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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前村纪事

时间:2023-01-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十亩池的拥有者,是石前村上的首富,村人们习惯称这些人家为“火墙里”,称十亩池为“火墙里的十亩池”。石前村唯一的众家河埠,就坐落在这只小浜兜的浜底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石前村,仅36户151人。在石前村居住的36户,除顾瑞贤一家以开棺材铺为业外,其余的35户,均以农业生产为主。无官石前村,个个平民相。

石前村纪事

水珠

石前村的方位及户主

石前村,水乡崇贤下属的极其普通的一个自然村,坐落在崇贤南端,因村后有一块大石头而得此村名。

拥有38.62平方公里区域面积的崇贤,河道纵横,贯穿整个崇贤南北向的主河道就有五条,从东至西分别是沿山港、斜桥港、石前港、沾桥港、京杭大运河。石前村就坐落在崇贤五条主河道居中的那条石前港东旁边。

新中国成立初期,崇贤通达外埠的主要交通要道有两条,一是崇贤东端的320国道,另是崇贤西端的京杭古运河。320国道与京杭古运河的距离约5公里。石前村距离古运河2.5公里,距离320国道也是2.5公里,可见,石前就在这一河一路的中间地带。石前村东面的村坊叫卧龙浜,西面的村坊叫丁家村,北面的村坊叫石后圩,南面的村坊叫施家路。

老早以前,石前村村中有一条石板路,它向西通往古运河,向东通往320国道。这条石板路,石前人称它为大路。其实大路并不大,仅一两米宽,其间路旁还伴有桑树和果树,真正供人行走的路面十分窄。石前人若有事去运河边的俞泾渡乘轮船或沿320国道去临平,必走这条大路;外地人若从俞泾渡上岸,前往前村方向的,往往会在石前村的农家讨碗茶水喝喝,途中歇一歇。

水乡河多,自然桥也多。从俞泾渡到320国道这条大路上,就有六座形状各异的石桥,它们分别是沾驾桥、石前桥、化仁庵桥、前村庙桥、章家桥和大华桥。沾驾桥因传说乾隆爷曾驾临而得名,因而名气最大;大华桥是杨乃武监工造的,最为坚实而美观;化仁庵桥和章家桥,均为“凳板桥”;石前桥和前村庙桥均为拱顶桥。

石前村距离南面的康桥街2公里,东面的前村街1.5公里,西面的沾驾桥街500米,因而,在一般情况下,石前人出街都去沾驾桥街。习惯成自然,过去如此,现在依旧,尽管如今沾驾桥街的市面已不如前村街热闹。

普普通通的石前村少有地标性的建筑物,能称得上“石前地标”的要数那座横跨石前港的石前桥了。石前桥为单孔拱顶石环桥,桥长25米左右,桥宽3.5米,桥高6米,此桥两边各有踏步石阶十三级,桥顶左右两侧均有宽厚的护栏石。石前桥头最“闹猛(热闹)”的时候是夏天的晚上,护栏石上每天坐满前去纳凉的人,有时护栏石上坐满了,后来者就得坐在石级上。从某种程度上说,石前桥头不仅是石前人纳凉的好去处,也是信息的集散中心。

普普通通的石前村也少有闻名坊间的地域景观,值得在这里提一提的,恐怕只有村后的十亩池和村前的石前浜了。

先说十亩池。十亩池顾名思义面积有10亩。当然,值得一说的是十亩池不是因为10亩大而出名,而是因为在十亩池里产出的大红袍荸荠,个头特别大,味道特别甜。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十亩池的拥有者,是石前村上的首富,村人们习惯称这些人家为“火墙里”,称十亩池为“火墙里的十亩池”。老底子的富户都雇有长工和短工。“火墙里”也不例外,长工短工雇有一大帮。荸荠甜,要过年。年脚边,日脚短,夜脚长。长工短工们在十亩池里摸荸荠,摸起来的荸荠,差不多有一小半被长工短工们吃掉了,可见荸荠之好吃。我们小时候,若想吃石前村上最甜的荸荠,就裤脚管卷卷,跳到十亩池里去踏荸荠吃。十亩池里的荸荠特别甜,原以为是田块特别大之故,后来懂事了才知道,是土质特别适合种大红袍荸荠之故。什么叫土特产,“特别”土壤中产出的农产品,才叫土特产。

