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只是我们的备用武器

法律只是我们的备用武器

晚上，我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堂姐的电话，说堂兄在天津建筑工地上出了事，人没了，家里正在租车派人立赴天津。闻此消息，犹如晴天一声霹雳，我一下子慌了神。太突然了！十几天前，我父亲还要他去村党委书记那里盖章。一个身强体壮的男子汉，怎么突然间就从人间到天堂去了呢？利用休息时间，我提前离开会场，来到办公室。趴在办公桌上，由着思绪，眼泪很不争气地溢出眼眶。堂兄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七十开外的父母，下有正在读书的两个孩子，这么一走，如何是好？来不及悲伤，作为堂弟，作为家族中目前有点出息的成员，必须直面厄运，调查伤亡原因，妥善处理后事。

在堂姐将天津那边相关人员的电话号码发给我之后，我马上与包工头邹老板取得联系。他告诉我，我堂兄是在方便时不慎跌下楼去，摔死的。我问，是不是在工地上，是不是在工作时间。他说，是下午四点多发现的，在工地上。有了这两点，再结合家乡其他工友的说法，我已明白，这件事不是去追究他杀的刑事责任，而是人员伤亡赔偿问题。邹老板说，他们已经向公司报告，定性为工伤事故。

根据车况，我最早只能在4月1日下午乘火车去天津。去天津之前，我着手了解该公司的基本情况，并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文件，还通过朋友与同事，寻求法律支援。整整一个晚上与上午，我基本上理顺了思路。

邹老板在电话中提供的公司名称不明确，无法在网上搜集到相关信息。直到我去了天津，才得知为某省汇大劳务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大公司，化名）^[1]。我发现，建筑工程的承包，就像剥笋一样，一层又一层。邹老板从汇大公司揽到业务，汇大公司又从某桥梁公司揽到业务，不知转了多少层，最后才转到中国建筑第二工程有限公司。这起事故，主要责任者在邹老板与汇大公司。那么，能赔偿多少呢？如果定性为工伤死亡事故，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赔偿项目主要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在此基础上，各个地方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形成具体的赔偿条款，而且伤亡者的收入不同、户籍不同，补偿的标准也不一样。按当前天津地区民工的赔偿标准，堂兄的家属只能得到二十万元左右的补助金。而且，汇大公司还必须负全责。但是，汇大公司肯定不愿诉诸法律，走正当途径，因为那样会对其声誉造成极坏的影响。因此，我要取得主动权，争取双方内部调解。

4月2日上午，我赶到天津。下午，公司约定商讨赔偿事宜。汇大公司没有派人出面，只有两位职员旁听，要求邹老板全权代表公司。这一招确实厉害:公司给邹老板定了赔偿上限，自己不出面，由老乡与老乡对阵。邹老板当然要听公司的，一是他要通过公司寻找业务，二是公司还欠他几十万的工程款，三是他曾与公司签订过事故责任合同。公司最多只能赔偿二十万，我方提出六十万，相差巨大，根本没有办法谈妥。我对邹老板说，如果要打官司，那么，这件事情就会闹得很大。第一，家属全部去工地闹事，因为公司管理不善，存在安全隐患，致使人员伤亡，然后约请电视、报纸及网络三路媒体，前来采访，并邀请他们进行深入追踪报道。第二，写成汇报材料，沿着汇大公司的上级公司，一层一层向上反映，直到中建二局。第三，与天津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取得联系，从关心民生的角度，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晚上，邹老板再次与公司交涉，或许正如他所说的，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再不行，只能任凭我方走法律途径了。这一次，公司答应出三十万，他个人出五万，合计三十五万；另外，在天津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他负责。当天晚上，我们没有答应。

当晚，我通过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朋友，帮我联系了天津的好几位律师，已经知道这件事情走法律途径的赔偿上限，外地民工一般不会超过四十万元，大多在二十五万元左右，而且必须负全责。何况，打一场官司，在天津这样陌生的城市，必须准备五万元的成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因此，我们也不愿意走这条路径。3日上午，我再次约见了邹老板，在双方的情理交流中，最后邹老板增加了五千元的补偿。就这样，赔偿一事，总算结束。接下来的，便是签订协议书、殡葬等事宜，我就没有过多地过问了。

3日下午，我特意去了事故发生地点，看了现场。这是正在修建的天津某码头客运大厦，离我们住的地方挺远，岔路又多，难怪许多的士司机都不知道。察看现场，结合堂兄的受伤情况，我可以判断，这是堂兄进入昏暗的小房间方便，后退不小心，倒着跌进没有盖板的坑里，后脑碰到水泥板的沿，从上层摔到几米高的下一层。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则事故，让我深深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在天地之间，人就像一只小蚂蚁，别人一脚都可能随时踩死这个小生命。而且，这种不期而至的灾祸随时潜伏在我们的身边，稍不留神，它便扑向你。因此，我们为了亲人，为了朋友，为了自己的生命，也要好好活着，珍惜生命，远离隐患。

这起事故再次告诉我，法律是我们每位现代公民的必修课，每个现代公民都有可能与法律打交道。就这次事件来说，如果真要打官司，两败俱伤，都不合算。但是，任何一方，都必须预想到这条途径的过程与结果，这样才能在协调过程中取得主动权。在法律面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生命是不值钱的。我的一位从江西农村过来的学生，其父亲骑摩托车，载着一位朋友，被汽车撞着了，两人都在车祸中去世。这位学生，光找关系就花了数千元，有些法官还明着要钱。结果呢？带来两件官司:一是原告，要求车主方赔偿，在律师的帮助下，起诉书才提十六万元的赔偿金，其中包括四万元的精神损失费。事实上，这起车祸，精神损失费一般不超过一万元。而且，车主是否负全责，还很难说。看来，我的学生只能从车主的保险公司获得十万元左右的赔偿金。二是被告，该朋友的家属从保险公司获得的赔偿款略少于学生方，于是把学生方作为被告，推上法院。起诉书下达至今一个月了，仍不见开庭。看来，目前打官司在中国仍是一条漫漫长路。我们既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又要明白法律在中国的生存与适应土壤。

（2010年4月4日）

【注释】

[1]我从天津回来后，再次在网上查询汇大公司，得知这是一家臭名昭著的公司。在网上，当前只有两条记录。一条是北京天元伟业模板有限公司与该公司关于租赁合同的纠纷案，该公司作为被告，提供的公司注册地、营业地、办事机构都不确凿，法院的开庭传票无法寄达，详见〔2008〕大民初字第8317号。二是河北省邢台市清欠办2010年3月26日公布的建设领域不诚信单位名单中，该公司被列入七个被省清欠办清出河北省建筑市场的单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