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医改两年间

1.社区医改两年间

■坚守看病难“最后一公里”新医患关系温暖人心

■社区医改“上海之路”：改革需要创新和智慧

■让每个家庭都拥有“片医”政策要突破“最后一堵墙”

坚守看病难“最后一公里”新医患关系温暖人心

□　李蓓　郭娜

今天，你家请家庭医生了 吗？

自2011年起，上海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家庭医生制改革，一群“片医”走进了社区，一种新型医患关系温暖着人心，一座城市的幸福宜居梦想渐行渐 近。

截至2012年，13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向他们的居民推出了家庭医生。目前，已有2277名家庭医生上岗，已签订服务协议的家庭达到161万户，占全市常住居民家庭数的36.5%，签约人数达374万人，占常住人口30.1%。

医生篇

80后小妹：相信理想，未来不遥远

主角：李黎

职业：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

生于1981年的气质美女，干练短发，修长身材。爱工作，爱梦想，渴望当一名受人欢迎的职业家庭医生，纵然时常被误解，年轻的心从不回头和畏惧。相信理想，相信我的未来不遥远。

2011年5月，李黎所在的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上海首批家庭医生制改革的试点。

从那时起，80后小医生李黎开始走出诊室，背上出诊包。也是从那时起，李黎和上海2000多名共同践行改革的家庭医生们，一起奋力在艰难中探路。

理想的种子这样萌芽

李黎毕业于上海交大医学院临床专业，她最终的选择几乎让所有家人、朋友和同学都大吃一惊。“父母全都反对我去社区当全科医生，他们觉得一个正规本科毕业的医学生应该走更有前途的路。”

然而彼时，年轻的李黎早已沉浸在理想绘就的世界中，不能回头。当时的校长范关荣经常给他们介绍国外家庭医生的职业前景。在医学界，范关荣本身就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的言行深深打动着李黎的心。23岁那年，她满怀憧憬来到遵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了量血压、抄药方的日子，梦想着有一天能当个体面的家庭医生。

每敲开一扇门都是如此沉重

2011年5月，上海正式启动社区医改试点，“从现在起，我就是一名家庭医生了。”或许是幸福来得太突然，在配药抄方的琐碎时光中苦苦等待了多年的李黎，以为梦想可以摸得着看得见了，却丝毫没有意料到，这条期待中的路将会走得如此艰辛。

挨家挨户地向居民宣传家庭医生制度，动员大家和自己签服务协议，李黎起初满怀信心，“阿婆，以后你家里就多了一个医生朋友了，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

“无亲无故，我们怎么可能做朋友？”“我到大医院看病，医生都不朝我笑笑，你会接我电话？”“跟你签约了，我还能去别的医院看病不？”“这不会是买断吧？”……意想不到的质疑扑面而来，每敲开的一扇门都显得那么沉重。

理想和现实间的落差把李黎弄懵了。她努力调整情绪，期望用真诚的服务来慢慢打动那些年龄比自己父母还大的病人们。“阿婆，您哪里不舒服啊，跟我说说。”“我就配药，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就行了，我不需要你看病。”这样的尴尬，李黎接连遭遇。改革之初，社区医院仍然无法摆脱“药房”的形象。“我是不是错了？”很多个夜晚，李黎拖着疲惫的身影回家后，忍不住一遍又一遍问自己。

拿到钥匙也赢得了信任

“我每签一份约，就是把心交付出去一回，我对居民的健康负全责，那么居民也会把心交给我，把信任交给我。”

推动签约是个漫长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00多位居民和李黎的团队签了约，因为每一个签约家庭都感受到了李黎这样的家庭医生确确实实带来了便利，一传十十传百，签约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小李医生，就像我的孙女一样，比我儿子还体贴人。”家住虹桥路的80岁吴老太一提到李黎就乐呵。“我第一次看到李医生，觉得这个小青年肯定不灵的，慢慢接触下来，觉得她又耐心，技术又好。不光关心身体，有时候看我心情不好还给我做思想工作，我就盼着李黎搬到阿拉小区来。”吴老太记得自己的邻居起初也不愿意签约，担心一签就被套住了，以后看病没有自由。没想到，有一次生了带状疱疹，李黎马上帮他转诊到长宁区中心医院，事后还每天打电话来询问病情和服药效果。“我年纪大了，走路不方便，每次看病前先给小李打个电话，伊总归讲，勿要紧啊，侬来好了，我等侬。”在吴阿婆眼中，李黎怎么样都好，简直成了小区老人中的“万人迷”。

