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北京撞了一下腰

我被北京撞了一下腰

博士毕业之际，我没有向导师邬老师报告就签约了井冈山学院。7月14日，当我从江西回到厦门大学时，邬老师把我狠狠地批了一通。这是导师对我的关心与爱护，也是导师对我学术前景的肯定与鼓励。他对我说:“你这么年轻，科研能力这么强，哪所高校去不得，非要去那样的学校？那不是你去的地方。”正巧，这个时候《中国教育报》高教周刊要进人。我觉得，这个单位应该不错，平台与区域，毫无疑问是很好的，值得一试。

没过几天，《中国教育报》记者黄老师来到厦门大学采访，顺便面试我。我与他联系上后，他约我到他的房间，并带好纸与笔。带纸与笔是做什么呢？我当时还没有明白有何用意，只觉得可能要记些东西。来到黄记者的住处，我还来不及介绍自己，他就拿出一张报纸，要我就香港大学以优厚待遇挖走内地一流学生这个报道为背景材料，在一个小时内写出一篇一千五百字的评论。好几分钟过去了，我还没有进入状态。但是，凭借我较广的知识背景及较强的知识迁移能力，我很快就有了一个框架，并提前十分钟将答卷交给了黄记者。他看后，觉得还可以，随即将它传真到北京。

没有多久，北京方面认为写得还行，同意我去北京面试。但是，在与黄记者几天的接触中，我对去北京有点犹豫。因为，据黄记者介绍，我们进去后，第一年为试用期，工资不高，并且没有过渡房；同时，记者这个行业很辛苦，生活没有规律，有时为了赶稿子，深夜三四点都要被唤醒。于是，我给中国教育报刊社人事处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引进博士是否待遇也与引进硕士一样，那边说肯定不一样，还说原来评的中级职称都有效。于是，我决定去北京试一试。根据黄记者透露的相关信息——我们的老总主要看重两个方面——人品与作品，我特意将我在攻博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复印装订成一本，准备呈送中国教育报刊社。

7月19日，黄记者与我乘火车去北京。当天是周三，我希望尽快去北京，这样可以在以下的两天内办好手续，因此倾向乘飞机；黄记者也想乘飞机，因为他采访的亚南经济研究院可以为他报销。但是，机票不打折，票价要1800元以上。更麻烦的是，近几天的火车硬卧与软卧都没有了。在邬老师的帮助下，我们俩总算购得了两张硬卧票。

7月21日上午，我们赶到了中国教育报刊社。上午10点，我接受六七位领导的面试。他们首先让我自我介绍^[1]（这个自我介绍，我没有写草稿，只在心里打了腹稿），然后问一些学术性的问题，最后提到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办报如何处理个人思想与国家意旨的问题，能否接受办报要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实，是否乐意在你休息时却被唤醒去写一个新闻稿件，等等。一个多小时的面试，我感觉不错，因为我进入了状态。后来，那边的人告诉我，说我的面试成绩至少有90分。

面试结束后，我本以为马上就能拿到用人函，这样可以凭用人函在学校办理相关手续。但是，人事处通知我，下周一体检。当时是周五，我可不想再等两天，因为报刊社不提供住宿餐饮，全部自理；而且，在高校读书，学生是候鸟，习惯了到一定时候就飞走，否则，如坐针毡，因此提议可否下午或者周六体检。但是，下午不验血，附近几所医院周六、周日都不做体检。没有办法，我只得等到下周一。

7月24日（星期一），人事处何老师陪我去北京二炮总医院体检。7月26日上午，我将体检结果交给人事处何老师。过了面试、复试及体检三关后，我以为马上就能拿到用人函。但是，由于人事处处长出差，我现在还拿不到用人函。于是，我当天乘飞机回到厦门。

回到厦门之后，我很想放弃去北京的机会，而去井冈山学院工作。原因有三:第一，北京那边一时还不能完全确定，而我实在不想再等了，有了以前求职的多次打击，我对等待失去了信心。第二，我与井冈山学院已经签约，那边待我不薄，我对那边有感情，也有自己的发展方向，而报刊社那边没有住房，在几年之内待遇不及井冈山学院，工作也辛苦。第三，在北京，物质压力和竞争压力较大，不甘平庸的我，担心身体吃不消；而井冈山学院那边，山清水秀，恬静舒适，工作轻松，是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发展的好环境。但是，邬老师不同意，所有的同学与朋友也都认为我应该去中国教育报刊社。昨天，报社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正在为我争取更好一点的待遇，本周三（即明天）就可以将协议书用特快专递寄出来，还说办公桌都为我准备好了。听了这些话，我有点举棋不定了，觉得没有退路了。去中国教育报刊社，无论从平台与地位，还是从长远发展来看，肯定要比井冈山学院强得多。斟酌之后，我还是做好了去北京的思想准备。但是，在收到北京用人函之前，我还不敢要江西那边出具解约函。因为，我被这样的事情弄怕了。

附:

