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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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跟着人的谬误跑,因为他曾经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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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唯物论,在存在和意识的问题上是唯物论,在方法论上却是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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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卡特举行国宴欢迎邓副总理时说:“有四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还是很年轻的。”(《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第一版)“最古老的文化”和“很年轻”的“现代国家”有什么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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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真诚的革命战士来说,还有什么比‘不准革命’,进而被诬为‘反革命’是更大的痛苦、更大的恨事呢?”这几句话反映了成千上万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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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槐(一七八六—一八五八)在鸦片战争时或略后写的《钟馗画像赞》(见《壮学斋文集》)中说:“今有鬼,远出昧谷之西,乘风弄潮,跳踉白日。”并语义双关地说:“人之畏鬼,乘人危疑。”这是“洋鬼子”的最早说法,鬼的人化,鬼是人的奸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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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己还年轻的时候,老的一代好像蛮不讲理;到自己成为老的一代的时候,将发觉新的年轻人也会这样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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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这两句诗是黄遵宪对其《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的自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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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这两句诗形容叶志超从平壤撤退奔回鸭绿江,多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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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以暴力行之,当之者靡;改革靠政令推行,政令之行否在官,而官常常是改革的阻力,所以改革比革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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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别人怎样折磨我,我自己不折磨自己。”某同志做了二十年“右派”,纠正后说了这一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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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防御倭寇的骚扰,上海的城墙,从一五五三年九月开始兴建,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到十一月就完成了,但拆除时,从一九〇六年开始的建议和反建议斗争不算,单就一九一二年七月开始拆除到一九一四年十月拆完的过程来说,竟费时两年又三个月,可见历史的惰性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许多事物的除旧比布新更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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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毛飞上了天,是风吹上去的,不是自己的翅膀飞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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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到中国来,出了许多著名的高僧;基督教传到中国来,只有许多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分子,难道没有一个友好的宗教人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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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一山《清代通史》中的《清代学者著述表》从沈国模(一五七五—一六五六)到刘师培(一八八四—一九一九),共收九百七十人,不仅黄景仁这样的诗人收进去了,而且曾国荃、翁同龢这样的官僚因有诗文集也列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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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的滚滚浪涛,却是发源于青藏高原冰川的涓涓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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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时是大河奔流,有时是峰回路转。人们在“奔流”中既要高歌猛进,又要站稳脚跟,不被浪涛卷走;在“路转”时既要认清去向,又要审势而行,不能停住自己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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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不相信神,但喜欢别人把自己说成神;人们并不喜欢特殊的人,但愿意接受神化了的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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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家写历史剧,既要有历史的真实感,又要有虚构的艺术性,把好人说得更好、坏人说得坏些,才能给人以鲜明的爱憎。历史学家觉得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历史学家只看到历史的一面。但观众确实容易把历史和艺术的加工混在一起,就虚实难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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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这个家伙顶厉害,一不当心就搞出特殊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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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一项具体事物的论点和语言,可能是很准确的,把它扩大到许多事物上去,就会荒谬得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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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都不是外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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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朴素的阶级感情,可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但攻不下科学的堡垒,实现不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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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然物是“上帝”造的以外,其他一切都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产品,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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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许多东西,包括一代一代的人在内都化成了灰烬,只有文物才是永恒的,化石也是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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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的阶级感情通向宗教,而不是通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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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人物的新陈代谢快,事物的新陈代谢却很慢。譬如铁路就争论了二十年;小脚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喊要禁止,可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乡下还在给童女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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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六年冬天,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被救出后,李提摩太对他说:“在我们意见看来,中国需要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一九〇〇年孙中山在横滨,李提摩太路经横滨又向他说不要革命,还是走改良的道路好,均为孙所拒。李提摩太无可奈何地说:“如此看来,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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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要变反对力量为拥护力量,在学术上要排除一切动摇和反对力量的干涉,才能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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