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土地观

爷爷的土地观

一

一记小屁股打过之后，我从爷爷唬着的脸上读到了土地之金贵。

那一年，我才6岁。妈妈放在抽屉里用来绣花的一批花样忽然不见了。她怀疑是被老鼠拖走的，就吩咐我将小手伸进老鼠经常进进出出的墙头洞里找找看。于是，我衣袖管卷卷，一双小手在这个墙头洞里摸摸，那个墙头洞里伸伸。不料，一块墙砖掉了下来，里面藏着许许多多张带着“花样”的纸。我将“花样”一张张堆放到桌子上，等待去河埠淘米洗菜的妈妈回家亲我的小脸蛋。殊不料，脸蛋上没得到妈妈的亲吻，小屁股蛋子上却遭到了爷爷的一记打。

一记屁股打过之后，爷爷板着脸对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全家的命根子，是图照！”我不理解图照是什么，但从爷爷唬着的脸上读懂了图照很金贵，跟人的生命一样重要。后来又知道，图照就是土地证，一块土地一个图照，我家有17个图照，共计26．6亩土地。

我8岁那年的农历八月初八，正当大红袍荸荠苗一天开一步、天天在成长的当口，我父亲撒手人间，离我们而去，年仅26岁。父亲一走，原本有田又不缺劳力耕种的我家，一下子就有田缺人种，有地缺人耕。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田地缺人耕种的结果自然是收获越来越少，日子越来越难过。在无米下锅的日子里，有人愿出高价，劝爷爷卖几亩土地度难关，可爷爷死活不肯。他说，田地不能卖，只能租。于是，在邻居有富的牵线下，将坐落在金钱浜、十亩池的7处土地共9亩租给了邻村的丁家，条件是田税归丁家缴，每年缴租米2石，租期为8年。等我长到16岁会种田了把土地还给我家。丁家很善良，说好是每年缴2石租米，开始这两年每年都缴3石。种田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对落难的人更是有爱心。

在我刚满10岁的那一年，“耕者有田”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家乡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我在20多年之后写的一篇小文中，是如此描绘当时家乡农民对土地的深情的：“当村民拥有这方土地时，那股高兴劲儿，老汉阿多至今还记忆犹新。分到土地的人都哄到这里，老年人抓起一把土，笑出了眼泪；年轻人跳啊叫啊闹啊，在草地上直打滚。当时16岁的阿多，就算滚到了水汪潭里还一个劲儿地笑。天黑了，人们还久久不愿离去，怕一旦离去会失去它似的。”

当我刚长到16岁，爷爷正想要还当年租出去的那九亩土地时，有一天早上起来，忽然外面的锣鼓敲得震天响，一打听，说是成立人民公社了，土地归公了。

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分配上是按公社一级核算。这个一级核算，就意味着土地多的生产队，只有多做的份，没有多得的份。我家所在的生产队，19户人家有7户是像我家一样的中农，相比而言，土地要比邻近的生产队多得多。于是有一天，生产队里开大会，有个叫阿九的毛头小伙子说，多做没有多吃，他们不要这么多土地，要求队长向上面提个要求，土地按劳力的多少再分过。在场的爷爷一听他们不要这么多土地，便举起了手中的老烟筒要打阿九。队长连忙说“不去上面提这个要求”，爷爷才收还已举过头顶的那根老烟筒。

大约过了两年，人民公社的一级核算改为以队为单位，三级核算。我们生产队土地较多，做得虽苦，但得的也多了。邻近有不少生产队的温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我们生产队已建起了5间可储藏5万斤储备粮的粮仓库。每到青黄不接时，邻近人多田少的生产队，往往会托熟人前来借储备粮。起初队里有不少人认为，还是不借为好。理由是，我们的储备粮，都是好粮，以防人家还差粮。已是古稀之年的爷爷，虽然早已不过问家里事，更不过问队里事了，但在“借粮”这件事上，他还是提醒我们要善待穷人。于是，队委会开会商量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借出去的储备粮，还粮时请他们代我们缴公余粮，粮食好与差的“娘舅”由国家粮站做，借多少斤就还多少斤。借粮的生产队说了无数遍“谢谢”，而对田地多、劳力紧的我们队来说，也带来不少好处。人家队里缴公粮卖余粮时男女劳力齐上阵，而我们队里只需派一个人去塘栖水北粮站，收收缴公粮的入库单或卖余粮的转账支票就是了。田多粮多的我们生产队，让邻近田少粮少的生产队羡慕不已。