做了家庭医生后，李黎接触的居民更多了，哪个老人有什么基础慢性病，李黎都记在脑子里，经常打电话或上门询问病情。小区里有个黄阿婆，中风在床，李黎每周上门一次提供服务。起初黄阿婆的女儿每次都要请好假在家等着李黎上门。渐渐地，看着母亲日渐离不开这个长得像邻家小妹般的医生，黄阿婆的女儿作出了一个决定，她对李黎说：“我们家钥匙你拿着吧，以后你就自己过来，我信得过你。”一把钥匙很轻，可是在李黎看来，那是沉甸甸的信任和责任。

永不回头，我的心一如既往

李黎当然也有困惑和遗憾。最近一次同学聚会时，李黎被当年的同班同学、如今三甲大医院的骨干医生们给围住了。

“家庭医生到底是干吗的？”“中国病人这么多，有必要提供这样的服务吗？”那些习惯了在医院里被病人们团团簇拥的同学们无法理解，当医生竟然要上门，要在晚上接病人电话，要做那么多琐碎的健康教育。

而更让李黎感觉到惭愧的是，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是加班加点不分昼夜地辛苦工作，自己的收入甚至不如有些同学的一半。谈到学术，她也对老同学们的科研平台十分羡慕。几乎所有的医学生们都有一些科研情结，然而在社区，想做一些研究课题太不容易了。

李黎并不后悔。“某些方面我比同学更有优势，他们永远只有床号的概念，是铁打的医院流水的病人，而我可以通过几年的干预去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这正是李黎眼中，一个“永远的家庭医生”的核心价值。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她还是会走这条路，这条看似崎岖却充满人情味的从医之路。

病家篇

退休老教师：小病大病都能看

人物：邱家林

身份：高中退休教师

“什么是家庭医生？以前我也不相信，中国人那么多，这个理想太遥远了，怎么可能实现呢？可现在，我一个普通收入的退休教师真的有家庭医生了，一趟开药能开足一个月，转诊到华东医院老便当啊，早签约早享受。”

这是今年76岁的邱老伯的内心感言。

邱家林和陈景瑜医生并不认识。老邱退休前是一所中学的高中地理老师，一直带着毕业班，整日忙得不见人影。退休了，可他舍不得学生，还在给他们上课。日子依然忙碌，身体不好的他每周抽个时间匆匆上医院配点药。他叫得出社区医院里两个经常给他开药的医生姓什么，但只是客客气气的点头之交。发生在江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变化，看起来和他并无交织。

但陈景瑜还是找到了他。2011年，陈医生成为上海第一批试点家庭医生制改革的社区全科大夫，负责管理宣化路西诸安浜社区。“我不认识陈医生，但是她在居委会找到我，叫我签服务协议。”邱老师心里有些七上八下的，可是碍于常去开药的面子，还是签了约。

这一签，邱老师很快看到了新气象：“老早看病是我们等医生，现在医生等我们。”他拿到陈景瑜发的名片，抱着“肯定打不通或者没人接”的心态，拨通了他的家庭医生手机。

电话里，老邱小心试探地表示自己有前列腺肥大，要吃保列治。没想到，陈景瑜很热情地建议，老邱家走到医院要刻把钟，不如直接到他家旁边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点去。他在约定的时间跑去一看，一群病人围着陈医生有说有笑，哪里是冷冰冰的医院，简直像是茶话会。

更让他意外的是，有了这个家庭医生，自己啥时该检查、啥时得开药这些琐事都被医生给管理得井井有条。有一次在学校开完会已经中午12点多，邱老师突然想起药好像吃完了。

正着急时，他就接到了陈景瑜的电话。“邱老师侬今朝哪能没来，阿是生毛病啦？药方我已经帮侬开好了，下午侬直接过来拿药吧。”邱老师问记者，“人家都说医患关系紧张，要是都有这样的家庭医生，哪里还会紧张？”

