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村徐家浜

大村徐家浜

徐家浜，离我家石前村约有两里地。因我家大姑在新中国成立那一年嫁到了徐家浜，自小我便对徐家浜有了一些很深的印象。

印象之一：徐家浜是个大村坊，它比我家南面的施家路、北面的石后圩、东面的卧龙浜、西面的丁家村大得多，农家的住房从双元浜开始一直延伸至木塘坝桥边，足足有一里路长。住房大多是成埭的，我大姑家的住房就在一个有几十间住房连在一起的长埭头上。

印象之二：徐家浜人讲礼仪、很节俭、很好客。大姑的公公，在她尚未过门的十几年前就去世。那时，尽管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但到大姑家做客吃饭时，她婆婆必陪无疑。说徐家浜人很节俭、很好客，也是从她婆婆身上觉察出来的。吃饭时，她虽不住地夹菜给我吃，但她自己几乎只吃饭，不吃菜；即使吃，黄豆只拣一粒，绝不拣两粒。俗话说得好，勤是聚宝盆，俭是摇钱树，大姑的婆婆孤孀阿娘守儿子，不仅守住了儿子，还守住了20多亩田产和大大小小6间住房，真当是难能可贵，至今想来仍让我肃然起敬。每每到大姑家做客时，她婆婆都给我几只红蛋、几个团子或几张烙饼。实在没有这些时，番薯和芋艿也要给一些，有时甚至连隔壁邻居也给，说是带回去给爷爷奶奶尝尝。但我心里明镜似的——我8岁没了父亲，9岁没了亲娘，已到了爷爷养孙子的困境，“每每给一些”，或许是可怜我这个没有爹娘的孩子，或许是对我陷入困境的家庭给予一点资助。不管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徐家浜人这份善意，我永远铭记在心。

印象之三：徐家浜人有文化，很富有。在我还是学龄儿童的时候，经常走动的亲戚有七八家。从小就爱看书的我，每到亲戚家里，就有一种最好能看到书的冲动。然而，在舅舅、舅公、二姑、继父等亲戚家里，不要说一本书，就连一张有字的纸也很难看到。唯独在徐家浜的大姑家，准能看到书。这是因为，大姑父徐爱法，在那个时候的乡村，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

那年，离我家一步之遥的净头庵里在摆素菜饭，年仅7岁的我便跟着奶奶去吃素菜饭了。在净头庵里看到，除了前去吃素菜饭的大人和小孩，还有七八个身穿长衫的人跪在菩萨面前念经拜忏。奶奶指着其中的一位悄悄告诉我，他就是你未来的大姑父，在他旁边拜忏的两位先生，也是徐家浜人。那时，能跪在菩萨面前念经拜忏的人，村里人都称他们为“先生”。

当然，在大姑家里能看到的书，也就是一些《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之类的脚本和《封神榜》《七侠五义》之类的旧书，但对想看书又看不到书、买不起书的我来说，仍爱不释手。进入20世纪60年代，我有能力买书了，姑父就经常到我家来借书，不仅《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四大名著他都拿去看过，而且不少当代名著如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赵树理的《三里湾》等也借去看过。当他抽空看《红楼梦》的时候，大姑还戏称他回魂18岁了。1991年，农历六月廿日，姑父逝世，我赶去送终时，发现他的床头还放着一本从我那儿借去的、中国著名作家柳青所著的长篇小说《创业史》……

徐家浜村很富有。我大姑家是富农，大姑家的隔壁邻居也是富农。人民公社一级核算的那一年，大姑家的住房成了木塘坝大队的办公用房，大姑家被指定与徐家浜浜东的一户人家合住。搬进去合住的这户人家，也是富农。徐家浜土改时被定为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有30多户，足以说明那个时候徐家浜的富有。其二，家乡有座龙皇圩，北至斜桥港，南到青龙桥港，圩内有1000多户人家，3600亩水田，民国初期有一年发大水，北端的斜桥港大决堤，龙皇圩一片汪洋。1952年，为了提高抗灾能力，政府决定在我家后面开挖一条同家浜，将龙皇圩一分为二。我家房子多，有几个受益村的开河民工中午都在我家埋锅开伙仓，其余村中饭的伙食大多是豆瓣酱炒青菜，唯独徐家浜村民工吃的是油豆腐烧肉。

参加工作之后，去大姑家也就是去徐家浜的次数比以往少多了，若去，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而这“事”，大多是喜事。大姑生了清一色的4个儿子，我父亲过世早，4个表弟结婚，都是我去做代娘舅的，且都从定亲酒吃到启媒酒，再从迎亲酒吃到谢媒酒。姑父手里造了一次房，前后去帮了四五天工，4个表弟分家之后，又各自将平房改成了楼房，帮工虽用不着了，但在上梁大吉的日子，我们全家都赶去吃上梁酒，家住徐家浜的朋友弟兄若有喜事，我也赶去贺喜。徐家浜在我心目中，是个亲近又祥和的地方。

转眼到了新千年，镇里来了一位新镇长。初到时，他东跑跑，西看看，不久，便有了一个新构想，后来，又把这个新构想浓缩为一句新口号，叫作“打造新市镇，建设新崇贤”。初听到这句口号时，我根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以为他是随口说说的，后来听说要在徐家浜征地800亩，才感到“打造新市镇”要动真格了。接着，征地拆迁的宣传工作启动了，印象最深的宣传口号是“先征先致富”。每当听到或看到类似口号时，心里总不是个滋味，似同12月里听到响雷似的。紧接着，打造新市镇的规划也出来了，红线划定在山西桥港以西、石塘公路以南、塘康公路以东、徐家浜鱼塘以北为新市镇首期开发建设区块。这样一来，大姑家的4位表兄弟，除二表弟家在鱼塘南的住房，其余3位表兄弟家的住房和绝大部分土地，都在征用拆迁之列。

