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讲套话,慎表意见——去北京接课题有感
某日,邬老师叫我去他的办公室,要我去北京参加一个课题研讨会。该会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主办,主要目的是想了解某些国家或地区的研究生专业目录设置,以此作为国务院修订学科专业目录的重要依据。由于邬老师要主持一个重要会议,只能由我一个人代他前往。当我预订机票,并与清华大学联络处取得联系之后,对方认为我一个学生去接课题不合适。最后,由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郑振龙教授带我前往。
上午的会议,由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陈皓明教授主持,国务院学位办公室杨卫主任、王亚杰副主任等领导出席了会议。从会议上了解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调研美国的专业目录;浙江大学调研英国的专业目录;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调研德国的专业目录;哈尔滨工业大学调研俄罗斯的专业目录;清华大学调研欧盟的专业目录;浙江师范大学调研印度的专业目录;西安交通大学调研日本的专业目录;延边大学调研韩国的专业目录;还有复旦大学等学校也参与了这个项目。
各位代表有的做了详尽的准备,有的则是即兴发言。郑院长在会上问我,是否准备了些东西,我说没有,整体讲讲就行。后来我对郑院长说,我可以作一下补充发言。厦门大学最后发言,郑院长作了一个比较宏观的发言之后,我也坐到前面讲了一些。
我说,今天有国务院学位办杨主任、王主任等领导莅临指导,可见这次会议的意义非常重大。杨主任随后笑着说,这些话就不用说啦。然后,我又说邬老师要我代他向各位代表致歉,因为他这几天要主持一个会议,不能赶过来。这时,有代表说我“又来啦”,意思是套话太多了。接着,我从两个层面讲了一下。
第一是传达邬老师交代给我的三点意见:其一是选择中国台湾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是非常好的决策。因为台湾地区专业设置是按西方的模式来进行的,尤其是美国的模式,但是,台湾又是保留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应该说,台湾地区在糅合中外文化的关系方面,很值得大陆借鉴;其二是讲了厦门大学研究台湾地区所具有的优势,主要是讲了厦门大学拥有台湾研究院和教育研究院两个国家文科基地,然后介绍了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情况;其三是讲了邬老师调研的基本思路,即以教育研究院为主要调研力量,准备去台湾地区进行一定时间的考察。这时,杨主任问我,你们有必要去那里调研吗?(当时,我不明白其意思,后来得知课题经费有限,才知道杨主任问这句话的意思。)
另外,我讲了第二个层面的问题,那就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说,在我接受邬老师交给我的任务之后,查阅了一些资料,了解了一些情况。但刚才杨主任、王主任把我那两天学到的东西基本上都说到了。在此,我提一些个人思路。我想,做这个调研,至少有两个步骤,一是摸清国外或地区的研究生专业目录设置情况,二是再把各个高校的调研汇总,综合提出借鉴意见。但是,在我们调研过程中,我想是不是可以采取刚才金教授提出的那种解剖麻雀的办法,以两三所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国外或地区的专业设置,各个高校都不一样;同时,许多高校的专业设置,既不向上报批,也不向上报备,我们很难从教育部或中央教育机构了解他们的专业设置情况。当然,针对有些国家或者地区的高校,我们是能够全面把握整体面貌的,可以综合分析与比较。讲到这里,我说我的讲话结束。
这时,杨主任笑着说:我还没有听懂,郑院长你解释一下吧。郑院长毕竟社会阅历较丰富,镇定自若、平静地说了一些话,大意是“我们主要向大家学习”。
最后,陈秘书长宣布课题的经费以及进程安排。这个课题的经费共二十万至二十五万元,每个高校只有一万至两万元,要求各高校三个月内形成分报告,最后组织人员形成总报告。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杨主任还对课题提出了总的指导思想,即要求我们要先宏观后微观,先数据后分析。
应该说,这次去北京接课题,给我两点启示。第一,在北京工作的同志尤其是中央部委以及清华大学那些学者和领导,比较务实,面对他们,不要过分谦虚,不要太多套话,地方那套要慎用。第二,在没有了解领导的风格以及某项任务的基本情况之前,不要急于表态或提出问题。例如,我提的那个问题,应该说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如果我早知道这个课题经费有限,我就不会那样去提问题,因为根据经费情况,我就已经知道这个课题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就可以判断是实打实地全面详细考察还是提出总体的情况。
(2005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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