回想体验家庭医生服务的这2年，邱家林最大的感触是：小病小看，大病大看，找到家庭医生，有病不愁看。

社区医改“上海之路”：改革需要创新和智慧

“中国式”家庭医生制度改革是一个宏伟的梦想，它期许通过改变人们的就医习惯和路径，来解决看病难的沉疴；但与此同时，它不得不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急遽膨胀的人口以及社区中心迁移带来的资源匮乏等现状。解构社区医改的“上海之路”，我们看到了一座城市在改革中的创新和智 慧。

上海之路一

医药费做“减法”　健康做“加 法”

调查样 本：

宝山区顾村大型保障房基地：菊泉新城社区

家庭医生是哪一种医生？他们看病，但更多的时候管理你的身体；他们守护你的健康，更守护着你的医保账户。正在宝山区开展的一场社区医改试验赋予了家庭医生有别于传统认知的全新注解：让家庭医生成为居民的健康顾问，用健康干预来减少居民的发病率——医药费做“减法”，人的健康做“加法”，城区人口在增加，而社会医疗负担总额在下降。这是“中国式家庭医生”的梦想。

 挑战：

大型居住区的“人海 战”

面积达21.6平方公里的宝山区顾村大型保障房基地是“十二五”期间上海最重要的人口导入区之一。

“蜂拥而来的人口，给社区医改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宝山区卫生局局长李士华告诉记者，先期入住顾村的，大多是市区居民，他们曾经在市中心尽享就医便利，他们中占大多数的老人就医需求非常大。“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何书写让群众满意的民生考卷？”这是李士华担任一方卫生主政领导后面临的大挑战。

这同样也是谢延平的心事。她领军下的菊泉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人数总计20名，其中能担纲家庭医生的全科医师只有13名。1比8846，这是社区平均一个家庭医生所面对的服务人口。

 试验：

从摇篮到坟墓：健康服务“无缝”链接

2011年，“金葵家庭医生工作室”在菊泉新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起了招牌，796户首期签约家庭成了他的客户，其中就包括席华。这个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自此成为上海社区医改的一片试验田。

不到50岁的席女士2012年初体检发现糖尿病。她在金医生那里配了两种药以后，并没太当回事，照样想吃什么吃什么，既不约束自己的嘴巴，也没有严格遵守“饭前一粒饭后一粒”的医嘱。一周后，席华电话响了，金医生催她去复诊。一查血糖，竟然一点都没控制住。

“我以为只要吃药就能管住毛病，别的没想那么多。”席华这么说。“控制血糖，用药只有50%的作用，你不把嘴巴管住，药就白吃了。”医患俩整整谈了20多分钟。告别前，金葵说：“从现在开始每天把自己吃过的东西记下来，过两天我会打电话来检查的。”

“我要把你的生活习惯和治疗过程全管起来。”金葵的梦想，是为签约居民家庭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无缝服务。金葵的“客户账本”里，有100多个像席华这样的糖尿病人和300多个高血压病人被列为慢性病管理重点对象。

 数字：

80岁蔡忠飞：每月少跑两回医院

花1元钱做保健预防，能减少7元的医疗费用？这是欧美等早已全面普及家庭医生制度国家的经验。但在中国，像蔡忠飞这样的实在人一开始并不相信，直到他加入了金医生的“慢性病自我管理组”。

“慢性病自我管理组”是金葵苦心“经营”的一个项目。因为一个工作室要管两三千号人，且工作室签约范围即将扩容，他就想到，与其一个人管死，不如和病人互动起来，让他们彼此监督管理，以此增强病人自我保健的意识和能力。

自我管理组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圆桌会议”，一群病情相似的居民和金葵围坐在一起，先是听专家讲课，然后大家讨论定方案。宝山区在上海较早启动区域医疗联合体，每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背后都有强大的二三级医院作为技术后盾。菊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把这些专家请了下来。

