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的另一面

调查的另一面

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在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下，有了调查，也同样没有发言权。如果非要发言，就难免坏事。

1959年秋冬，各省、市、自治区普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村人民公社发展情况调查，由新华社编辑成两大本《农村人民公社调查汇编》下发，其中包括27个省市区的172篇调查报告，如河南、安徽两省介绍了两个省不同区域、具有代表性的25个人民公社的典型材料，有《吃甘蔗节节甜，上楼梯步步高》《高山飞出金凤凰》《红光万丈照白河》等大唱高调的调查报告，全是歌颂和赞扬人民公社优越性、带来的巨大变化和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方面的材料。

这些调查材料，即使记述的是真的，也是个别现象，而不是当时的普遍情况。1959年的安徽，全省农业总产值23．06亿元，下降到1952年的水平。粮食总产量700万吨，比1958年减产185万吨。而当年征购量为350万吨。当时物资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河南的情况也差不多（摘自2010年6月11日《报刊文摘》）。

半个世纪之后来看这次调查，显然是一次唯上的、不实事求是的、从既定判断出发的调查，是一次不正确调查的样本。调查的缘起，是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对“右倾”的批判，调查的态度是“昂首望天”，而不是“眼睛向下”，调查结论都与中央提出的“发展、健全、巩固”这个主题高度一致。以这次调查作依据，全国继续“反右”，以“错”纠“对”,拖延了解决“大跃进”问题的时机，数千万人被饿死,出现了“人相食”的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正如刘少奇所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之中就有调查之祸。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调查也是如此。同样一件事，调查的人员不同、调查的目的和指导思想不同、调查的方式方法不同，就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调查可能是正确决策的依据，也可能是决策失误的诱因；可能是一种工作方法，也可能是一种政治姿态；可能是实事求是的体现，也可能是想当然的印证；可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也可能是一相情愿的诠释；可指引迷途者走向胜利的彼岸，也可将正常的行路者导入歧途。一句话,调查可能是幸福的天使，也可能是灾难的魔鬼。这里的关键在于——调查的目的是否正确,指导思想是否端正。

如果调查的目的是要证明“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无比正确、无比英明，调查的指导思想是要为“反右”提供炮弹，那么，调查必然是应景式、命题式、求证式、先入为主的调查,调查就肯定被扭曲、被强奸。调查会成为权力的婢女，权力走到哪，调查跟到哪，权力怎么说，调查怎么做；调查会成为独裁者的贞节牌坊，“你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这是大家的调查结论哟”；调查会成为丑陋的遮羞布，通过调查，把脓包、疤瘌等掩盖起来，把强健肌肉和健康体形展现出来；调查是错误的挡箭牌，运用调查的“筛子功能”，把不好的东西筛掉，把成绩保留、放大，用事实证明“大跃进”是对的，用调查为错误正名；调查还是小人整人的暗箭，如文革中“叛徒、内奸、工贼”之类的证明材料就是通过大量“调查”获取的“铁证”。

品质的低下，思想的偏差；唯上的奴性，盲目的服从；思维的杂乱，逻辑的混淆；作风的漂浮，方法的简单等等，都可能得出调查“伪证”。

呜呼！“调查呀调查，多少不义之事假汝而行！”调查之后，误导知多少？决策失误知多少？冤魂知多少？

解难题，做决策，调查不可或缺。但必须明确的是,调查有正确与不正确、有用与无用、有利与有害之分。是有利还是有害，全看调查者怎么调怎么查。

如果不是“正确的调查”,就不如不调查。