再说石前村村中的石前浜。石前浜东西向,全长219米。石前浜浜口处稍细一点,约15米宽;浜底头稍粗一点,约20米宽;浜口向东约30米处。北边还有一只小浜兜,浜宽约15米,浜长不足30米。石前村唯一的众家河埠,就坐落在这只小浜兜的浜底头。石前浜虽不大,但在一般情况下,5吨以下的船只均可通航;汛期能通10吨左右的船只。

石前村的农家大都沿石前浜而居,饮水石前浜。

石前村陆姓居多,另有马姓、俞姓、邵姓、李姓、顾姓若干户。陆姓为河南群。证据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陆姓人家的大农具上,如水车、稻桶上都写有“河南群陆某某记”的字样。相传,陆姓人是南宋时期从河南那边迁移过来的。只是传说,无从考证。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石前村,仅36户151人。户主姓名从西到东的排列依次为陆梅生、陆顺法、陆连法、陆有法、陆根法、陆寿春、陆学俊、陆雪其、俞福泉、俞兴标、李寿根、陆林岸、陆根寿、陆贵福、陆文有、陆瑞林、陆寿泉、陆根生、陆玉泉、陆小毛、陆锦寿、陆应岸、陆宝松、陆文虎、陆文连、陆有富、陆寿元、陆阿寿、陆福根。住在浜南的户主分别为邵庆高、陆寿华、陆阿年、顾瑞贤、马富庆、马有根、马松根。

在石前村居住的36户,除顾瑞贤一家以开棺材铺为业外,其余的35户,均以农业生产为主。1951年土地改革时,石前村有可耕地438亩,其中水田面积(含田埂,俗称毛田)403亩,旱地35亩。拥有可耕地30亩以上的有3户,20亩至29亩的有3户,10亩至19亩的有8户,5亩至9亩的有8户,1亩至4亩的有9户,1亩以下的有3户,无田无地的有2户。

土地改革划分成分时,陆学俊、陆雪其、陆文虎等3户被定为地主,富农户无;陆文有、陆文连、陆寿元、陆阿寿等4户被定为上中农(即富裕中农);陆有法、陆锦寿、马松根等3户被定为中农和下中农;其余的26户被定为贫农。

土地改革分配土地时,石前村人均可耕地不足1.5亩的贫农,都分到了土地,有的分到了一两亩,有的分到了三四亩,原先以开棺材铺为生、无田无地的顾瑞贤一家,分到了5亩。石前村进入“耕者户户有其田”的时代。

石前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居住的住房,大都是木结构平房,住楼房的只有“火墙里”两户地主和贫农陆有富家三户人家。贫农为何有楼房?据说,陆有富家原来是一户有15亩田地的殷实人家,造了这三间楼房之后,就造穷了。到土改时,只剩下一个不到半亩的“瓜子”塘。正印证了坊间的一句俗语:买田买不穷,造房要造穷。因为田是活产,房子是死产。

石前村有史以来没出过一个做官的人,不仅是朝廷命官没有,连公务员也没出过一个。近年来,竞选村干部蔚然成风,然而,在张榜公布竞选者的名单中,不见有石前人的大名。可见,石前人官瘾不大。

无官石前村,个个平民相。大家平起平坐,不觉得自己比谁矮多少,不知不觉中一天过去了,一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年年,月月,天天都是有吃有穿有笑的好日子。