今年80岁的蔡忠飞身患高血压、冠心病、痛风和脑梗，此前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医院报到一趟，每次配药花费都超过100元。痛风发作时，脚碰到被子都疼得他涕泪横流。参加了几次自我管理组活动后，上有专家讲规范，下有病友监督，金医生则随时随地跟踪随访。老蔡自从2012年上半年发作了一次后，痛风就再也没有“光顾”过他，血压也稳定在了70/130。老蔡算算账，不知不觉中，一个月跑医院的次数少了两回，医保卡里钱用的速度明显慢了很多。

根据医疗服务的一般规律，当病人的均次处方费用（指平均每次看病所花费的药费）下降时，通常病人复诊率会随之上升，即看病次数会随之增加。而在菊泉这个人口快速导入社区，尽管总体上病人数量每年上升10%，但考虑到其总人口基数的持续增长，其门诊复诊率和均次费用的同时下跌还是让人深思。菊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谢延平介绍，2011年该社区门诊复诊率为2.28，2012年反而下降至2.12；均次处方费用2011年为94.59元，2012年下降至78.12元，下降幅度为17.41%。

上海之路二

打破社区的“孤岛效 应”

调查样 本：

卫生部推进居民健康管理信息化试点区域：闵行区

社区医改，跑得赢服务却跑不赢技术，这是长期以来坊间的一种看法——由于设备、人才、专业上的短板，在偌大的城市医疗体系中，社区医院更像是一座座技术和资讯的“孤岛”。而闵行区正试图破解这种“孤岛效应”。

瑞金医院在闵行组建了医疗集团，将一些专家输送到闵行区中心医院。闵行区还成立了包括影像、心电图等在内的社区会诊中心，解决了地域大、人口多，专家杯水车薪的难题。

一张胸片单的“4公里之 旅”

1月11日清晨，65岁的老孟顶着寒风步行前往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将接受社区老人体检项目。对于这项闵行区政府惠民实事工程，他是既高兴也有疑虑。“社区体检，技术行不行？”

7点05分，老孟拍完胸片。7点12分，严医师写出了老孟的胸后前位摄片报告，但是她并没有立刻交给老孟，而是在电脑屏幕上点击了“提交”按钮。此时的老孟并不知道，他的这张片子将很快前往4公里之外的闵行区中心医院做一次“旅行”，并最终被提交到一位来自瑞金医院的教授手中。

这位来自瑞金医院的教授是张蓓，她另一个身份是闵行区中心医院放射科主任。地处上海西南部的闵行区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快速崛起的经济重镇和人口导入区，但从医疗技术角度来观察，它此前更像是一个信息和技术上的“孤岛”。闵行太大，人太多，十几位来自瑞金医院的专家无疑是杯水车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2009年开始，闵行区先后成立了包括影像、心电图等在内的社区会诊中心。张蓓随即成为区域社区影像会诊中心的负责人。

就在严医师提交老孟报告的同时，张蓓坐在闵中心的社区会诊办公室中，收到了这封需要她做详细审核阅读的胸片图。她定睛看着图，回翻了老孟的疾病史后，在严医师的诊断单上，郑重写上了自己的电子签名，随后发回社区。上午8点28分，老孟拿到了自己的胸片报告，他的家庭医生说，“虽然目前没什么大问题，但是考虑到胸部纹理增多，你又有肺炎病史，以后就要定期来复查。”看到报告上签着张蓓的名字，老孟放心地买菜去了。

每一份报告都要“二 审”

张蓓所负责的北片区包括了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一个拍过X光片的病人图像和初审报告都会在第一时间传送到闵中心。包括张蓓在内，闵中心有12位高年资医生每天排班来社区会诊中心上班，最多的一天他们要阅读600份报告。

一家社区传来了69岁黄云娟老人的胸片，初诊报告上写着“两肺纹理增多”。张蓓翻出了老黄的病史，“急性支气管炎，咳嗽一周”，她沉吟了一会儿，修改为“左下肺明显纹理增多紊乱，炎症可能，请结合临床病史及实验室检查，治疗后短期随访”。看起来两句话差别不大，但在张蓓看来，意义很不同。一些病人肿瘤合并肺炎，在肺炎的掩盖下肿瘤可能被完全忽略，所以短期治疗后炎症消退，建议病人再随访，如果那时纹理仍然很多，就考虑是肺癌。

