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最高境界

人生的最高境界——陪潘懋元先生赴宁波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被誉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者、学术泰斗”和“弘大学之道、扬理性之光”的一代大师，在国内外高等教育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厦门大学念书的日子，我越来越觉得，先生既是经师，更是人师，教会我们如何做人。在此，结合陪同先生赴宁波的一些小事，谈谈我在先生这里的所学所获。

1.先生休闲时像一个小孩

一位老年人，尤其是一位具有较高威望的老年人，如果还保持着一颗童心，时常现出童趣，那么，这不仅是他乐观、快乐、开朗、健康和平易近人之性情的流露，更是他达到一种至高修养境界的体现。平常与先生的接触中，主要是听先生作报告、授课、解惑及与其他人士交流等，更多地体现出先生的沉稳、严肃和理性；而在这次与先生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更多地感受到了先生“贪玩”、柔和与“天真”的一面。

其间，我提到几部电影值得一看，比如《太行山上》《特洛伊》《活着》等，不仅具有娱乐性，更具有知识性和思想性。先生便说:“我好久没有看电影了，下次要到电影院去看看……”

在宁海温泉大酒店，晚上余斌、刘自团和我三人陪先生去泡温泉，先生像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似的，眨眼工夫就在我们的搀扶下来到了水池边。我们扶着先生进入水池，先生笑着，笑得那么灿烂；先生还不时招呼我们，去池中游一游。泡完温泉出来之后，我们才发现门口写着:七十岁以上高龄者及高血压患者，不宜进入。然而，先生已经八十六岁高龄了。看完之后，我们四人相视一笑……

那天早上从宁海温泉大酒店出来，车子在附近转了一圈。那里青山碧水，空气宜人，先生不时感叹，这里是一个避暑休闲的好去处。余斌指着其中一处别墅说:“我在这里住过一个晚上。”先生笑道:“哈哈，我都还没有住过这么好的地方啦！”我们下榻的杭州湾大酒店，周围有山有湖有园林，透过先生房间的落地窗，外面风景尽收眼底。在宾馆稍坐片刻，先生提议:“现在离吃晚饭还有一个小时，我们到外面去转转，外面风景多好！”于是，余斌与我搀扶着先生，踏着黄金般的夕阳，攀登到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上，随后又来到小湖边，我们三人差点购票上了湖中供孩子和情侣们嬉戏的皮艇……

先生想去看杭州湾跨海大桥，徐总事先给大桥总指挥部打了一个电话。临走时，徐总突然问:“有没有照相机？要不要照相呢？”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先生就说道:“我们没有带相机，最好带一个吧。”先生顶着强风，戴着安全帽，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杭州湾跨海大桥，拍了照后，先生特意叮嘱王主任:“到时再把照片寄过来……”

中午在杭州湾大桥附近的一个农家山庄吃饭，那个山庄占地千亩，中央有湖，风景如画，犹如世外桃源，先生沉醉其中。由于没有菜单，王主任不知先生的口味，便拉上我去点菜。我也把握不准先生的口味，便试探性地请示先生:“先生，您今天想吃什么口味的菜？”先生笑道:“主要看看这里有没有特色菜嘛！”于是，我便与王主任围绕“特色”二字做文章……

有一位高僧曾说，他年幼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一段时间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到了后来，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我想，这或许也是人生的三重境界。在孩提时，带着纯真，看什么是什么；到了一定时期，有了一定的阅历和思想，人变得复杂了，看什么都不只看到事物的本身了；再到了一定时期，大彻大悟了，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非常透彻，就又能够还原事物本来面目，从而在某些事情上就会表现出童心未泯的一面，而这个阶段，才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先生已经到达了第三重境界。

2.生理和心理上的放松并不意味着思想上的放松

许多德高望重的老人像个孩子，是人生的至高境界。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智者毕竟是智者。两者的重要区别就是:孩子的纯真不仅是生理和心理上的，也是精神和思想上的；智者的纯真则是有条件的、外在的和享受性的，一旦涉及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等许多严肃的问题，显现出的便是坚定、沉稳、克制和理性的一面。