石前村的名人轶事

石前村没有官员却有名人。石前村的名人,是坊间公认的,不是哪级组织认定的。

石前村的名人,应首推“甲鱼王”陆根法。

陆根法在十来岁的时候,就成为捕鱼捉鳖捉黄鳝的行家里手。长大成家后,他对捕鱼捉鳖捉黄鳝的兴趣丝毫不减,饭前工后经常将一只只甲鱼、一串串鱼虾或一条条黄鳝捉回家。根法捕鱼捉鳖捉黄鳝多,自然吃得也多,吃多了,就吃出了功夫。一般人吃鱼,鱼刺要从舌头上慢慢舔出来,从嘴里一根根吐出来。而根法吃鱼,鱼刺会从嘴唇两边钻出来,且快而干净,鱼刺不沾带一点鱼肉,因而村里人戏称根法那张嘴里,有一只鱼刺分离机。根法也常为自己吃鱼有本事而自豪。

“甲鱼王”陆根法的成名,是在轰轰烈烈填浜造田的时候。那日,几个填浜造田的毛头小伙子和根法正坐在浜兜边小憩,忽然,那只小浜兜里浮起一串串小气泡,根法见了哈哈一笑,便吩咐一位毛头小伙到浜兜对岸去朝着浮水泡泡的地方抛一块小石头。然后,他卷卷裤脚下了水,双手往河岸边摸索了一阵,前后不到三分钟,一只两斤多重的大甲鱼便拎上了岸。我们问,你为啥晓得甲鱼在岸边了?他说,石头抛下去,甲鱼就会逃,逃到岸边没处逃了,就会拼命往烂泥里钻,这叫“河中抛石头,岸边捉甲鱼”。那个时候,因为根法经常要溜出去捕鱼捉鳖捉黄鳝,因而队里评先进,很少有他的份。

后来,队里干脆放他出去捉甲鱼,捉黄鳝,每天向队里交一元六角钱,给他记10分工分。这样一来,根法真当是如鱼得水,一度成了专门捉鳖捉黄鳝的人。有一天,他在德清县境内的一口野塘里,创造了一次捉起甲鱼17只,大黄鳝32条的纪录。可惜那时甲鱼黄鳝还不那么值钱,根法家的生活只是过得比别人家宽裕些,并没有到吃不完用不完发大财的地步。

捉鳖捉黄鳝并不是一件轻松活,1992年冬天,平时不吸烟、不喝酒、不生病、不吃药的根法,突然病倒了,且病得很重,孝儿孝女已为他备好寿衣,左邻右舍也都来陪夜。在余杭广播电台工作的一位近房侄儿,也匆匆赶回家来最后看一眼根法伯。可当那位侄儿一站到根法伯的病床前唤了一声根法伯,根法伯虽然没有回音,但眼珠还是转了转。于是,侄儿连忙弄来一辆车子,把眼珠还在转的根法伯送进了医院,后来根法伯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好起来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春光明媚,根法扛着鳝锹,锹柄上挂着只大鱼篓,又去捉他还未捉完的甲鱼黄鳝了。不过,这时的根法,半月十天才去捉一次甲鱼、黄鳝,自然不是为了换钱,而是为了寻找乐趣,过一把捉甲鱼、捉黄鳝的瘾。

进入新千年之后,根法也进入了耄耋之年。从那时开始,他很少出门捉甲鱼捉黄鳝了,经常约几个闲来无事的老农,打打扑克,搓搓麻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公元2007年,“甲鱼王”陆根法无疾而终,享年八十七岁。

说过“甲鱼王”陆根法,再说巧嘴马松根。

马松根,原本姓朱。新中国成立前几年,他在石前村陆文虎家做过几年长工。新中国成立后自由恋爱入赘在石前村有田有房的马家,才改朱姓为马姓。因而在很讲究成分的年代里,马松根本人的成分是贫农,而家庭成分是中农。大概是这较为特殊的身份,造就了他这张敢讲真话的“巧嘴”。

合作社化初期的一天,上面派人到石前村来调查农业合作社到底是办好了还是办糟了,要求被调查者要讲真话,声明一不扣帽子,二不打棍子。可找了好几个石前人,都不肯说合作社好,也不敢说合作社不好。找到松根后,他直说,不好!问他为什么不好,不好在哪里。他说,大家到田里去干活——出门像条虫,收工像条龙,干活磨洋工,你穷我穷大家穷!