二

老八路托我捎带的一句口信，公社的头儿听后便将原定的7米路基改为4米，惜地如金的老领导让人感叹不已。

20世纪70年代中叶，我这个原来从不离“土”的农民，也经常不断地离“土”。有时去大队、公社开会，有时到县里、市里、省里参加一些创作培训班或笔会，因而也认识了一批文化人。1975年春，原在余杭县（现为杭州市余杭区）文化馆工作的张强生，因需照顾居住在杭城多病的老人，便调到杭州西湖区的文化馆工作。这一年的冬天，他写信告诉我，因老人不喜欢吃冻肉，杭城鲜肉难买，劳烦我来杭州时，顺便带点鲜肉。强生所说的老人，我见过一面，她的大名叫张毅，生于黄湖上街村。据说她从小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在黄湖一带人称“双枪老太太”，新中国成立前在苏北当过县委书记，1949年5月随军进入杭州，先后任杭二棉、杭一棉厂长、党委书记及杭州市委委员。对于这样一位老人的所需，我自然不敢怠慢，第二天早上便到沾桥街上买了一块腿精肉，从俞泾渡乘轮船到杭州卖鱼桥，再转乘电车到胜利剧院，把鲜肉送到环城西路26号张强生的家里。我与张老已见过一面，经强生介绍她已叫得出我的名字。落座之后，她就问我如今在农村忙点啥。我说：“冰冻天早上挑泥做公路，冰化后下午摸荸荠。”她问：“你们农村也有了汽车？”我说：“现在还没有，只有拖拉机。”她说：“没有汽车做什么公路？”我说：“公社干部讲，现在没有，将来会有，这叫一步到位。”她听后，沉思了片刻，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公社干部，土地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也是农民的命根子，公路等有了汽车再做也不迟，现在开拖拉机就行了。”

回家后，我将此事告诉了爷爷。爷爷听后连声说：“是这个理，是这个理！”过后不久的一天，公社赵书记到我们队里来总结粮食高产经验，我就把老八路托我捎带的口信告诉了他。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原定7米宽、可以开汽车的公路，很快改为路宽4米的机耕路。当时两位领导人的惜地如金，至今想来仍让我感叹不已。

三

爷爷86岁无病而终，给他做好坟头，无论是远看，还是近看，都不像坟头，而像一只馒头。

1982年分田到户，我家分到3块水田，共5亩。其中一块是常年积水的低洼田，适宜种当地的特产茭白。于是，1983年早稻收起之后，就在这块低洼田里栽种了茭白，面积有两亩之多。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年风调雨顺，茭白喜获丰收，两亩多茭白卖了3000多元。

生平第一次有了这么多钱，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改善住房条件。宅基选在原生产队用来堆放杂物的一块宅基地上，宅基地东面就是分给我家的一块责任田。因当地有“三间成品，五间成埭”之说，故打算将两间老屋拆了，在新基地上建造3栋两层楼房。殊不料，一量那块北面略大、南面略小的基地，3栋楼房若造在北面正好，若要造在南面还需占用一个五六个平方米的田角。需占用的这五六个平方米面积的水田，虽是分给我家的责任田，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曾见过有人在责任田里建造住房的，我这个拿国家工资的人，自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造吧，建房材料都备齐了，真有点于心不忍。正当我左右为难时，爷爷发话了。他说，“阿松啊，我活了80多岁了，只见过饿死的人，没见过挤死的人。3栋造不下，就造两栋吧。”于是，我听从爷爷，楼房造两间。新房落成后，在多出来的一垄地上，爷爷见缝插针地栽下了7棵葡萄苗。哪知，在新楼房里住了不到3年，亲手栽种的葡萄苗刚开始挂果，爷爷就离开了我们。那时的农村，虽实行了火葬，但还没有存放骨灰盒的安乐堂，在安葬爷爷的遗骨时，我的胞弟和两个堂弟都主张搞得气派点，而我却主张越简单越好。理由是，一生视土地为命根子的爷爷，是不会允许我们为他多浪费一寸土地的。结果，我们将爷爷的坟修成了仅一尺见方，空间刚够藏一只骨灰盒。它的模样，无论是远看还是近看，都不像一个坟头，而像一个馒头。我想，如果爷爷在天有灵，看到我们给他造这么小气的坟，是不会怪罪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