古人云，英雄恋故乡，农夫亲故土。一下子要征用那么多土地，习惯于顾前想后的农民兄弟急了：“土地是我们命根子，没了土地，今后怎么办？”负责征地拆迁的官员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你们的观念要转变，现在农产品不值钱，土地先征先致富。”农民说，“这话我们难理解。”官员又说，“上海人有土地吗？杭州人有土地吗？临平人有土地吗？没有土地的他们，生活过得不是比你们好吗？”

农民被问住了。不过，问住归问住，当请他们在征用土地的合同书上写下他们的大名时，他们又犹豫了——今后土地征用费涨了怎么办？

“今后土地征用费涨了就加给你们！”买地卖地心切的父母官不假思索地说。这下，农民兄弟来劲了，就说：“你先写上这一条，签上你的大名，我们就签字。”不可思议的是，官员果真当场写了这一条，并签上了大名。

事有凑巧。时隔不到一年，杭州市政府出台了一个有关土地出让的文件，其中有一条是：绕城公路以南的土地，出让价每亩不得低于16．8万元。这800亩已征土地，正好坐落在绕城公路以南。于是，被征地的农民就拿着文件找签字的官员，要求将土地征用费补足到每亩16．8万元。结果这个官员说：“每亩16．8万元指的是出让价，我们向你们征用的土地是基准价；基准价现在没有变，仍旧是每亩5．3万元。”农民哪里管你什么是出让价、基准价，只晓得你堂堂一位父母官，说话签字不算数，想赖账。于是，不少人便涌到昨天的良田、今天的建设工地上去阻止施工了……

阻止施工，结果以4人坐牢的代价而告终。在阻止施工的人群中，有我年逾古稀的大姑；坐牢的，其中一位是我的表弟……

光阴似箭，转眼到了2007年年底。一生吃穿俭朴的三表弟，突然来到我退休后仍在做点工作的办公室。落座之后，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向我借钱。我问，“要娶儿媳妇了？”他说，“不是。”我说，“不娶儿媳妇借钱干啥？”他说，“土地征用费早就没了，政府给的拆迁安置房是毛坯房，装修时装修材料都是赊来的。年关将至，讨债的人不断，想借一点钱还一部分欠账，以度年关。”下班回到家里，一眼瞥见大表弟神色凝重地坐在我家客厅里看电视。显然，他一定是为什么事特地来我家的。一问，果真有事，事由和三表弟一样，开口向我借钱。不同的是，三表弟的土地征用费是自家人花光的，而大表弟的土地征用费全借给四弟办厂了，结果四弟的工厂没办好，他要用钱，向四弟要，四弟还不上了。

一听到四表弟的小工厂办砸了，猛想起四表弟办厂初期，曾委托我向别人借过一笔钱。四弟很守信用，每年年底，都将这笔钱的利息交给我，支付给对方，因而，对方也没有催他还本金。没了土地的四弟，想来个农业损失工业补。殊不料，不仅没有补回来反而工厂也办不下去了。我想，委托我借的那笔钱，不仅是利息，恐怕连本金也无指望了。于是，仅隔了一天，我就连本带利帮四弟还掉了这笔款。好在数目不大，我还承受得了。

2009年正月初三，我们照例去给大姑拜年，吃饭是在房屋没有被征迁的二表弟家。平素不吸烟、只喝酒的二表弟，敬我们的香烟是中华牌，二表弟的儿子很客气，一支接一支地敬我们的是常人很少见到的熊猫牌。吃饭时喝的是北京红星牌二锅头，连大老板二姑家的二表弟都连声称好酒好酒，喝了一杯又一杯；饭桌上的菜肴可以说应有尽有，有的我都看不出名堂、叫不出菜名。往年这个时候，不管是在谁家吃饭，其余的三位表弟，都会过来敬支烟，打个招呼。可这一年，不知是乔迁新居的三个表弟，离老家有了一段路，懒得过来，还是向在座的几位表哥表弟借了钱而无力归还，无颜见人。我想，无论是何种原因，都不全是他们的错。如今，随着新城的拓展，二表弟家的住房也在2009年底被拆迁了，与二表弟家同时拆迁的在徐家浜有100多户。说是“拆迁”，一度却只管“拆”，不管“迁”。再加之老天也与拆迁户们过不去，2010年夏天37℃以上的高温势头一直不减，立秋过后，还天天35℃以上，一直延续到8月28日。拿了些过渡费借宿在他人家的拆迁户们，有的住在无法安装空调的辅助房内，可想而知那个滋味不好受。这期间，若碰到熟悉的拆迁户们，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他们往往会问我：“老陆啊，你晓得否，我们的房子几时给我们造呀？”遇到类似的场面，我每每会陷入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的尴尬。

盼星星，盼月亮，徐家浜拆迁户们的回迁房，终于在2011年9 月28日低调开工。50多天之后的11月20日，星期日，久雨天晴，阳光灿烂，便和老伴一起到过去的徐家浜，即现在的山西桥小区，看望生活已不能自理的大姑。在回程的路上，特地停下车来，站在新建的大桥上，观看了一下徐家浜回迁房建设现场。屹立在工地上的八台打桩机，虽有五台在作业，但按照国家保障房开工建设的标准，还称不上真正开工。尽管如此，心里还是很高兴。

原来的徐家浜，注定只能在梦中再遇了；期待正在孕育的新徐家浜能早日面世，并能成为众人向往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