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书前的话

写在书前的话

二十年前的十二月一日，傍晚六点十五分，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刚坐在餐桌旁，端起饭碗，还没吃上几口，突然感到不适，站起来说了声：我感到难过……便倒了下去，再也没有醒来。真是晴天霹雳！从此我们失去了亲爱的父亲。

二十年过去了，父亲的身影时时伴随着我们。世上万般哀苦事，无非死别和生离。在纪念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不禁回忆起许多往事。

父亲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著名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曾说：“旭麓是可与深交的朋友，可以切磋学问的同道。可以畅谈身边琐细、学术问题直至国家大事。他疾恶如仇，从不阿谀逢迎，从不作违心之言。遇不平事，不管是对自己对他人，辄拍案而起。”我们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虽历经磨难，但忍辱负重，把一切都默默地压抑在心头。在我们年幼时，父母亲很少和我们谈起他们的境遇，我们懂事了，恰逢那场浩劫来临，我们目睹父亲的遭遇。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关进了“牛棚”。与父亲相濡以沫二十余年的母亲身患不治之症，父亲无法照料她；年迈的祖母被遣返回乡，父亲也不能和她话别；一个个子女到千里之外去“插队落户”，父亲也没能相送……噩梦终于渐渐过去，父亲被“落实政策”后，他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精力都倾注在学术、学生和子女身上。他废寝忘食地工作，想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四人帮”粉碎后，父亲的心情大为改观，他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又一个春天，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是，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又使他陷于苦闷之中。不知是他的臧否好恶、坦然可观的性格惹怒了某些人，还是他在学术上取得愈来愈多的成就使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不时有明枪暗剑向他袭来，还制造了许多荒诞事。父亲从一九五五年就开始带研究生，一九七八年后又连续招生了七届，可是，到我父亲离开人世，有些人还不肯把“博士生导师”的头衔授给他。幸好各地学术界的许许多多长者和友人给予了他理解和深深的同情与支持。父亲的最后十多年就是在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中度过：既为日益宽松的学术环境而兴奋，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工作激情；又不时被一些莫须有的骚扰弄得心绪不宁，常常在我们面前倾吐烦恼。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我们国家发生了重大转折。改革开放的大门渐渐开启，学术界也随之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以往的种种观点开始质疑，新的见解层出不穷。勤于思索的父亲的思想从未这样活跃过，他一生中许多重要的文章和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父亲日夜忙碌着，他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不断地思考，写下一篇篇文章，但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培养学生上。在他的案头、床边，总堆着一叠叠学生的文章和书稿，他一遍遍地看，不时找学生来谈话，有时还亲自动笔修改，甚至还帮助推荐给出版社和报纸杂志社。他有自己的写作计划，为了学生，不得不一一推延。我们曾一再劝他，把这些“杂事”放一放，写自己的东西。父亲总是笑笑说，今年再帮他们看一年，明年开始写自己的书。可是，到了来年，他仍然埋首在一叠叠学生的稿件中。

这段时间，父亲尽管为他人、为学生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索。“询问者智之本，思虑者智之道”，他随时把自己的点滴心得记在小本子上。他对我们说：这些将来写文章有用。这一段段话，是他的思索和见解。今天看来，在当年思想的禁锢还未完全打破之时，能提出这些精辟独到的见解，充分显示了他的胆识。在他逝世二十周年之际，重读这些短语组成的《浮想录》，使我们对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此，我们要对父亲的学生表示由衷的感谢。父亲一生培养了无数的学生。他曾说过：子女和学生分别延续着他的生命和学术，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学生胜过子女。事实也是如此，他给我们带来了父爱，但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学生的身上。而父亲的那些学生，至今对我们的父亲念念不忘，秉承父亲的遗志，在学术上作出了愈来愈大的贡献。他们还花了很大的精力，整理父亲的遗著，特别是熊月之、周武、杨国强等人，父亲逝世后出版的一些著作，包括这本《浮想录》，都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

父亲一生简朴，饮食和衣着都很随意，他没有什么享受，甚至还未走出过国门。如今我们都长大成人，过着父母期望我们过的生活，现在我们有条件孝敬父亲了，但父亲已远在另一个世界，无法领受我们的孝心。当年我们经常劝阻父亲喝酒，而今他在另一个世界，完全可以无所顾忌了。每年清明，我们总是买了最好的黄酒，洒在他的墓前，任他痛饮。在那个世界，父亲一定能畅所欲言，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文章。明年清明，我们将会带上这本《浮想录》，送到他的墓前，再次寄托我们的思念。

陈林林　陈　思　陈　克　陈　辛　陈　同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