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平台还是要待遇

择业:要平台还是要待遇

尽管当前博士就业形势大不如前几年，但是，对于我来说，正如邬老师说的，“像你这么一个年轻的没有牵制的小伙，科研能力又这么强，随便哪儿都去得”。确实，许多重点大学和省级以上的科研机构我都可以进去。并且，选择这些平台较高的单位，也是许多甚至是绝大部分博士毕业之后的理想归宿。可是，当我将这些平台较高但待遇较低的单位（称作“A”）与内地一些平台不高但待遇较好的高校（称作“B”）进行对比之后，我似乎并不情愿沿着大批博士们的择业道路走下去，甚至更愿意去那些水平层次较低、地理位置较偏的高校，即选择B。然而，当我下决心这样去走的时候，又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拉着我，不能让我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这种力量是什么呢？我想，这种力量更多是一种世俗的眼光。确实，在我的心里，许多时候也会以单位本身的地位和声誉来衡量个人择业情况甚至个人地位。看来，社会性的人，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而不是真正为了自己活着。正如评论北京博士就业意向的一句话所言，“宁要北京的一张床，不要外地的一套房”。不过，难道这么多人的经验和判断就完全是一种感性的而非理性的选择吗？于是，当“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两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一的时候，我比许多别无选择的博士更加困惑，更加不知所措。

有一个较高的平台，确实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例如，待在某部委，一个处级办公室只那么两个人，待几年就可以当一个处长，变成京官；而在地方，偌大一个县城，才那么一个正处级县长（或县委书记）。同时，平台较高，在信息和资源等许多方面也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对于做学问者来说，有一个较高的平台，更容易出成果，成名家。选择A，我们只需要爬上这个平台，似乎就可以一览众山小；而选择B，则要创建一个平台。毫无疑问，创建一个平台比爬上一个平台要困难得多。而且，在创建平台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仰视A，如果没有创新精神、超前意识和雄心胆略的话，还只能唯A是瞻。但是，选择A，诸如浙江大学等，待遇很一般，进去之后每个月工资才三千多元钱；同时，一次性补助和福利待遇并不令人满意，甚至没有。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校内不提供过渡房，提供的话也要收高额的住宿费，并且有年限限制，也就是你必须尽快在外面购买商品房。这种待遇和生存条件，让我们这些三十岁左右的人如何生活呢？当过了几年，收入增加了那么一点点，开销却是越来越大，子女教育费、父母赡养费、老年人养老保障费等就成为一座座新的大山不断地压过来了。因此，对于在A工作的大部分人来说，活着就是为了应付各种接踵而至的任务，活着就是为了让自己保着这个较为体面的工作，因为大部分人永远只是别人的一个陪衬，永远处在幕后。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是在把人变成鬼。不过，当这些“鬼”下到基层及地方高校之后，他们又变成了人，或许是人上人。（当然，我现在没有盲目的崇拜心理，诸如北大教授及省部级官员，在我眼里，首先是一位教师和公务员，如果他们没有打动我、吸引我的地方，在我内心，他们并没有很大优越感。我曾对某些同学说过，你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不认为你的学术比我好；你在国务院工作，你的权力也不能平白无故压制我。许多人除了单位和身世带给他的光环外，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因此，我也喜欢平台，但要选择较高的平台，却又真的让我觉得“爱你不容易”。

