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岳父大人

纪念岳父大人

我的岳父离开我们已经6个年头了，每每想起曾经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他的音容笑貌萦绕在眼前，既挥之不去，又有许多怅惘和怀念。

岳父叫柴国祥，生于1935年，终年72岁。岳父一生崎岖坎坷，他15岁参加工作，先当通信员，后在酒泉地区印刷厂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直至退休也没有离开印刷行业。从一般技工干起，工作精益求精、认真负责，虽文化程度不高，但喜爱钻研，对印刷行业从排字、印刷、装订等工序样样精通，在任地区印刷厂装订车间主任时，年年完成任务，被评为先进。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对技术工人实行技术等级评定时，他是全省评定的第一批高级技工之一。他性格刚直、嫉恶如仇，对领导不阿谀奉承，对下属关爱有加，常常因员工的福利待遇不能公正地对待，与厂领导发生纷争，自己生闷气不说，还给自己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

在60年代初，由于全国粮食紧张，酒泉这个地方也发生饥荒，饿死了许多人。为了保全家人的性命，也为了有口饭吃，听说新疆粮食富余，他带着全家人去新疆谋生。最后在新疆西部城市伊犁落脚，在一家煤矿挣钱养家，工作虽辛苦，还能吃口饱饭。我妻子柴红霞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生的。后来伊塔事件发生，为了避免惹上政治因素，又带着全家回到了酒泉，继续在印刷厂上班。在这里有必要把伊塔事件介绍一下，伊塔事件又称“5·29反革命暴乱事件”，发生在1962年的初夏，是指中国新疆约有6.7万中国公民，通过伊犁的霍尔果斯口岸和塔城的巴克图口岸为主的几个重要边境口岸，集体非法越境前往邻国苏联。因此，包括伊犁草原、阿尔泰草原在内的新疆边境地区人口锐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自此时起开始进驻边境农庄和牧场，从事生产活动，并随后在中苏边境一带建立了国营农场，将其作为国防屏障。事件发生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新疆境内的俄罗斯族受到排斥。发生的原因较为复杂，有中国经济困难，苏联方面鼓动的现实原因，也有积累的历史原因。

到了“文革”期间，派系斗争激烈。当年岳父去新疆的时间正好是伊塔事件发生的时期，被造反派污蔑为有判逃苏联的企图，工作丢了，但岳父的人物漫画画得好，就被抽上搞大批判专栏的人物漫画。先是在厂里画，后又到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帮助画全区的大批判专栏。也是在这个期间，岳父有机会结识了当时因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酒泉的著名画家高尔泰。高尔泰，是著名美学家、画家、作家、旅美学者，1935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早年就读于江苏师范学院美术系，先后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兰州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任职，现居美国，为内华大学访问学者，著有《论美》、《美是自由的象征》等作品。那段时间，岳父与高尔泰朝夕相处，很有感情，相互交流画技，并时常带高尔泰到家中做客吃个便饭。高尔泰还专为岳父画了一幅油画，虽没有落款，但内行一看就是出自高尔泰手笔。前两年还有专人前来看画，顺便了解高尔泰在酒泉的情况，以及当年与我岳父柴国祥接触的情况。目前这张画保存于我岳母家中。后来我知道高尔泰是著名的大画家，他的画价值不菲，我就问岳父：“你那时候怎么不让高尔泰多画几幅？”岳父说：“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这幅画也还是高尔泰主动给我画的。”岳父的真诚可见一斑。

岳父生了三个姑娘，待我们几个女婿像儿子一样。我们结婚后，每到星期天和节假日，都要聚在他家一同吃饭。他和面的技术很好，他和的拉条面既拉得长，又劲道，吃起来十分爽口。每当我们聚在一起吃饭时，他都非常开心，主动提出涮洗碗筷，每每想起这些，我就感到很愧疚。他对几个外孙也十分疼爱，时不时领着他们去商店购买价值不菲的变形金刚等玩具，或到公园去游玩各种儿童项目。每到春节期间，领着几个外孙，购买许多鞭炮，每天爷孙几个在外面燃放鞭炮，释放童心，其乐融融。岳父喜欢热闹，只要我们放假在一起，除了吃饭外，还要在一起打打麻将，晚上到外面逛逛夜景，给孙子们照照相。岳父的业余爱好就是照相，为此他在二十多年前就置办了一套在当时较为高档的照相器材，每到节假日，他都领着几个孙子到处照相，现在家中珍藏的许多照片，都是那时候他留给我们的非常珍贵的回忆。

岳父一生勤劳，退休以后，更是闲不住，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主动当了法幢寺的义工，每天顶着刺骨的寒风，骑着自行车去法幢寺干活，风雨无阻；中午在法幢寺吃点斋饭，晚上很晚才回家。他还瞒着岳母，把许多钱捐给了正在修建的法幢寺。他发挥过去的专长，主动无偿地承担了法幢寺各种牌匾、门楹题字的镌刻任务，把长长的牌匾门楹拿到家中，夜以继日地镌刻，弄得家里满地都是木屑，引得岳母不满。我到家中看到了岳父劳动的成果，每个字都苍劲有力，很有美感，再看看岳父的手，沧桑而粗燥，因为长期拿刻刀，手上磨出了老茧，裂开了口子。我不解地问：“你这是图什么？你已是退休的人了，一分报酬没有，你还这么卖命，身体能受得了吗？”他说：“退休了没事，我到寺庙干点活，也算积点德吧。”就这样他把答应给法幢寺干的活，都顺利地完成了。

晚年的岳父身体越来越差，由于长期劳作，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他得了糖尿病综合症，抵抗力越来越差，到后来凡是打针输液的地方，都不愈合，非常疼痛。岳父一生倔强，不愿意住院治疗，每次我们让他住院，他最多住上几天，就嚷嚷着要出院，还尽可能不让我们晚上去陪护，他说我们工作都很忙，不要因为他的病影响了工作。到生命的后期，他对活着又有更强烈的追求和欲望，常自言自语地说：“老天不公，我一辈子善良，没做过亏心事，为什么让我得这种折磨人的病？”我常常无语以对。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岳父去世后，我们都很悲痛和怀念。每年的清明节，我们全家都要给岳父扫墓，以寄托哀思。我儿子姜波，对外公有一份特殊感情，外公去世时，他正在上海读书，没能赶回来，很是遗憾。现在他每年回来，若赶不上祭拜的季节，他都要一个人亲自到外公的墓地去看看，追忆当年外公对他的关爱和与他相处的情景。

岳父当了一辈子的普通工人，他对工作的热爱、对家庭的责任、真诚耿直的性格、不图名利的奉献，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一种财富，值得我们晚辈们追忆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