而聊，他喜欢回忆往事。大约由于彼此都是温州人，而且我过去采访过苏步青院士，又跟他的同班同学谷超豪院士熟悉，所以我很容易进入他的回忆世界。他的夫人间或插上一段，补充了他的回忆。
夫人随口而说的一段“故事”，生动地勾画出杨忠道作为数学家的形象：
有一年，岳父、岳母从台湾来到费城，住在他家。住了几天，就觉得女婿怪怪的！每天清早，别的教授都开车到学校去上班，他却呆在家里，不去学校。他钻进书房，用铅笔在纸上写来写去。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有时望着天花板发呆。在中午一起吃中饭时经常心不在焉，答非所问。到了下午，他还在书房里写写停停，停停写写。到了晚上，他的书桌上堆了一大摞被他用铅笔“画”过的纸。他居然把这些纸全都扔进垃圾箱！到了第二天，又重复昨天的过程……
听罢夫人讲的“故事”，杨忠道教授连忙作了“注释”：
数学教授跟物理学教授、化学教授不同。因为物理学、化学教授在上课之外，必须呆在实验室里。离开实验室，他们无法从事科学研究。数学教授除了一周六节课之外，则呆在家里，凭着一支铅笔、一张纸就可以进行数学研究。
至于他在家演算了一天，到了晚上为什么要把演算纸全都扔进垃圾箱？那是演算的思路错了，当然那一大堆演算纸也就成了废纸。
听了他的这番解释，我不由得记起在采访苏步青教授时，我曾问他：温州出了那么多数学家，据说跟温州靠海有关，因为从小吃黄鱼长大，脑子特别聪明！
苏老听罢，严肃地答道：“这跟黄鱼无关。在旧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研究物理、化学需要实验室，而研究数学只要一支笔、一张纸。”
杨忠道就是靠着一支笔、一张纸，不倦地在数学王国探索未知。
杨忠道是一个“老”留学生，在星条旗下度过了半个世纪……
1923年5月6日，他出生在温州远郊的平阳县张家堡（现在划归苍南县）。说实在的，他的父母身上都没有“数学细胞”。父亲杨箎孙，只有初小文化，而母亲苏氏则是文盲。
至今他谈起父母，仍充满感激的心情。他说，是父母节衣缩食，送他上学。由于家中经济力量单薄，父母只能供他上学，虽然在他之上有两个姐姐，但在那时重男轻女思想之下父母只看重他。在他之后又有了弟弟，却由于能力有限，弟弟也没有他这样的上学机会。他说这很不“公平”，所以他后来不仅在经济上帮助父母，而且也帮助姐姐和弟弟。
他在平阳私立关西小学读四年级的时候，谆谆善诱的数学老师黄仲迪讲述“鸡兔同笼”，引起他对数学的兴趣。黄老师领他步入数学殿堂的大门。
他考入温州中学之后，深得数学老师陈仲武的赏识，成了陈老师手下的“数学尖子”。陈老师甚至把自己唯一的一本英文原版《微积分学》，送给了杨忠道。
杨忠道铭记师恩。如今他在温州中学所设立的奖学金，不提自己的名字，而是命名为“黄仲迪、陈仲武奖学金”。
常言道：“一道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在杨忠道的人生道路上，第三位恩师就是数学大师苏步青教授。
杨忠道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系主任就是苏步青。苏步青也是温州平阳人，也是从温州中学毕业的。对于苏步青，杨忠道心仪已久。经过苏步青同意，杨忠道选修了苏步青主讲的四门数学课。
在苏步青的指导下，杨忠道从大学四年级到毕业后两年助教之中，完成了五篇数学论文。他的数学才华，不仅得到苏步青的看重，而且引起数学界的注意。
1948年，他进入了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担任助理员。
1949年1月，由于“中央研究院”迁往中国台湾，他也随着来到台湾。一年之后，他获得美国奖学金，前去攻读数学博士学位。这样，他来到了星条旗下。
作者夫妇与宾州大学数学系主任杨忠道教授在校园内
在美国他幸运地又遇良师。他在蒙教授（Deave Mongomery）的指导下工作前后达二十多年之久。蒙教授是数学界的泰斗，曾经担任美国数学会会长、世界数学会会长。不过，在美国，学生对老师表示亲热、尊敬，总是叫老师的名字，而这一点杨忠道却万万做不到。
杨忠道以他罕见的勤奋和难得的才华，在数学的道路上接连闯关夺隘：
1952年5月，获美国数学博士学位，这时他年仅二十九岁；
1958年，成为宾州大学终身副教授，这时他三十五岁；
1961年，成为宾州大学终身教授，这时他三十八岁；
1968年，当选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时他四十五岁，是当时最年轻的一个院士。
作为外行，我读不懂杨忠道教授的数学论文，不懂他在“代数拓扑及其应用”、“拓扑变换群”领域的杰出贡献，但是从他在美国的“奋斗史”觑见了他的数学成就和在数学界的地位。
他说，在美国大学，不讲“关系学”。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真本事。在他晋升正教授的时候，受名额限制，要么是他晋升，要么是另一位副教授晋升。主持晋升工作的是一位老教授，而那位副教授是老教授的学生。老教授不讲“关系学”，以为杨忠道在数学上的成就更大，就推荐杨忠道为正教授。直到一年之后，老教授的那位学生终于晋升为正教授。
杨忠道教授退休后，宾州大学数学系里招收中国研究生时，却还要征求他的意见。每年，宾州大学数学系要招三十名研究生，其中总有四、五名是中国人。他从来秉公办事，不讲“关系”。他很冷淡那些向他找“关系”、开后门的人。
我问：“你挑选中国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他答道：“三条标准，一是要聪明，二是要努力，三是要‘调皮捣蛋’。”
我又问：“什么叫‘调皮捣蛋’？”
他答道：“中国学生学习水平通常比美国学生高，这是优点。但是中国学生往往缺乏独立精神，依赖老师，很‘听话’。其实，在科学研究上，一定要有独立的见解。所以我喜欢那些‘调皮捣蛋’、不‘听话’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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