试想，选择B，难道除了待遇好一些外，就真的一无是处吗？就真的没有发展前途吗？从目前来说，选择B，可以让我过上一个安稳而又舒适的生活。安居乐业，“安”字当头。当房子问题、经济问题都不是你前进路上的忧虑时，你应该更有心情来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从信息与资源来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一定要待在北京、沿海地区乃至省会城市才能获得吗？从生活质量上来说，现在交通这么便利，有必要天天挤在噪音污染、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大城市来感受城市生活的繁华、丰富与时尚吗？再说，我在省会城市长沙工作了两年，在沿海城市厦门学习了三年，并没有感到这些地方本身就一定比在家乡岳阳小城生活的质量要高得多。尤其是搞学问，在充满诱惑和喧嚣吵闹的都市里反而难以静下心来。我在厦门大学读书，有时一个月都不曾出过校门，这样，在大城市工作与在小城市工作对我来说，有那么重要吗？从发展前景来看，我从来都相信，“只要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在B工作，更容易让优秀的人才崭露头角；而且，发展道路有多条，尤其对于我们高等教育研究人员，可以将理念更好地付诸实践。一般来说，选择A，个人发展的方向主要是成为知名学者，当上博士生导师，同时往行政道路上走则要难得多。但选择B，则更容易担任行政职务，更利于将个人教育思想转化成实际行动。从这一点看，选择B，道路不是更窄了，而是更宽了。从后果来说，学术成就是一种积累性的可以显性地体现出来的东西，只要在B全力以赴地搞好教学科研，几年之后一般不会比原来留在A的同学要差，那个时候，如果B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在人才流动这样频繁的社会，我们还是可以挪动的。并且，那个时候的挪动，各个方面都有了一定的优势，职称也上去了，资金也积累了，经验也丰富了。我曾对一位博士同学说:“你们留在重点大学，我去三流、四流的本科院校，你们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难道几年之后我比你们在学术水平上还差很多不成？”尤其搞学术，不像行政工作那样等级森严。行政工作，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站得越高，权力越大，更注重个人的权威性。而学术工作，应该是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是倾向于一种扁平式结构，一位年轻的学术新秀可以直陈学术前辈和学术大家的不是；单位不等、学历不等、职称不等、年龄不等的学者们，可以在一起平等地发表意见，只要你讲得到位，虽然某个时候可能由“学霸”夺得头筹，但真理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的。想来想去，我越来越觉得，如果要在A与B中选择的话，我会选择B。

正因为有这些想法，所以前几天我去井冈山学院（现井冈山大学）走了一趟。该校为了引进高学历、高职称的人才，确实花了很大的力气，下了很大的决心，在研究生人才网上连续数月开展广告宣传，以丰厚的待遇招贤纳士。对于博士，该校除了正常的各种待遇外，在五年内还享受以下优惠:①分年度发放安家费八万元；②每年提供生活补贴两万元；③每月提供学位津贴一千元；④提供科研启动经费四万至八万元（文科四万）；⑤提供一百四十平方米的住房（免收房租）；⑥解决配偶工作（双方都属于引进人才，除住房外，其他的都可以同时享受）；⑦免费安装住宅电话一部，电话费按学校正处级干部标准予以报销；⑧视业绩情况可聘任为副教授或教授；⑨补助电脑购置费五千元；⑩每年提供四千元办公经费。可以说，这些优惠政策在博士规模大扩张的今天并不多见。因此，前来井冈山学院应聘的博士着实不少。当时我由人事处引领去教育学院应聘时，该院两位领导都很诧异。因为我的材料没有转送到教育学院，仅在人事处时就基本同意了。他们两位领导对我也非常满意，坐在一起聊了一个多小时，主要谈了一下教育学院的改革与发展方向，谈了一下厦门大学的学术氛围。我没有任何准备，具体讲了什么，事后都记不起来了。不过，有几点倒是记忆深刻。一是提出教育学专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认为发展方向主要有两个:抢占培训市场与加强学科建设。也就是说，一要创收，二要上学位点。事实上，如果教育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不了业，或者就业质量很差，如果教育学院不能通过各种途径增加收入，不能为学校带来声誉，不能为教职员工带来福利，那么，教育学院也就走到了尽头。二是建议加快教育技术学和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后来彭春妹院长说教育技术学没有放在教育学院，建议我们来了之后去争取。三是提出我来了之后，主要做三件事:搞好教学，搞好科研，协助两位领导把这个平台推上去，并提出开设“教师教育学”，力争让它成为精品课程，这既是抢占教师培训工作的一种理论性工作，也是教育学专业发展走向的一种需要。

总之，去了一趟井冈山学院之后，我在内心深处更愿意选择B，我还想用时间与实践来证明博士生择业道路的好坏，都往大城市里挤、都往重点大学看齐并非最佳选择。

（2006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