有一年年底,有人问松根分到了多少钞票,他就随口答道——日做夜做没得歇,铁耙做得银子式,钞票分得三块七,卖了蜡台过大年。

这一次,石前有人打了小报告,这话一传传到一位南下干部的耳朵里,说松根对现实不满,是右派言论。到了石前一查,松根是长工出身,文盲一个,右派分子的帽子戴不上,就挂了他一天的饭篮(公社大食堂不给他饭吃)了结了此事。

由于大字不识一个的马松根能把很难说明白的事三言两语说得明明白白,石前人就给了他一个“巧嘴马松根”的雅号。松根对这雅号不仅不推辞,且有点洋洋得意,他似乎觉得不随时随地“巧”上几句,便有负于送雅号的石前人。因而,经常不断地有与时俱进的顺口溜从他口中“溜”出来。比如,分田到户之后的有一年初夏,晚稻种子刚下田没几天,老天爷整整下了一夜大雨,把刚出土不久的晚稻秧苗没了个头。天亮之后,打水员跑到抽水机埠上去抽水救苗。谁知抽水机埠上的马达被人偷走了,洪水无法抽了。种田人都晓得,刚出土的秧苗不能长时间淹在水下。救苗心切,无奈之下,为排秧田水,有的人拿了料勺,有的拿了脸盆,有的一边排水一边骂偷马达的小偷不得好死,有的埋怨老天爷早不下迟不下,偏偏在秧苗刚出土的节骨眼上下大雨。这时,巧嘴马松根发话了。他说——分田到户是好事,天要下雨是常事,干部不顾田头事,一场大雨出大事。

说罢巧嘴马松根,再说老板俞庆法。

俞庆法,俞福泉的三子。俞庆法是随着他一手创办的崇贤纺机厂的成名而成名的。

1968年,从部队复员回到石前不久的俞庆法,被当时的崇贤公社选派去负责一家社办小厂——崇贤农具厂。从此,他带着六位民间手艺人,开始探索乡村工业之路。至1986年,由崇贤农具厂更名为崇贤纺机厂,年获利突破500万元大关。当时的500万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崇贤乡村工业的半壁江山。为此,余杭县委县政府破天荒地在一家企业——崇贤纺机厂召开了庆功大会,奖给崇贤纺机厂“开拓前进,再上水平”大红锦旗一面。

石前人佩服俞老板,不仅因为他工厂办得好,还因为他钱多不离农民本。养猪养羊,是农家传统产业,不少还不那么富裕的石前人,已过早地丢掉了这一传统产业,但老俞家在20世纪90年代仍饲养着两头大绵羊,老俞家中有5亩多田地,一些务工经商的农民,大多把土地丢在一边,任其处在不加管理、粗放作业的半抛荒状态,而在1999年,崇贤镇最高的高产田,就出在老俞家,经镇农办验收,晚稻亩产高达640公斤。

1998年,办厂种田都获得高产的俞老板,被浙江省人民政府评为劳动模范。这是迄今为止,石前人获得的最高荣誉。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石前、崇贤,甚至余杭、杭州,他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人们在谈论他的时候,往往会把他的名字和他的企业联系在一起,名曰“纺机厂的老俞”。石前人、崇贤人这样称呼他,既是对他的一种尊称,也是对他最好的犒赏。在崇贤,从种田农民转变为企业老板的人数以千计,但名字能够长久地和他的企业名称联系在一起的人却屈指可数。俞庆法便是其中的一位。

纺机厂的老俞,在漫漫的创业路上,风雨兼程四十余载。他饱尝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欢乐的同时,也经受过“久合必分”“从大到小”的痛苦。纵观俞老板的创业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成也纺机,败也纺机。关键时刻他若不抱住纺机不肯放,或许纺机厂的结局不会是“从大到小”。当然,从小到大也好,从大到小也罢,这些都只是说明老俞在创业途中有过那么一段曲折的经历,丝毫不损他崇贤纺机第一人的形象。他在崇贤乡镇工业中所做出的贡献,仍铭刻在石前人的心中;他在崇贤工业中的历史地位,更无人能替代。

已在天堂的俞老板,安息吧!