让每个家庭都拥有“片医”政策要突破“最后一堵墙”

本报历经一个月调查发现，尽管已经接受了家庭医生服务的市民对这一群体高度认同，但在另一面，仍有相当部分市民对社区“片医”缺乏认同感，对社区医疗服务信心不足。我们还发现，要让家庭医生覆盖全市家庭，上海还面临着至少一半的医生缺口。家庭医生的入户，从理想到现实，我们还需要跨过“最后一堵 墙”。

一线实录

压力大收入少优秀人才面临流失

不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临工作压力大、招人难的困境。在青浦区，目前拥有326名社区临床医生，经过全科培训可成为家庭医生的只有162人，面对全区110万常住人口，家庭医生严重不足。浦东新区现有常住人口517.5万，要实现家庭医生全人口覆盖，至少需全科医师2588名，而目前仅有869名，尚缺至少1719人。西南某区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院的人力资源部目前处于“常年招聘”状态，理想状态下他们需要30名家庭医生，而目前把经过转岗培训的全科医生全部计算在内，只有20人，缺口达一半。

来自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的信息显示，目前全市家庭医生的储备量只能服务40%的常住人口，“十二五”期间本市至少还需要2000名家庭医生来补缺。

 原因：

待遇不高晋升缓慢

招人难的背后，是医学生竞相“往高处走”的冷峻现实。同样是经过5年医学本科学习和3年规范化培训，医学生们更愿意选择在大医院担任专科医生，而不是一名收入微薄、社会认同感低的“片医”。

首当其冲的，是收入待遇问题。上海交大公共卫生学院此前一项调研发现，同样的教育背景和工作压力，社区家庭医生普遍收入不高，仅相当于专科医生的一半，财政薄弱地区的家庭医生年收入仅6至7万元，即便是富裕区县一般也就8至9万元，只有为数不多的区收入突破10万元。职业晋升是另一个障碍。按现行政策，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有一个副高职称名额，如果前面聘任的人不退休，就意味着年轻人将长期得不到晋升。一位家庭医生告诉记者，他工作已经15年，过去的同班同学早已在三甲医院升到了副主任医师，而他至今还只是主治级别，“几乎可以看得到20年后自己退休时的样子。”

现场调 查：

病人不愿后代当“片 医”

“如果你家孩子是学医的，你是否愿意他成为一名家庭医生？”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访了五个城区的六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请正在就医的现场病人回答这一提问。有意思的是，受访市民大多对社区家庭医生的服务持肯定、赞扬的态度，但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绝大多数人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部分现场回答摘录：

“没有出路。”

“地位低。”

“做家庭医生就是吊吊针配配药，没前途。”

“能去大医院最好，当家庭医生是不得已的选择，谁不想去大医院啊，赚得多，体面，是好工作。”

“到社区医院当医生觉得可惜了。”

……

问诊专家

改革医保制度为家庭医生注入活力

访问专家：马进，教授

上海市政府医改决策顾问，上海交大公共卫生学院执行院长

现行医保制度束缚了改革

记者：实现家庭医生真正入户，当前最重要的是解决什么问题？

马进：在西方，人们看病必须在家庭医生的诊所首诊，要去上一级的医院转诊，也必须由家庭医生来开具转诊单。这种制度的背后，是体制赋予了家庭医生足够的医疗资源分配权和管理职能，例如公民的医疗保险全权交由家庭医生管理，不通过家医的首诊和转诊，医疗费用就不能获得医保报销。

这些资源是目前上海社区医生所望尘莫及的。由于医保支付方式的限定，上海的家庭医生无法支配更多的医疗资源，更难以对居民医保账户实现管理，因而社区首诊制的优越性难以体现。这个难题需要各个部门共同的努力，而不仅仅是卫生系统一家的事。

