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村，一个不收门票的大花园

花园村，一个不收门票的大花园

说到花园村，不能不说花卉苗木；说到花卉苗木，不能不说开创花园村花卉苗木的头号功臣戴银生。

20世纪50年代末，一位落户在仁和夏家桥（花园村的前身）的杭州城里人，在春暖花开时，栽种了夏家桥树有史以来的第一批花卉苗木。两三年后，小苗开花的开花，成荫的成荫。一天，他起了个大早，将栽种在房前屋后的花花草草小心翼翼掘起，然后再用旧报纸、稻草绳将花苗连根带泥一株一株地包住。戴银生偷偷地将这些花苗拿到杭州城里之后，竟能换回了一些花花绿绿的人民币。从这之后，不少乡邻便纷纷效仿，也在房前屋后的杂边地上种花栽苗。殊不知，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栽花种苗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名词，戴银生顷刻间成了身挂苗木，到处游村，逢会必斗的“罪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颇有经济头脑的夏家桥村的干部和花农，及时跳出以粮为纲的生产格局，重操旧业又在房前屋后以及自留地上栽种花苗。当然啰，房前屋后的空地再加上自留地，面积也是有限的，只能是小搞搞，花农称之为“螺蛳壳里做道场”。

夏家桥的粮农真正转变为花农，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当村人说起这一转变时，多次提及在粮田里栽花种苗的第一人——张浩华。

张浩华从18岁开始就从事花卉苗木的生产和经营。1982年，他家分得了3亩多责任田，使有心栽花无地插的他，迫不及待地将一亩多粮田改造成花圃。之后，便有不少人跟着他将粮田造成花圃，不做粮农做花农。

在闲谈中，张浩华还不经意地透露，他的祖父在20世纪60年代，曾担任过夏家桥大队的大队长，与夏家桥栽花种苗第一人戴银生志同道合。可惜，他的祖父生不逢时，无法实现他的愿望。如今，他的孙子张浩华，不仅早已实现了祖父的愿望，成了花园村屈指可数的苗木大户，而且还有了更大的愿望，准备到省外去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建立更大的苗木基地。

2003年4月15日，这是花园村花农们永远牢记心里的日子。这一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风尘仆仆地来到花园村。当他看到遍地都是郁郁葱葱的花卉苗木以及一幢挨着一幢花园般的农家别墅楼时，称赞花园村的干部群众，自主创新精神好，真正做到了“一村一品”。

省委书记的视察和肯定，极大地鼓舞了花园村做大做强花卉苗木的决心和信心，及时出台了扶持开辟苗木基地的相关政策。据有关资料显示，这一年四五月份，花园村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劳力，忙于栽种花卉苗木。栽种花卉苗木的基地，迅速从花园村延伸到仁和各村，有的还走出仁和，租借土地新辟苗木基地。

永泰村的花卉苗木基地，就是在那个时候开辟的，面积有550亩。最大的投资者虽是崇贤人沈洪奎，而在那里负责经营管理、技术指导的，却是仁和花园村沈国华父子俩。据沈国华介绍，那一年，他们在500多亩苗木基地里，栽种广玉兰100余亩，2万余株；大、中、小桂花苗100余亩，1600余株；丁青树苗100余亩，1800余株；此外，还栽种了紫薇5000株，乌球10000株，红枫5000株。

花园村袁金龙，在花园村的苗木大户中，可以说是一位后起之秀。1984年他搞了一阵子花卉苗木后，就转行做建材、装饰布生意。在花园村种植花卉苗木的热潮中，他又回过头来在离家5公里的良渚莫家塘村租借土地85亩，重操旧业从事花卉苗木的生产与经营。

花卉苗木美化城乡这一概念从“耳听为虚”到“眼见为实”，源于新千年第一次做客夏家桥。

夏家桥的村委办公室，坐落在古运河畔三面环水的“半岛”上。低头碧波荡漾，抬头绿树成荫，可谓秀水之地也。但是，最让人流连忘返的，还是它身后那片郁郁葱葱的绿树和含苞待放的月季花。置身绿化丛中的那个心旷神怡那个美啊，至今常在怀念之中。

2011年春，杭州市生态村考核验收组的官员们来到花园村，花园村给他们的第一印象便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大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