解读石前村

新中国成立初期仅36户的石前村,至2013年春,已增至89户,60年约增长至原来的2.5倍。农户数的增长,很好理解,属“树大分叉,人大分家”的正常现象;石前村家庭人口的增长速度要比农户的增长速度快一些,已由解放初期的151人增至438人,60年约增长至原来的2.9倍。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实施了三十几年,石前人也从被动到主动地执行了三十几年。一对夫妇只生一个了,为何会有这样的增长速度呢?“五一”节后的一天,石前人挤在一起在石前一户农家吃喜酒,席间的边喝边聊,聊出了一组令人费解的数字:2000年至2012年,已有43位姑娘或小伙婚嫁到石前村,而在这些年中,石前村外嫁的姑娘仅4位,小伙一个也没有。其中有一位外嫁的姑娘,婚前还有个约定,男家女家轮流住,出生的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第二个孩子随母姓,因而,只能算“半嫁”。也就是说,新千年以来,石前村婚嫁进出的比例应是43∶3.5。而这之前,比例是27∶29。

1951年土地改革时,石前村有可耕地438亩,除去田埂、旱地,可种水稻的水田有356亩。田多地多,既是石前的优势,也是石前村的特点。

石前村的优势和特点,给石前人带来了诸多艰辛,也带来了诸多欢乐。田地多,农活多,吃了二月二的青塌饼,石前人驮蓑衣,戴笠帽,晴天落雨都要出门,天天过着“出门鸟叫,进门鬼叫”的日子;“双抢”期间掼稻掼到天黑,拔秧苗拔到半夜是常事。田多地多的石前村,自然也有风风光光的时候。当四邻八乡还在饥饿线上挣扎时,石前村已在崇贤粮站的指导下,在村中建起了一座可藏粮15万斤的储备粮仓库,几年之后,藏在仓库里的储备粮达到11万斤,青黄不接的时候,石前人每年开仓放粮,春天借出一斤夏天收还一斤,从不多要一两。

1984年,发展村办企业方兴未艾,没旱地建厂房了,向阳村先后向田多的石前村征田20亩。那时,说是征用,其实是不付征用费的,每亩每年仅付田租金200元。因为征田是建村办集体企业的,办起来的企业也有石前人的一分子,有没有征用费大家也不太计较。到了1994年,村办企业卖的卖掉,租的租掉,转的转掉,集体企业只剩下了一顶红帽子,石前人才生起气来,要求村里付土地征用费。镇里村里都认为石前人的要求不过分,土地征用费应该付。问题是过了这么多年,按什么标准付?镇村干部邀请了六七个村民代表,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村里已办出征用手续的土地,分征用年份按镇政府出台的征地标准分别每亩付4 000元和每亩6 000元;没有办理征用手续,下征上不征的,继续付租金,租金每年每亩提高到1 000元,之后每亩年递增100元。递增了十几年后,村里才重办了土地征用手续,以53 000元一亩与石前人了结了此事。

2000年和2008年,杭州绕城高速公路和申嘉湖杭高速互通公路先后穿石前村而过,征用或租用石前村土地190余亩。在这期间,向阳造纸厂和一品纺织厂,还租用了石前村30余亩水田,排放工业污水之用;经政府批准,石前村先后有十几亩农田转为宅基地,供8户农户改善住房条件。至2013年夏,石前村可耕种的土地,已减少到不足100亩。而这仅存的百来亩土地,大都已成为排灌沟渠不畅、行载道路不通的劣质田。2012年,陆应岸的长孙陆云根种了三分田慈姑,需水时要不到机埠水,就只好用料勺端水沟里的座底水,他端五百料勺歇一歇,一共歇了四次,端了两千料勺才将三分慈姑田灌上水。2013年6月,时令已到早稻抽穗扬花,晚稻耙地插秧,而在石前,曾经年产早稻谷25万斤的这片土地上,已难觅早稻扬花抽穗的景象,欲种晚稻的田块,也寥寥无几,扑入眼帘的尽是生机蓬勃的野草。古人云:生意兴隆一蓬烟,田庄香火万万年。上了年纪的石前人,似乎也对这一古训产生了怀疑:田庄香火还能万万年吗?