那天中午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学苑宾馆就餐，先生听说是自助餐，就提议我们几人早点去。于是，我们陪同先生，说着笑着上楼去。在楼梯上，我说:“自助餐及自选商场等，都是西方传过来的，自由随意，挺好的，我国应多推广自助餐。”先生没有反应，显然他不赞成我的观点。因为平常我们与先生一起闲聊时，先生都会发表他的看法，若是沉默，就表明自己有着不同的观点，或者有着其他方面的考虑。于是，我赶紧补充一句:“不过，自助餐还是无法取代正式宴会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我刚把第一句话说出口，就知道那句话不符合先生的价值取向。因为先生是非常重视人情、重视气氛的，非常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交往，先生在家里举办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周六沙龙就是有力的例证。可见，尽管平常先生可以与我们像个孩童似的闲聊，但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在何种语言环境下，先生都不会放弃他的立场和原则，不会欺骗他的思想和精神。

记得那天与贤江中学的校长一起聊天时，我们讨论了一番应试教育的弊端。那位校长不赞成以考分决定学生的去向，主张多元标准招生。先生说，以分数决定胜负确实不恰当，但是现在也很难拿出一套很好的解决办法。我随即对先生说:“我觉得高考胜利者，他们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来说还是要强些，北大清华的学子相对于一般本科院校的学子，就是有着不同的创造力。”先生既不否认，也不点头。要知道，刚才我们都是在非常平和与欢快的气氛中聊天的。然而，我的这句话，一下子使先生变得沉默和严肃起来。根据经验，我可以判断出，先生显然不同意我的观点，他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只是一时找不到或者不想去找合适的话来批驳我。前两天，我在先生最近出版的论文集中，从袁振国教授对先生的采访中，发现先生确实是不太赞成以考分作为录取标准和统一高考的。

当先生像小孩一样，享受着童真般的乐趣时，并没有像小孩子们一样忽略别人的存在。当我们扶先生去泡温泉时，先生不时提醒我们小心；当先生擦完背后，也要求我们都去擦一擦，说很舒服的；当我们随同先生一起从温泉池出来，并问先生感觉好不好时，先生说很好，并说给我们添了麻烦……与先生在一起，确实感到他像一个孩子，但又像一位慈祥仁爱的父亲，让你觉得亲切自然。

3.越是有地位的人越希望受到尊重

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崇高伟大的，我曾说，先生这样富有修养的人，五百年才能出一个。但是，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圣人，都需要受到别人的尊重，甚至可以说，越是伟大人物，越希望受到尊重。

那天中午，余斌与我从宁波大学赶到学苑宾馆，来到先生的房间。当时，先生正与宁波市教科所所长喻立森教授交流。其间，我与喻所长也进行了交流。因为我以前在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过两年，对政府直属的教育研究机构较为熟悉，于是，我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可以看出，喻所长听得很投入，也认为我的思想很前沿。我提出:除了政府机关，任何一个单位，包括各种事业单位，都必须有市场意识、经营意识和成本意识，同时也要有人本意识。我还提到，宁波市教科所可以走中小学校和教师评估等道路，把这些业务争取过来。喻所长说政策不允许。我说，在中国，许多政策是可以调整与完善的，并以湖南省教科院高教所电子注册工作一事为例来说明。正当我带着激情绘声绘色地讲述时，先生插话了。随后，我们马上转移话题。其间，虽然先生偶尔也与我们说点关于教科院（所）的情况，但无法进入主题。例如，先生提到中央教科所（现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时，喻所长提出不同意见，指出中央教科所一度存在生存危机，曾打算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但北京师范大学不接受。确实，谈到这类教科院（所）的发展战略问题时，我可能会比先生知道得更多，但如果我们不顾资历声望很高的长辈在场，大谈自己的主张和建议，任何一位前辈都可能会觉得我们忽略他的存在。

（2006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