转诊面临跨体系之困

记者：为什么市民对家庭医生认同感不够？

马进：目前的现实是，从社区转到二级医院没有问题，特别是医联体内是很畅通的，但是如果是疑难杂症，转到三级医院，这种转诊的数量并不多，或者说这个通道还不是很畅通。究其原因，对转诊的绩效考核目前还不够，也缺乏详细的转诊标准，特别是对于三级大医院而言。他们的病人本身已经足够多了，没有激励机制，转诊动力不足。社区医院和二级医院大多处于同一个区域性管理体制中，资源流动会很通畅，而大医院的补偿渠道是不同的，目前没有更好的政策或制度来缝合这种割裂，所以彼此间患者的流动就比较困难。

绩效工资方案激励不足

记者：提高家庭医生职业的吸引力，难点在哪里？

马进：改革后，家庭医生工作量成倍上升，但根据人保部门制定的事业单位绩效考核方案，收入总盘子是恒定的，奖励了一个医生，就意味着另一个医生只能减少收入。上海要提高家庭医生收入，就必须做增量，而目前缺乏这方面的政策口子。

家庭医生的职业发展也应该有前途。没有前途，就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就没有奋斗。一个同样接受了完整医学教育的人一旦从事家庭医生这一行，应该获得和他去大医院当医生的同学一样的晋升机会。但现在，在社区工作晋级的希望很小，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在晋升的问题上，大小医院要一视同仁，不能按照单位行政级别去定职称额度。也可以给家庭医生增加晋级途径，例如高级社区医务工作者等等。

今年社区医改全面推广到所有区县

访问专家：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

大医院预约平台优先向家庭医生开放

社区医改，无论说得多么轰轰烈烈，关键要老百姓说好才真好。市卫生局局长徐建光近日接受本报专访，对目前社区医改中碰到的瓶颈一一作出回应。他表示，健康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能因为个人的身份差别、财富多寡而影响基本权利的享有。让市民过上更幸福的日子，社区医改目前的状况距离理想状态还有前进的空间。

市民评价决定医生绩效

记者：2013年上海社区医改有什么突破？

徐建光：2011年开始的这2年试点，主要集中在10个区县的部分社区，只覆盖到了部分人群。今年，这项制度要全方位推广，逐步达到全市覆盖。未来，家庭医生将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的形象亮相，成为上海医改的一个主打服务品牌。

今年我们将更注重社区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和考核。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包括，建立全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改革家庭医生的绩效考核体系，根据他们的服务质量、居民满意度和对健康档案的更新、有效利用的程度，来确定政府经费怎么投、投多少，也就是政府将向他们购买服务。这样做将对家庭医生的服务有质上的改变，如果服务不好，他就可能得不到拨款，发不出工资奖金。

打造分级转诊“无缝 链”

记者：对于市民反映的双向转诊渠道还不是完全畅通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新的政策？

徐建光：目前，在各区县范围内，已基本实现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区域二级医院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畅通转诊，下一步，市卫生局、医保办、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等部门将搭建全市所有医疗机构与家庭医生互联互通的市级转诊平台，通过信息化整合各级医疗资源。我在这里承诺，市级医院，哪怕门诊和床位再紧张，它的预约诊疗平台资源都要优先向家庭医生开放。只要是家庭医生开具的转诊单，在大医院要确保有优先权。尤其在医联体试点区域，医联体内部以家庭医生为核心的有序诊疗机制今年要确保稳固建立，要打造医疗服务的无缝保障链。

用资源和制度来留人

记者：家庭医生留不住、人难招，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如何破解？

徐建光：今年，最重要的是要让家庭医生成为上海优质医疗资源的“掌权者”和“支配者”。市级大医院的热门专家预约号、住院床位、转诊通道，这些都要优先向家庭医生开放。要让市民真正感觉到，签约家庭医生和不签约，在就医的便利度、准确性上就是不一样。

当然，我们还要提高家庭医生岗位的“含金量”，从源头上提高这个职业的吸引度。具体举措包括：保障收入待遇；在户籍、编制、生活保障、社会荣誉等方面进一步制定优惠倾斜政策；优化发展前景，对职业晋升制定优先原则，提高中高级岗位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