自我介绍

尊敬的各位领导和老师:

大家上午好！

我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一名应届博士毕业生。首先，我得感谢中国教育报刊社的各位领导给我这个面试的机会，使我与《中国教育报》有了一次亲密的接触。其次，我得感谢黄老师，他为了引领我来报刊社，放弃乘飞机，与我一同从厦门乘火车来北京，一路上，我们交流了许多，不，与其说交流，不如说我向黄老师请教了许多，让我对报刊社的基本业务和工作性质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我均致以深深的谢意。现将我个人的基本情况向各位简要汇报:

1995年，我高中应届毕业，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湘潭大学。湘潭大学，毛泽东故乡的大学，也属于全国重点大学。四年后，从湘潭大学管理学院毕业，获管理学学士；随后，我考入湘潭大学哲史文化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读书期间，由于表现突出，成绩优秀，获准提前一年毕业。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觉得有两点值得介绍。第一是我的处女作获得了重要奖项。1999年，由湖南省教委、省科委、省社科院、团省委等八个单位联合举办了一次“跨世纪湖南青年”论坛的征文活动，参赛对象是全省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等的年轻学者。应该说，层次最低的参赛对象，或许就是我们那些在读的硕士研究生。看到消息后，我怀着试一试的心理，写了一篇五千余字的论文，题目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的运用——试探振兴湖南的战略研究》。没想到，湘潭大学的相关组织部门认为该文写得不错，可以向省里呈交。更没想到，该文在全省汇总的一千多篇论文中，被评为二等奖。这次设一等奖十五名，这些基本上是攻关课题或者集体成果，二等奖二十多名，三等奖五十多名，其他近百篇获奖论文，均为优秀奖。在本科阶段，我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也没有发表论文的意识，而这次，我第一篇参赛的作品却获得了这么一个奖赏，给了我创作的信心，也给了我学习的动力。毫无疑问，这为我能够提前一年硕士毕业奠定了基础。第二是有必要介绍我的硕士生导师何云坤教授。提起何老师，或许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知道。但是，如果说起湖南高教界的一次天灾人祸，或许我们会有印象。2003年4月8日，湖南省高校十三位校级领导在美国考察时遭遇车祸，有一辆车中的七位校领导，只有一位幸免于难，其他六位全部遇难，我硕士导师何云坤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时年三十六岁，担任湘潭大学副校长。何老师是厦门大学潘懋元先生的博士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由于湘潭大学没有教育学硕士点，他便将高等教育研究方向挂靠在历史系下面。因而，硕士毕业之后，我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硕士毕业后，也即2001年，我被分派到湖南省教科院工作。湖南省教科院，与中央教科所、北京教科院等单位的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个单位的定位与取向不一样，从而各自的业务发展方向也有很大的区别。例如，上海教科院，走的是科研道路，而湖南省教科院，走的是管理道路。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在湖南省教科院工作两年之后，我考入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即原来的厦门大学高教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被称为高等教育学的“麦加”，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学习，被称之为“朝圣”。因此，能够成为厦门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我感到非常荣幸，从而也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这三年的学习与生活中，我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勤奋。

这三年，除了修完所有的课程、撰写学位论文外，我公开发表了十五篇论文，并参与了导师的多项课题，其中包括国务院学位办关于国外（境外）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调研的课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攻博期间，我写了大量随笔，三年约有十九万字的较有价值的个人日记。当然，这种随笔性的日记，只能在校园生活这种环境下产生。参加工作之后，我可能没有闲情逸致写这些东西了，也不需要写这些东西，应该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中去。总的来说，我认为攻博的三年，是富有意义的三年，是勤奋努力的三年。

过去的辉煌与成绩，只能代表过去。讲到这里，我想到一位名人的一种习惯。那就是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他有随手关上身后的门的习惯。有一天，乔治和朋友在院子里散步，他们每经过一扇门，乔治总是随手把门关上。他的朋友很是纳闷，问他:“你有必要把这些门关上吗？”乔治微笑着对朋友说:“哦，当然有这个必要，我这一生都在关身后的门。……当你关门时，也将过去的一切留在后面，不管是美好的成就，还是让人懊恼的失误。然后，你才可以重新开始。”

乔治首相的那些话，对我深有启发。我想，不管明天我在哪里工作，不管明天我做什么样的工作，我将以崭新的姿态、饱满的精神投入工作中，认认真真做事，诚诚恳恳待人。我坚信，如果工作是一种乐趣，那么人生便是天堂。

谢谢大家，我的介绍完毕。

（2006年8月1日）

【注释】

[1]当初，准备从两个大的方面来作自我介绍。一是大学以来的基本经历及主要成绩；二是想说说自己这个学期的求职历程及与《中国教育报》的巧遇，这是受某位记者的一句话（李总认为这个时候可能没有很优秀的学生了）启发而产生的想法。但是，到了面试门口时，有人提醒我，要我不要说去做博士后及与江西签约的事情。因此，我只讲了第一个方面，即个人的经历及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