石前村产生较大的变化始于1978年。那一年,石前村村中的那条大路,变成了更大的砂石公路,最具地标性的那座拱顶石前石桥,也由水泥浇制的公路桥替代。

大路变公路的演变中,石前村陆寿元、陆寿华两户农户的六间平房被征迁。那时的征迁叫搬迁,不需要动员,也不派什么工作组,时任崇贤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陈雪昌到石前村走了走,看了看,把生产队长和搬迁户户主从田里叫了上来。入座后,茶一杯,烟一支,陈副书记轻轻松松地把公社党委拟定的搬迁底牌亮了出来:每户补贴搬迁费400元,三个月内搬掉房子让出房基做公路,新的房基地由搬迁户自己挑选。寿华只有一个儿子,选了生产队仓库后面可造三间房的一块白地;寿元有五个儿子,选了白地后面的一块桑树地,拆掉三间要求造六间。书记、队长都说可以可以。茶未凉,烟未灭,搬迁事宜就谈妥了。

石前村另一个较大的变化就是村民居住条件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石前人大都居住在平房里,36户人家只有3户住楼房(阁楼除外)。住房的出面大都为两三间,出面单间和四间以上的很少,主房住草棚的没有。与周边村坊相比,石前人的住房条件,中等偏上。

石前人改善居住条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这期间,石前村有6户人家平房改两层楼房,他们分别是陆应岸之子陆良法,陆宝松之子陆永根,俞福泉之子俞华法、俞庆法、俞寿法,李寿根之子李永法。除俞庆法三间外,其余的均为两间,造价均在万元上下。在之后的十五年时间里,石前村80多户人家户户都有了两层以上的新楼房。

进入新千年之后,富裕起来的石前人开始改建新一代别墅楼,造得比较气派的人家有五六户。之后,因当地政府的总体规划所限制,石前村近十年来没有一户改建或新建过楼房。因而,与周边村坊相比,特别是与绕城公路以北的村坊相比,石前人的居住条件,已降至中等偏下。

再一个是石前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歇,是中国农民的传统生产方式,自然也是石前人的传统生产方式。而如今,不少石前人,早上七八点钟还当半夜里,在原本要出早工、要开夜工的“双抢”时期,如今,有的大白天却窝在棋牌室里搓麻将,更多的是窝在家里看电视和玩电脑。劳动光荣、勤劳致富的观念日益淡化。

老人言:“勤是聚宝盆,俭是摇钱树。”“吃三年烂饭,可买一亩田产”是石前人的传统生活理念。在上了年纪的老年人的印象中,没有随意倒掉的食物。而如今,石前村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吃剩菜剩饭。论生活条件,最穷的人家也比过去的地主人家好。近年来,石前人操办的红白喜事,档次越来越高。吃掉的还是倒掉的多,说得一点也不夸张。国家提倡的“光盘行动”,不仅是讲给公款消费的人听的,也是讲给石前人听的。

原先浜底头五吨农船可调头的石前浜,如今有的地方已造了房,有的地方变了路,更多的地方成了跳一跳能跳到对岸的沟;原先产大红袍荸荠特别大、特别甜的十亩池,如今已成了车流不息的高速公路;石前村南面的施家路,业已消失;站在石前村村口,已能望到高入云端的多高层公寓……

毫无疑问,石前村还会变。变得如何,到时若有机会,再摆龙门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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